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文爾雅詩情濃——毛澤東與民主人士的詩交

毛澤東是縱橫捭闔的政治家，也是獨領風騷的大詩人，他一生與詩詞有不解之緣。他以詩為紐帶，以詩為線索，以詩為載體，廣泛接觸各界人士，留下了很多令人感動、令人振奮的詩壇佳話。毛澤東與柳亞子、郭沫若、羅章龍、周世釗等人之間的詩詞唱和，已經廣為人知。毛澤東與其他諸多民主人士也有過不少耐人尋味的詩詞交往。回顧那些珍聞趣事，既能感悟到毛澤東的政治家本色與睿智，也能領略到毛澤東的詩人浪漫與儒雅。

一、收到詩作：大作誦悉，勝感盛意

世紀偉人毛澤東為后人留下了汗牛充棟的文字著述，而書信是毛澤東著作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與各界人士的往來書信內容豐富，除了聯絡感情、闡述觀點、分析時局等，也會談論詩詞。一些友人在致信毛澤東時，會把自己或他人的詩作寄贈給毛澤東，與他切磋，供他鑒賞，請他斧正。對此，毛澤東總是滿心歡喜。毛澤東為人謙遜，比如，1965年7月26日，他在給郭沫若夫人於立群的信中說：“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你給我的信，以及你用很大精力寫了一份用丈二宣紙一百五十余張關於我的那些蹩腳詩詞，都已看過，十分高興。”他稱自己的詩作為“蹩腳詩詞”，但對別人的作品則夸贊或勉勵有加。

1937年6月25日，毛澤東致信何香凝：“承贈筆，承贈畫集，及《雙清詞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謝。”《雙清詞草》是廖仲愷的詩詞集。1945年12月29日，毛澤東致信黃齊生：“新詞拜讀，勝感盛意！”1950年3月14日，毛澤東致函湖南一師校友蔣竹如：“得示極慰，遲復為歉。惠我瑤章，彌見勤勤懇懇，深情厚意，如對故人。……前復東園兄（即周世釗——引者）請他抄其舊作寄我，未見寄來，卻似乎因此引出了吾兄寄來的許多大作，使我非常高興。韓信將兵多多益善，倘蒙多寄大作（寄重慶詩未收到），極表歡迎。”1950年12月2日，毛澤東致信四川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黃念田：“惠書並承贈黃季剛先生所為詞及先生著作均已收到，極為感謝。”黃季剛為黃念田之父，是音韻訓詁學家和文學家。1950年底，愛國民主人士張元濟得知西藏和平解放，他懷著喜悅的心情多次給毛澤東寫信，並寄去詩作《積雪西陲》、《西藏解放歌》。1951年7月30日毛澤東復信寫道：“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今年四月十五日和五月二十六日三次惠書，並附大作及書一函，均收到了，謹謝厚意。積雪西陲一詩甚好。”1952年5月25日，毛澤東致信愛國民主人士葉恭綽：“數月前寄讀惠書，並附薩鎮冰先生所作詩一首，不久又接大作二首，均極感謝。”1964年3月18日，他致信數學家華羅庚：“詩和信已經收讀。壯志凌雲，可喜可賀。”同一天，他還致信山東大學教授高亨：“寄書寄詞，還有兩信，均已收到，極為感謝。高文典冊，我很愛讀。”1976年2月12日，毛澤東致信復旦大學教授劉大杰：“奉復久羈，深以為歉，詩詞兩首，拜讀欣然，不勝感謝。”

而當別人在作品中對他進行贊美時，毛澤東的態度往往非常低調。抗日愛國將領、詩人續范亭曾寫過一首《贈毛主席》：“領袖群倫不自高，靜如處子動英豪。先生品質難為喻，萬古雲霄一羽毛。”1942年5月14日，毛澤東致信續范亭，叮囑他不要公開發表：“我把你的漫談當作修省錄，但不同意你的夸贊，因為夸得過高過實了。因此我也不把這漫談退還你，目的是使你不能發表，我覺得發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務請不要發表。就你的地位說，發表也有妨礙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時病未能，你的詩做了座右銘。”這充分顯示出毛澤東謙虛謹慎的政治家品格。

二、談詩論詞：有感而發，見解獨到

毛澤東對中國古典詩詞有深厚的研究，但他沒有寫過系統的詩學論著。他的詩學主張，散見於他與友人、子女的書信、談話及有關文章之中。與民主人士談詩論詞，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不乏真知灼見。

1950年3月14日，毛澤東在致蔣竹如的信中寫道：“律詩是一種少數人吟賞的藝術，難於普及，不宜提倡，惟用民間言語七字成句有韻而非律的詩，即兄所指民間歌謠體制，尚是很有用的。弟於律詩不會作而好讀”。

