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實際出發探尋革命道路

 全面抗日戰爭時期，由於國民黨頑固派對解放區實行新聞封鎖、進行輿論抹黑，國內外嚴重缺乏對“紅色中國”的真實了解。在此背景下，1944年夏，愛潑斯坦以中外記者參觀團的身份，由重慶，經西安，到達延安。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裡，愛潑斯坦深切感受到，同一國度內國共兩黨的統治區竟有著天壤之別，並認為中國的未來一定是紅色的。深深打動愛潑斯坦的不僅是軍民一家的民主氛圍，自力更生的大生產運動，更包括中國共產黨的有力領導。數十年后，愛潑斯坦在回憶錄中濃墨重彩地介紹了1944年的延安見聞，而使他久久難以忘懷的便是中共領袖的群像，其中使他印象最為深刻的當屬毛澤東，“我在延安訪問過的中共領導人中，最杰出的無疑是毛澤東”。

“個人作風是平易近人、十分簡朴的”

“個人作風是平易近人、十分簡朴的”是毛澤東留給愛潑斯坦的第一印象。在訪問延安前，愛潑斯坦可能設想過初見毛澤東時的場景，但真正見到毛澤東后，他還是為這名中共領袖和整個中共領導層的簡朴所震撼。記者團首次採訪毛澤東的地點被安排在了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大會議室。在這個出台過一系列決定中共命運、民族前途的會議室裡，竟無一件值得稱道的辦公物品，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隻有懸挂著的孫中山、斯大林和毛澤東的畫像，以及毛澤東本人。

在延安期間，愛潑斯坦發現毛澤東平易近人的特點表現在他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生活中，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高級領導干部，並沒有進行過多不必要的限制。在延安遍地黃土的大街上，人們經常可以看到毛澤東在不帶警衛的情況下，同老百姓們進行親切深入的交談。在同人們合影時，毛澤東既不站在中間，也沒有人引導他站在中間，他可以站在任何地方，有時在邊上，有時就站在別人身后。在與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一起用餐時，大家散坐在兩三張小方桌旁，談話很方便，食物也極簡單。當毛澤東聽聞記者團即將離開延安時，毛澤東專門與兩位同事一同到愛潑斯坦居住的窯洞招待所來道別，並贈送了延安石印的帶有毛澤東親筆簽名的照片。這令愛潑斯坦大為感動，一直珍藏至其生命的最后一刻。

毛澤東在工作中也處處彰顯著他平易近人的風范。如在記者團採訪毛澤東的活動中，不僅有毛澤東向記者團作報告，回答記者提問，還安排了單獨談話環節。愛潑斯坦發現，毛澤東在接受單獨訪問時，他非但不設時間限制，甚至有時會連續好幾個小時。毛澤東既接受記者的提問，也喜歡“反客為主”，對記者提出問題，“向他的採訪者提問他們所知道的和心裡所想的事情，以擴大和檢驗他的知識面”。這樣無拘無束地採訪政黨最高領袖的方式，無論對於哪一個記者來說，都是少有的。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澤東待人誠懇、熱情的工作作風。

“在展望發生在中國未來的事件時很准確”

在愛潑斯坦眼中，毛澤東是一位擁有先見之明的偉大領袖，“在展望發生在中國未來的事件時很准確”。如在全民族抗戰初期，毛澤東便成功預見到將有三個戰略階段，並對中國軍隊應在各階段採取什麼樣的戰略戰術進行了科學研判。這些理念為中國軍民指明了勝利的道路。又如，在即將迎來抗戰勝利曙光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創造性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的建國方案，為渴望和平的中國人民指出了正確的前進方向。

在進一步了解中國共產黨歷史特別是毛澤東的個人經歷后，愛潑斯坦發現毛澤東之所以能對革命形勢作出准確判斷，源於他善於做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1927年初，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面臨著國共分裂的巨大風險，毛澤東通過對湖南農民運動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工作，找到了中國革命可靠的同盟軍。愛潑斯坦還發現，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毛澤東形成了深思熟慮的性格特點，他高度關注中國現實狀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當黨內熱衷於談論羅馬、希臘、德國、法國和蘇聯的文化，而置中國革命的特點於不顧時，毛澤東卻始終沒有忘記中國的獨特國情，即中國絕大多數人生活在大城市之外。為此，毛澤東要求黨員干部深入到農村中去向人民大眾學習，從中國實際出發探尋中國革命道路。在革命面對重大風險挑戰時，毛澤東十分強調堅持原則。在中日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以后，無論是在處理西安事變的過程中，還是面對國民黨頑固派的經濟封鎖與武力挑舋，毛澤東都強調從民族大義出發，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策略，堅決避免中國內部的全面沖突，盡可能地團結抗戰力量，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延安是中國未來的縮影”

毛澤東在異常繁重工作中表現出來的從容不迫的狀態，給愛潑斯坦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時毛澤東每天不僅要處理事務性工作，還要進行理論創作﹔既要避免發生內戰，又要促使國民黨更好地對日作戰。然而在如此重壓之下，記者們卻普遍感覺毛澤東在工作生活中“好整以暇”“舉重若輕”。這同國民黨首腦形成了鮮明對比，“在重慶，蔣介石總是在擺架子，顯得不自然、神經質、緊張，說話哼哼哈哈”。他在信中告知了自己的妻子邱茉莉：“我已經實實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國未來的縮影，在下一個十年裡將証明這一點。”

毛澤東知人善任的特點也讓人贊不絕口。當時凡是關注國民黨上層政治的人，都對蔣介石在用人上遲疑、死板的風格略知一二。“蔣經常沒有必要地過問過多的繁瑣事務，事后批評他的指揮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相反，毛澤東則真正做到了用人不疑，給予高級將領充分的處置權。特別是在各根據地交通不暢、戰爭形勢瞬息萬變的情況下，毛澤東既要求八路軍將領嚴格執行黨的方針路線政策，又賦予他們根據實際情況作出具體指示的權力，將一致性和靈活性充分地結合在一起，自主探索符合實際的抗戰方式。

毛澤東出神入化的語言表達藝術令人折服。毛澤東在使用極簡單的方式作宣傳時，不僅可以准確表達關鍵信息，還能使內容增色不少，讓人印象深刻。比如，毛澤東曾以“抓跳蚤”為例，向部隊說明靈活性和主動性在作戰中的極端重要性。“愚蠢的敵人用十個手指來按住十個跳蚤（比喻解放軍的小股部隊），然后我們的主力部隊就可以一個一個地把敵人的‘手指’砍掉。”從類似膾炙人口的講述中，愛潑斯坦深切地感受到毛澤東的思維是多麼活躍，對實際的理解又是多麼深刻，從而更加堅定了他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