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時期毛澤東著作的不同版本

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在黨的旗幟下前進”人民軍隊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主題展覽中，陳列著不同版本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這些著作都出自毛澤東之手。透過這些著作，讓人不由回想起井岡山斗爭時期孕育出的“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終武裝奪取政權”偉大理論。在茫茫的黑夜中，這些理論閃耀著紅色的光芒，照亮了中國革命前進的道路。

秋收起義后，毛澤東率部上井岡山創建了根據地，在這段時間裡，我黨我軍有了不少成功的經驗，但也有失敗的教訓。更嚴峻的是，在白色政權的包圍打壓下，不少人對於紅色政權能否長期存在並發展持懷疑態度。1928年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擴大全會作出的《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斷定中國共產黨進行的游擊戰爭，建立的小塊根據地是散亂的、不相關聯的、必致失敗的，要求中國共產黨“反對對於游擊戰爭的溺愛”，強調要以城市為中心，“准備城市與鄉村相配合相適應的發動”。中國革命到底該如何前行，這個重大的問題尖銳而現實，急需得到回答。

1928年5月，中共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寧岡茅坪舉辦，會上毛澤東作報告，總結了工農革命軍建立井岡山根據地的經驗，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強根據地政權建設、軍隊建設和黨組織建設的任務，闡明中國革命戰爭發展和勝利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初步回答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問題。10月，毛澤東為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起草了決議案，該決議案的第一部分便是《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文章闡述了在四周強大的白色政權的包圍中，小塊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發展的問題，他指出，“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發展，亦必有相當的條件”，其中包括白色政權長期分裂戰爭、紅色政權有大革命的發動和准備、全國革命形勢向前發展、有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存在和共產黨組織有力、政策不錯誤等。11月，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又進一步闡明了“工農武裝割據”存在和發展必須具備的主客觀條件。這些條件包括：有很好的群眾，有很好的黨，有相當力量的紅軍，有便利於作戰的地勢，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這幾篇文章闡明了工農武裝割據局面長期存在和發展的條件，既否認了懷疑紅色政權能夠存在的右傾悲觀思想，又同那種認為可以無條件地在農村發動武裝暴動的“左”傾盲動錯誤劃清界限，將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權三者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結合起來，為之后的理論發展奠定了基礎。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毛澤東總結紅四軍和其他地區紅軍的斗爭經驗，逐步形成了關於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黨的六大后，在國民黨新軍閥混戰的有利時機，各地黨組織發動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權，鞏固和擴大紅軍和根據地。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挺進贛南。在途中，毛澤東和朱德聯名發布了《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布告指出紅軍的宗旨是：民權革命，打倒列強，打倒軍閥，統一中華。布告還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各種政策，主要有“地主田地，農民收種，債不要還，租不要送”“敵方官兵，准其投順，以前行為，可以不問”等。這份布告給沿途群眾播下了革命的火種。

很快，毛澤東帶領紅四軍在閩贛邊廣大地區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創建了贛南、閩西根據地。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提出“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的戰略計劃。同年夏，紅軍游擊戰爭也開始蓬勃發展。湘贛、湘鄂贛、湘鄂西、湘豫皖、贛東北……一塊塊根據地如雨后春筍般不斷開辟建立。到1930年初，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已在全國10多個省的100多個縣創建了大小10多塊根據地。農村游擊戰爭的廣泛發展，有力地顯示了它在中國革命中所佔據的突出地位，也凸顯出城市斗爭始終處於困難境地。實踐表明，中國革命要走向勝利發展的道路，必須把工作重心放在農村。同時，毛澤東把紅軍游擊戰爭的不斷發展和農村根據地的不斷鞏固擴大，與奪取全國革命的勝利聯系起來，開始形成“用這種紅色政權的鞏固和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

1930年1月，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並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他總結各地紅軍、游擊隊、根據地建設經驗，指出：“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不能完成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而朱德毛澤東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無疑義地是正確的。”他還著重指明了農村斗爭的意義，“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這些論述提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從城市轉移到農村上來，在農村地區開展游擊戰爭，深入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和發展紅色政權，待條件成熟時再奪取全國政權的中國革命新道路的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武裝奪取政權學說的重大發展。

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各地武裝起義、創建紅軍和開展游擊戰爭、開創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實踐中，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逐步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正確革命道路，即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終武裝奪取政權。它反映了中國革命發展的特殊規律，指明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唯一正確的道路，標志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即毛澤東思想的初步形成。在這條道路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經過長期浴血奮戰，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掃清了根本障礙。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輯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