毛澤東從青年時代起就對屈原作品情有獨鐘，不僅自己終生愛讀《楚辭》，還樂於推薦給別人讀。1951年7月7日，毛澤東約周世釗和蔣竹如兩位老同學到中南海做客。談話中，毛澤東提到：“《左傳》、《楚辭》雖是古董，但都是歷史，也還有一讀的價值。”1958年9月，張治中陪同毛澤東視察安徽。毛澤東借來一本《楚辭集注》，問張治中：“你讀過《楚辭》嗎？”張治中回答說：“未讀過。”毛澤東向他推薦說：“這是本好書，我介紹你有空看看。”

1957年6月的一天，毛澤東派人把國學專家和詩人冒廣生接到中南海。他們談古說今之后，話題轉到了詩詞格律。冒廣生提到：“詩變為詞，小令衍為長調，不外增、減、攤、破四法。蜀后主孟昶的《玉樓春》（冰肌玉骨）是兩首七絕，經蘇軾的增字、增韻而成83字的《洞仙歌》。詩詞貴簡練含蓄。孟昶原作本意已足，東坡好事，未免文字游戲。”毛澤東風趣地說：“東坡是大家，所以論者不以蹈襲前人為非，如果是別人，后人早指他是文抄公了。”冒廣生繼續發表他對歷代詞家提倡填詞必墨守四聲的不同意見，說：“拘泥太甚，則作繭自縛。寫詩填詞豈能桎梏性靈，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上鎖作詩囚？宋代是詞的鼎盛時期，那時還沒有詞譜、詞律和詞韻呢。我作《四聲鉤沉》，即在提倡詞體的解放。”毛澤東說：“舊體詩詞的格律過嚴，束縛人的思想，我一向不主張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輩的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樣，不論平仄，不講葉韻，還算什麼格律詩詞？掌握了格律，就覺得自由了。”又說：“冒廣生的著作，我希望一讀為快。”談話間，冒廣生將自己所著的《疚齋詞論》《四聲鉤沉》《宋曲章句》、《傾杯考》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含笑接過，道聲：“拜讀。”

1965年6月20日，毛澤東在上海接見復旦大學教授劉大杰。劉大杰是湖南岳陽人，毛澤東愉快地吟詠了杜甫的詩《登岳陽樓》。他們談到了陶淵明、韓愈、李商隱等。劉大杰詢問對李商隱無題詩的看法，毛澤東說：“‘無題’詩要一分為二，不要一概而論。”毛澤東還談到了李商隱的《賈生》、杜牧的《題烏江亭》：“要多商量，寧肯存疑，不要輕易作結論。真理是越辯越明的。還是要投入到百家爭鳴中去。”1976年2月12日，毛澤東在致劉大杰的信中又說：“李義山無題詩現在難下斷語，暫時存疑可也。”

三、詩詞注解：當注亦注，解疑釋惑

“《詩》無達詁”，語出董仲舒《春秋繁露·精華》，本意是對《詩經》闡釋不易統一。后世文論家將其演變成“詩無達詁”，指讀者對詩作會有不同解析和感觸。毛澤東熟讀詩論，深諳此理。1975年7月，蘆荻給毛澤東讀了李商隱的《錦瑟》，這首詩很難解，蘆荻請教毛澤東怎麼看。毛澤東說：這首詩為什麼流傳得那麼久，自有它迷人的魅力。不要整天說它是悼死還是托言，怎麼說都可以，總之是寄托了作者內心中的一種惆悵。

1973年7月17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物理學家楊振寧。話題轉到毛澤東的詩詞時，楊振寧說：“我讀了主席的《長征》詩，‘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閑’，特別是‘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我很想去看看。”毛澤東說：“那是長征快完時寫的。講了一個片面，講不困難的一面，其實裡面有很多斗爭，跟蔣委員長斗爭、跟內部斗爭。有些注釋不大對頭。如《詩經》，兩千多年以前的詩，后來做解釋，時代已經變了，意義已不一樣。我看百把年以后，對我們的這些都不懂了。”毛澤東的感慨，表露出一種復雜心理。一方面篤信“詩無達詁”之理，另一方面內心又還是希望人們能夠准確理解他極為珍視的詩詞作品。

對於涉及自己作品的各種注解和評論，隻要不涉及原則和史實問題，毛澤東基本不予置評。但當他發現自己詩作被誤讀或曲解時，毛澤東也並非全不在意。1958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廣州讀到文物出版社的線裝本《毛主席詩詞十九首》，發現有些注釋不正確，他在書中天頭、地腳和標題下的空隙處，鄭重其事地寫下12條1000余字的批注，其中有言：“我的幾首歪詞，發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說對了，一部分說得不對，我有說明的責任。”

1956年12月4日，毛澤東把《水調歌頭·游泳》寄給黃炎培，“錄陳審正，以答先生歷次贈詩的雅意”。黃炎培對“極目楚天舒”句意頗有疑惑，1957年2月11日，毛澤東又致信黃炎培，解釋道：“游長江二小時飄三十多裡才達彼岸，可見水流之急。都是仰游側游，故用‘極目楚天舒’為宜。”

