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眼中的毛澤東“歷史上最大的人民救星”

毛澤東一生結交過不少國際友人，美國著名作家和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是其中之一。1936年，斯諾越過國民黨重重封鎖，冒著生命危險進入陝北蘇區，對紅色區域進行了為期4個多月的採訪。在此期間，斯諾如願見到了毛澤東，二人多次通宵促膝長談。之后斯諾於1939年到延安再次訪問毛澤東。新中國成立后，斯諾於1960—1970年間先后三次來華訪問，每次都受到毛澤東接見。根據歷次訪問所搜集的一手材料，斯諾相繼寫成《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書名為《西行漫記》）、《為亞洲而戰》、《大河彼岸》等報告文學巨著，詳細介紹中國革命和建設情況，其中多次提到毛澤東，稱他為“歷史上最大的人民救星”。因此，斯諾被贊譽為“最了解中國和毛澤東的美國人”。

儼然一個平常之人

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共宣傳，中國革命的真實情況長期難以被世界人民所了解。在蘇區之行前，斯諾就在思考，作為南京國民黨當局懸賞25萬大洋通緝的頭號“赤匪”，毛澤東那價值高昂的腦袋裡有什麼名堂？他是社會先知還是無知農民？他是否像某些國民黨報紙描述的那樣“殘暴”？

帶著這些疑問，斯諾來到陝北蘇區，在保安（今陝西省志丹縣）首次見到傳說中的毛澤東。乍一看，毛澤東面容瘦削、身材魁梧、鼻梁挺拔、顴骨突出，雙目炯炯有神，還有一頭濃密的黑發，是一副知識分子面孔。盡管南京國民黨當局重金懸賞其首級，但是他卻毫不介意地和路人一起行走、談話，毫不惹眼地坐在紅色劇院的觀眾席間看戲，儼然一個平常之人。隨著交往的深入，斯諾發現毛澤東喜歡憨笑，頗具幽默感，待人接物平易近人，有著中國農民質朴純真的性格。

在保安期間，斯諾還觀察到毛澤東的生活和一般的紅軍戰士幾乎沒有區別。毛澤東和夫人賀子珍住在兩間窯洞裡，遍觀洞內陳設，隻有牆上挂著些地圖，可謂家徒四壁、簡陋至極。令斯諾感到震驚的是，毛澤東做了10年紅軍領袖，千百次沒收地主、官僚等剝削階級的財產，他和夫人的主要奢侈品竟是一頂蚊帳，自己隻有一卷鋪蓋和兩套布制服，佩戴的也不過是普通紅軍戰士所佩的兩條紅領章，完全沒有個人財富。

新中國成立后，斯諾排除美國政府設置的重重障礙，於1960年首次踏上新中國的土地，見到了闊別21年的毛澤東。此時，作為大國領袖的毛澤東身著一套黑灰色便裝，腳穿一雙已經需要擦油的棕色皮鞋，棉布襪子垂在足踝上，奉客和自用的餐食是家常便飯，他“仍然過著較為簡單的生活”。

具有“知識分子素質”

斯諾在其著述中，多次提到毛澤東具有“知識分子素質”。他在青年時期就熱愛閱讀，廣泛涉獵歷史、哲學、政治、文學等領域，“很多次長時間不在公眾場所露面是為了獨自進行學習和研究”，可以說學貫中西、通曉古今，是個卓有成就的學者。

毛澤東愛讀歷史故事。很小的時候，他就讀了《精忠傳》《水滸傳》《隋唐演義》《三國演義》，還被堯舜、秦皇漢武等中國古代統治者的事跡所吸引，並發現這些故事歌頌的都是統治者，而無種田的農民。除此之外，他還喜歡將詩、傳奇、古希臘故事和俄、美、英、法及其他國家的歷史、地理結合起來。

毛澤東熱衷研究哲學。對於斯諾的採訪，毛澤東非常重視，有時甚至取消一些會議以便交談。但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來幾本哲學新書，他便要求改期再談，然后花了三四夜功夫心無旁騖地讀完這幾本書。當然，毛澤東的閱讀范圍並不限於馬克思主義哲學，一些古希臘哲學家和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盧梭等近代西方哲學家的著作也在其關注之列。

