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對空射擊手”王文禮的獎章

　　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展品中有一枚獨一無二的銀色五角星獎章，獎章正面是由一架飛機和一支步槍組成的圖案，五角星每個角上刻有一個字，連起來即為“紅軍學校獎”，獎章的背面刻有“對空射擊手”5個字。這正是我軍歷史上第一個用步槍擊落國民黨飛機的工農紅軍學校學員——王文禮當年榮獲的獎章。

　　1930年，中原大戰和湘粵桂邊戰爭剛剛結束，蔣介石便迫不及待地開始調動全國的反革命軍事力量，集中兵力對紅軍進行“圍剿”，規模遠超此前一省或幾省軍閥聯合對紅軍進行的“進剿”或“會剿”。紅一方面軍根據敵我雙方實際，採取誘敵深入等方針，取得一連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對國民黨軍隊造成巨大打擊。加之全國抗日反蔣浪潮的推動，國民黨軍第26路軍在參謀長、中共地下黨員趙博生和重要將領季振同、董振堂、黃中岳等人及中共秘密特別支部的領導下，於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寧都發動起義，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5軍團。出生於陝西西安的王文禮就在起義隊伍中，正式成為一名紅軍戰士。

　　國民黨軍相較紅軍在參戰人數和武器裝備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空軍尤其如此。國民黨軍利用制空權優勢不斷對紅軍進行偵察和追擊，國民黨空軍在“圍剿”中不斷加強力量。據不完全統計，南京政府空軍在5次“圍剿”過程中共出動飛機4000余架次。第三次“圍剿”時，國民黨設立空軍指揮部，轄空軍第1、3、4、5、7航空隊，分駐南昌、樟樹鎮、吉安等機場支援作戰，蔣介石命令5個航空隊出動所有的飛機包圍紅軍、集中轟炸。據國民黨中央航校裡任教的飛行教官回憶，1930年到1931年間，從航空班到筧橋航校所培養的學員近200人，幾乎全部被派往江西“圍剿”紅軍。此時剛剛開始正規建設的紅軍，既欠缺防空作戰經驗，又沒有遠程高射武器，更沒有自己的飛機，防空壓力很大。國民黨空軍不僅在“圍剿”期間給紅軍造成大量傷亡，也對紅軍的日常建設產生較大干擾。

　　王文禮在1932年初進入江西瑞金的工農紅軍學校第三期步兵科學習，他在校期間如飢似渴地研學每一門功課，通過系統學習和軍事實踐，個人政治水平和軍事技術都有很大提高，當年還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7月下旬的一天，王文禮和學校第三期的學員們正在野外進行戰術演習。突然，3架國民黨飛機由遠而近飛來，向演兵場俯沖，對學員進行了密集的掃射和投彈。現場頓時濃煙滾滾、火光沖天，幾名學員當場犧牲，學員們看著死去的戰友們和飛遠的敵機怒火沖天。不一會兒，敵機再次向演兵場俯沖而來，更加肆無忌憚地開始掃射。

　　此時的王文禮抓起一支步槍，向迎面飛來的敵機瞄准射擊，飛機急速掠過，沒有擊中。緊接著，另一架敵機正朝王文禮飛來，王文禮冒著彈雨沉著瞄准擊發，一槍擊中敵機油箱，敵機瞬間冒出滾滾濃煙，一頭栽到地面上，爆炸起火。另2架飛機見勢不妙，急逃而去。演兵場上的學員們跑向起火的飛機，高聲歡呼。更為巧合的是，王文禮使用的步槍是法國造的，而這架飛機也是法國造的。

　　王文禮用普通的步槍擊落空中敵機，這在當時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消息迅速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傳開，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劉伯承也聞訊趕赴現場，大家對敵作戰的信心大漲。為了表彰王文禮的戰功，工農紅軍學校授予王文禮“英雄對空射擊手”的光榮稱號，劉伯承親自主持了表彰大會，號召全體學員向他學習，並親手把這枚銀質獎章戴在了王文禮的胸前。

　　1932年10月，工農紅軍學校第三期學員畢業，王文禮因其出色的學習成績和表現留校任教。1933年，他離校調任福建兵站站長。此后，他又繼續參加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若干戰斗，但無論身在何處、無論是何職位，他都始終將這枚獎章帶在身邊，直至1970年他去世前夕，才把它交給兒子保存。1979年，王文禮之子把這枚伴隨了他父親大半生的珍貴獎章連同工農紅軍學校第三期畢業証書一並捐獻給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王文禮開創了步槍擊落飛機的先例，此后，我軍防空作戰不斷取得新勝利。1933年，中革軍委下設的防空科成立，設計制作高射架和瞄准具，將重機槍改造成高射機槍，培訓了一批掌握防空技戰術的學員。紅軍針對性地進行了對空觀察哨、防空警報信號、對空射擊、掩蔽與偽裝、防空襲夜襲等訓練。紅軍大學還增設了重機槍和防空連，重點傳授防空陣地的選擇與構筑、敵機型號識別以及步、機槍對空射擊等專業知識。后續戰斗中，紅軍屢屢擊落、擊傷國民黨飛機，還抓獲了國民黨飛行員，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敵人不敢再隨意俯沖轟炸。

　　如今，王文禮的這枚獎章靜靜地躺在展櫃中，向人們講述著戰斗年代的傳奇故事。小小獎章，見証了一位普通紅軍學校學員到“英雄對空射擊手”的成長經歷，體現了人民軍隊院校教育為戰育人的成果，更是他所代表的千千萬萬紅軍指戰員英勇無畏、直面強敵、敢於勝利的生動寫照。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