《蝶戀花·答李淑一》發表后，人們對“我失驕楊君失柳”中的“驕”字頗感費解。1963年3月，章士釗在所撰《楊懷中傳》中寫道：“越二十余年，毛公填詞，有我失驕楊句。吾乃請益毛公，何謂驕？公曰：女子革命而喪其元，焉得不驕？”

《七律二首·送瘟神》發表之后，他的老同學蔣竹如對“坐地”、“巡天”的科學性提出質疑。1958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給周世釗的信中，專門作了說明：“坐地日行八萬裡，蔣竹如講得不對，是有數據的。地球直徑約一萬二千五百公裡，以圓周率三點一四一六乘之，得約四萬公裡，即八萬華裡。這是地球的自轉（即一天時間）裡程。……巡天，即謂我們這個太陽系（地球在內）每日每時都在銀河系裡穿來穿去。銀河一河也，河則無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們人類只是‘巡’在一條河中，‘看’則可以無數。”蔣竹如得知后，對毛澤東嚴謹的科學態度和非凡的詩詞想象深深折服。

四、詩有用意：以詩發聲，坦陳己見

1957年1月，《詩刊》雜志發表毛澤東的《舊體詩詞十八首》。1月12日，毛澤東在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中寫道：“這些東西，我歷來不願意正式發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再則詩味不多，沒有什麼特色。”毛澤東不是詩成之后就急於拿去發表，但特殊情況下也有例外。

1937年4月5日清明節，國共雙方同時派代表祭奠黃帝陵。毛澤東親自起草《四言詩·祭黃陵文》。祭文痛陳“強鄰滅德”、“琉台不守”、“人執笞繩，我為奴辱”的民族危亡，表明中國共產黨人“萬裡崎嶇，為國效命”的民族大義，表達“億兆一心，戰則必勝。還我河山，衛我國權”的堅強決心。祭文堪稱是中華民族誓死抗日的“出師表”。

毛澤東在3月下旬就起草好了祭文。3月29日，他致信范長江，稱謂是“長江先生”。信中寫道：“寄上談話一份，祭黃陵文一紙，藉供參考，可能時祈為發布。”落款是“弟毛澤東”。范長江曾在1937年2月以《大公報》記者身份到西安和延安採訪，和毛澤東有過深入接觸。毛澤東比范長江大16歲，卻自稱為“弟”。《大公報》是當時國內非官方的最大媒體。毛澤東想在該報上發表祭文，借此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但人們最終還是通過延安《新中華報》4月6日的《蘇維埃代表林伯渠參加民族掃墓典禮》的消息看到這篇祭文。

1936年11月23日，國民黨逮捕了領導救亡運動的李公朴、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王造時、沙千裡，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李公朴夫人張曼筠憤然提筆，在冊頁上畫了一幅大氣磅礡的《長城圖》。幾天之后，她帶著冊頁去蘇州探監。沈鈞儒在冊頁上題詩一首：“是墨知還是血耶，關城凌紙起谽谺。龍沙萬裡金戈夢，痛苦年年望老家。”鄒韜奮寫下“還我河山”四個大字。沙千裡寫了“在羈押中屢聽公朴兄高歌《義勇軍進行曲》，激昂慷慨，悠然神往”，並題贈“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一句。章乃器、王造時也都在冊頁上題了詩句。

1938年11月24日，李公朴和張曼筠夫婦一行抵達延安。第二天晚上，毛澤東特地到住處看望他們。談話間，李公朴拿出張曼筠的畫冊，請毛澤東題字。毛澤東揮毫題寫了《清平樂·六盤山》。“不到長城非好漢”，毛澤東的詩與張曼筠的畫相得益彰。這一冊頁薈萃了諸多名人的詩書字畫，可謂是彌足珍貴。

1945年7月1日，黃炎培和幾位參政員由重慶飛抵延安。初到延安，黃炎培感覺看到的每一件事都非常新鮮。次日下午，黃炎培一行到楊家嶺拜會毛澤東。毛澤東的會客室牆壁上挂了一幅沈鈞儒次子沈叔羊的畫作，畫有酒壺酒杯，上寫“茅台”二字。畫上還有黃炎培題寫的一首七絕：“喧傳有客過茅台，釀酒池中洗腳來。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飲兩三杯。”當年紅軍四渡赤水時，曾路過茅台。國民黨報紙誣蔑紅軍在茅台酒池中洗腳、洗澡，黃炎培賦詩調侃恥笑國民黨。1943年，沈叔羊為父親“畫以娛之”，他請黃炎培題字。時值國民黨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黃炎培直接把那首《茅台》詩題在畫上。事隔多年，黃炎培在毛澤東處見到自己的舊作，而且還保存得如此完好，他喜不自勝，一股知遇之情油然而生。毛澤東如何獲得此畫，不得而知。在隨后的交談中，黃炎培完全敞開心扉，成了共產黨的真誠朋友，甚至影響了他后半生的人生道路選擇。

（作者系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副院長、教授）

（來源：《中國政協》2023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