“領導干部上講台”的緣起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繼承和吸收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理論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立足中國實際開展了“領導干部上講台”實踐並推動其向制度化、常態化發展。

“領導干部上講台”的動因

辦好干部教育，關鍵在教師。延安時期，黨的干部教育面臨的普遍性問題就是師資緊缺。例如，抗日軍政大學創辦之初，第一期招收學員240人左右，而“全校隻有三個教員”，“必需的教育用品、教材、教員等都貧乏得不堪言狀”。

1938年，曾擔任抗大副校長的羅瑞卿在為紀念抗大誕生兩周年所寫的《“抗大”的過去與現在》一文中指出：“我們的教員困難嗎？但我們卻有了更好的教員，許多共產黨的領袖，他們抽出了不能抽出的時間親自來給我們教課，我們的第一期學生，可以說就是他們所親自教養出來的。”

1939年5月，毛澤東在紀念抗大成立三周年的講話中亦強調：“抗大在其逐年的改良進步中間，伴來了若干缺點，它發展了，但困難也來了，主要的是經費不足，教員不足，教材不足這幾項。”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該決定一開篇就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學校的基本缺點，在於理論與實際、所學與所用的脫節，存在著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的嚴重的毛病。”而解決上述問題的辦法，就是改善教員質量，“凡地委及團級以上干部的教育，應由中央委員及中央各機關負責同志親身擔任指導”。這表明，延安時期“領導干部上講台”，並不單純是干部教育大發展背景下解決師資匱乏問題的策略性選擇，更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要求。

建黨初期，任課教員基本上是早期領導人

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等人於1925年10月創辦的中共北方區委黨校，是黨的歷史上最早創辦的黨校之一。羅亦農任校長，“任課教員基本上都是1924—1925年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回國的中共早期領導人”。中共北方區委黨校的創立在中國共產黨干部教育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其採用的領導干部授課機制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1931年，蘇區中央局黨校成立，時任蘇區中央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的任弼時親自擔任校長，並給學員講授黨的建設相關課程。1933年3月，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在江西瑞金成立。該校的許多課程都由中共中央局和臨時中央政府各方面負責人講授，如毛澤東講授“蘇維埃運動史”，張聞天講授“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劉少奇和陳雲講授“中國職工運動史”，李維漢講授“黨的建設”，成仿吾講授“政治常識”等。其他課程如“蘇維埃建設”，則由中央蘇區有關負責同志講授。總之，開哪方面的課程，就由相關方面的黨、團負責同志授課。上述“領導干部上講台”的實踐探索為延安時期的干部教育積累了重要經驗。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主力到達陝北。11月，中共中央黨校在瓦窯堡復校，后來又多次遷移，多地辦學。中共中央高度重視中央黨校的教學工作，除選派在延安的著名學者如艾思奇、楊鬆、何干之、王思華等到校任教外，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也經常蒞臨學校作報告，圍繞國內外形勢變化及黨的重大方針政策和理論問題展開討論。比如1936年5月21日，周恩來作題為《論中國的抗日人民統一戰線》的報告﹔1936年8月8日，毛澤東發表關於群眾觀點的講話﹔等等。

把“領導干部上講台”上升戰略高度

全面抗戰爆發后，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國共產黨在陝甘寧邊區創辦了多所不同類型的干部院校，這些干部院校基本都沿用了“領導干部上講台”的教學模式。

例如，陝北公學充分利用學校駐地為中共中央所在地這一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一方面經常邀請中央領導人講授時事政治課，“每逢國內外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或發生重大政治事件時，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就到陝北公學來做報告，幫助學員及時掌握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脈搏”﹔另一方面，積極吸納地方做實際工作的領導干部參與教學，如在“民眾運動”“政府工作”等課程中，“請關中分區專員、縣長等來分校作抗日政權工作的報告”，實現了理論教育與實際工作的密切結合。

再如，在延安馬列學院，“教員多為兼職的”，“洛甫等中央負責人也兼課”。而在“教員大部分是各機關兼職工作者”的中國女子大學，則“經常有中共中央負責同志給她們作各種專門的報告，這等於是她們的巡回教師”。

毛澤東高度重視“領導干部上講台”。他不僅率先垂范，親自到延安各學校授課，而且大力倡導這一做法，提出政治局委員都應到各學校講課。

1942年2月20日，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把“領導干部上講台”提高到加強全黨思想政治工作的戰略高度，明確“思想、政治、政策、軍事、黨務五項為政治局業務中心，而以掌握思想為第一項。掌握思想之實施為干部教育，已將黨校改組，中央同志實行教課”。

這表明，這一時期黨在總結馬克思主義教育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了關於加強理論武裝的規律性認識。

做實際工作的領導人上講台

延安大學是中國共產黨在全面抗戰時期創辦的第一所綜合性大學，它同樣採用了由領導干部授課的教學模式。

1944年5月24日，毛澤東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特別指出：“你們的一些課是由邊區政府各廳的負責同志來教的，他們是做實際工作的，你們是學習的，做實際工作的領導人自己來教課，這很好。”“如果哪一天沒有來教課，便將他們的軍，請他們一定來講。”這體現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對“領導干部上講台”的高度重視和不懈堅持。

在延安大學下屬的行政學院，各系主任均由邊區有關部門負責人兼任，如教育系、財經系、行政系、司法系四系的系主任就分別由邊區政府教育廳廳長柳湜、建設廳廳長高自立、民政廳廳長劉景范和邊區高等法院院長雷經天擔任。

這一時期，陝甘寧邊區實際工作部門的負責干部佔行政學院教員總數的92%，佔自然科學院教員總數的69%。而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黨校開設的政策、黨史黨建、文化、理論、游擊戰術等五門課程中，除了低級班的文化課由本校教員授課外，其余課程均由邊區各部門主要負責干部授課。

此外，“領導干部上講台”的干部教育教學模式也延伸到了黨的基層組織建設領域。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各抗日根據地內黨支部教育的指示》明確指出：“為要使支部教育進行得好，教育干部是一個有決定意義的問題。”“如果在黨的領導機關所在地舉辦支干訓練班時，該領導機關的負責同志須擔任教員。”

（摘編自《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報》2022年第6期 朱雪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