毛澤東非常熟悉國際政治。他對英國工黨的政策、美國新政和外交政策、種族問題都頗感興趣，提出的一些問題甚至難倒了斯諾。他對麥克唐納、羅斯福、甘地、尼赫魯、查多巴蒂亞以及其他印度領袖都有研究。斯諾認為，毛澤東當時對歐洲社會和政治，乃至國際局勢，都有實質性了解。

毛澤東並不將其學習局限於歷史、哲學和政治等領域。當時，他對法國女作家瑪格麗特·高捷著作裡的角色金美花夫人（法國古代美人）的性格進行諷刺，使得一個法國訪客大表詫異。因此，在斯諾看來，毛澤東的西方文學知識要比當時任何西方政治家的中國文學知識豐富得多。

“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

斯諾認為，革命運動需要一個領袖在認識未來事物上比任何人都有先見之明，毛澤東就具備這種能力。他曾對斯諾作出一些在當時看來非常荒謬的政治預言，最后卻都實現了。所以，在斯諾印象中，毛澤東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

1936年斯諾到達保安初見毛澤東時，紅軍長征尚未完全結束，黨又剛經歷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當時，“很少人相信共產黨可以存在，更少有人預見到國共會締結抗日聯合戰線”，大多數外國觀察家認為，日本一旦全面侵華，中國將迅速崩潰。

但是，毛澤東告訴斯諾：中國共產黨要求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很快就會實現﹔中國無法速勝，也不會亡國，抗日戰爭“會出現持久斗爭的局面”﹔國民黨中部分人“將出賣中國，變成日本的工具”﹔戰爭結束時，革命力量將發展壯大，“成為亞洲東部的主要力量”﹔最為重要的是，中國將戰勝日本，取得最終勝利。

1939年斯諾再次到達延安時，毛澤東對國際局勢作出預測：《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無關政治立場，只是軍事需要，蘇聯不會成為德國的同盟﹔英國會犧牲中國利益綏靖日本，以避免雙線作戰的壓力﹔當日本勒索到足夠的綏靖，削弱英美在遠東的地位，就會入侵越南、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甚至進攻美國。

這些預言在當時無異於天方夜譚。比如，對於革命力量將壯大到佔領口岸城市，斯諾“常常暗地裡為毛的奢求感到好笑”﹔對於英國綏靖日本，斯諾“斷定他是估計錯誤了”。但是，毛澤東對自己的預言堅信不疑。當然，歷史已經雄辯地証明，毛澤東正確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國內因素，准確描繪出了抗日戰爭的走向和中國革命的前景。

“教條比牛糞更沒用”

斯諾認為毛澤東是一個注重實際、深諳國情的反教條主義者，“對中國大地和在這個大地上生息的人民的了解遠勝於同時代的任何政敵”“比現世任何一國的元首更能了解自己的國家”。

令斯諾印象深刻的是，早在學生時代，毛澤東就熱衷一種“農村漫游”式的遠足。他會在暑假走家串戶，靠幫工換飯吃，有時甚至行乞。隨著年齡增長和革命實踐的開展，他已經行程萬裡，足跡遍及中國農村。所以，不同於中國的一般知識分子，毛澤東對貧苦農民早有了解，能夠簡單、准確地表達出他們的訴求，並發自內心熱愛他們，把他們視為中國革命的寶貴財富。

在斯諾眼中，毛澤東還很能寫嚴肅的理論著述和文章，是“黨內主要理論家”。但是，與一些言必稱共產國際和俄國革命的“留蘇派”不同，毛澤東更了解中國形勢，強調“教條比牛糞更沒用”，要“從特別和具體的情況中進行具體的分析”。所以，他不認為會背誦馬列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我們的“理論”應該結合自身實際情況、符合自身實際需要。對此，斯諾贊嘆不已，認為這是“毛駕馭理論的本領”。

1960年，斯諾第三次見到毛澤東時觀察到：他每年在北京的時間平均隻有4個月，其余時間會按時到大城市視察，與各省領導甚至基層干部保持密切聯系﹔也會突然到訪各新工程區、公社、工廠、托兒所和幼兒園，和農民促膝談心。他“要親眼見到事物的發展過程”。

毛澤東對斯諾的每次採訪都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和坦誠，斯諾也以畢生之力為毛澤東描摹出一幅立體而豐滿的人物畫像。在斯諾眼中，毛澤東“不但是一個黨的領袖，而且更是一個公認的、名副其實的導師，政治家，軍事家，哲學家，桂冠詩人，民族英雄，全民族的領導，以及歷史上最大的人民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