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把主義“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

1919年9月、11月，在《新青年》第6卷第5、6號，李大釗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較為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的學說，試圖以“我”作為認識主體去“觀”（即思辨）作為“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的馬克思主義。

2023年10月29日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同志誕辰134周年的紀念日。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李大釗率先科學地回答了“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要不要馬克思主義”和“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這一系列根本性問題，他在指出馬克思的學說是“科學的理論與系統”的同時，強調“採用一個人的學說”“不要忘了他的時代環境和我們的時代環境”。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闡釋與運用，為中國革命者在厘清謬誤中認識真理、在理性思辨中追求真理、在廣闊實踐中發展真理作出重要貢獻。回到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探索的起點，溯源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源頭，對我們進一步深入認識黨的理論創新規律、繼續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有重要的現實啟示意義。

迎受“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

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需要的程度。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大廈將傾，因為器物不如人，所以有“師夷長技”，有“中體西用”，然而老酒裝新瓶，器物層面的改革未能阻止清王朝的式微，在舊有體制下的修補，也並未能達成求強和求富的本來意圖。甲午一役的失敗，將清王朝的滿目瘡痍赤裸地暴露於國人視野，“處存亡危急之秋，務亟圖自救之術”，在廣求智識於寰宇中，無論是傾向於改良還是革命，無論是支持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他們紛紛指向了“制度”，然而“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現實走到理想的反面，歷史又面臨新的選擇。

山重水復疑無路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但就當時而言，囿於俄國局勢動蕩不寧，加之信息不通暢等因素，與“同聲歡祝”的二月革命不同，初時中國知識界對十月革命多抱持或觀望或懷疑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李大釗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發展的方向、文明的形態出發，熱情謳歌十月革命，堅定地認為二十世紀后的文明必“茁發於今日俄國革命”。

從1918年7月開始，到1919年1月，李大釗連續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等多篇文章，初步揭示了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指出，革命的目的是“把現在為社會主義的障礙的國家界限打破，把資本家獨佔利益的生產制度打破”，強調生產制度如能改良、國家界限如能打破，“那些種種的悲情、窮困、疾疫、爭奪，自然都可以消滅”，初步認識到十月革命兼具社會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雙重屬性。權力“全收於民眾之手”、“有工大家作，有飯大家吃”、“一切產業都歸在那產業裡作工的人所有”……李大釗對十月革命的書寫，對身處百政俱廢、生機斷絕、內外交困之中的人們，無疑是有力的觸動。十月革命是依據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進行的，這是一個事實﹔十月革命依據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取得了勝利，這又是一個事實，這兩個事實推動人們去思考：何為“馬克思主義”。

思辨“改造世界原動的學說”

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篇開山之作中，李大釗雖指出“馬氏社會主義的理論”分為歷史論、經濟論、政策論三個部分，但具體到謀篇布局上，則按其理解重點介紹了唯物史觀、階級競爭說和剩余價值學說，辨析了物質與精神、理論與實際的兩對關系，而這恰恰體現出李大釗把握住了馬克思主義最為本質的內容。

李大釗指出，在馬克思之前的社會主義者，其主張“不是偏於感情，就是涉於空想，未能造成一個科學的理論與系統”，而馬克思因其“獨特的唯物史觀”，使其學說成為“完全自成一個有機的有系統的組織”。依據他的唯物史觀，可“確定社會組織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變化而來的”，並可“預言現在資本主義的組織不久必移入社會主義的組織”，而后據此預見則可斷定“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階級競爭”。同時，李大釗強調唯物史觀並不是機械的，不能以其“經濟行程的進路為必然的、不能免的”，就等待“集產制自然成熟”。事實上，社會主義的實現“離開人民本身，是萬萬作不到的”，李大釗稱此為“馬克思主義一個絕大的功績”。

“馬克思主義不是書齋裡的學問”，它是在實踐中形成並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的。李大釗指出，“主義包含著許多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式使合於現在需要的企圖”，必須要研究如何把主義“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用它作材料、作工具，以此來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而倘若我們能夠循著此“途轍”，“達於民族獨立的境界”，那馬克思的學說“真是拯救中國的導星”。馬克思主義內含“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的理論趣旨，除李大釗外，李漢俊、張太雷、惲代英、瞿秋白等初具共產主義信仰的知識分子也都在理性思辨下認識到，“馬克思主義體現在各國都是不一樣的”﹔“應用馬克思主義於中國國情的工作，斷不可一日或緩”。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証實真理和發展真理，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選擇馬克思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徑。

結合“環繞著他的實境”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回答並指導解決問題是理論的根本任務。馬克思主義如何應用於中國的“實境”，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以“達於民族獨立的境界”，就當時而言，在實踐中需要解決兩個主要問題。

第一個主要問題：建立什麼樣的黨，如何建立、發展黨的組織？“一國之政治良否，自賴夫政黨。”民國初年，政黨林立，據不完全統計，超過100人的政黨就有300多個。但既有的政黨大多是“趁火打劫，植黨營私，呼朋嘯侶，招搖撞騙”之流，“既無政黨之精神，亦無團體的組織”，難以成為中國改革的依托，也難以指望其為人民謀福利，所以李大釗指出，建立一個“強固精密”的“平民勞動家的政黨”以謀求革新的事業是大為必要且迫切的。但是從馬克思列寧的建黨學說來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是工人階級，而近代中國產業不發達、工人數量不足，且“沒有把工人聯合起來的大工廠”，如何發展組織並進行組織的訓練、夯實組織的基礎，這是我們當時所面臨的時代問題之一。誠然如創辦工人報刊、補習學校、建立工會等是有效的發展方式，但最為根本的是需要明確彼時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等問題，否則難以回答我們革命的對象是誰，能夠依靠的是誰，前途在哪裡，這也就導向第二個更為重要的問題。

第二個主要問題：黨的中心任務是什麼？黨的一大制定了第一個綱領和第一個決議，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由於缺乏對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特殊性的深刻認識，綱領提出黨的主要任務是“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本家私有制”等。黨的二大區分了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明確了反帝、反封建軍閥的民族民主革命與消滅一切剝削、消滅私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民主主義革命，對革命的對象、動力、策略、任務目標、革命前途都形成了符合中國實際的認識。大會還通過了《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提出了建立聯合戰線的問題，與一大的“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系”相比，這無疑是重要的轉向。但遺憾的是，《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中提出的國共兩黨處於一種平行關系的主張並沒有被孫中山所接受，“如何聯合”又成為新的課題。解決這一問題是極為艱難的，在這一過程中李大釗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有力地化解了分歧，促成了國共合作的實現，將國民革命確定為黨的中心工作，實現了黨的中心任務的第一次戰略轉變。

從理論邏輯而言，李大釗強調“不可拿這一個時代、一種環境造成的學說，去解釋一切歷史，或者就那樣整個拿來，應用於我們生存的社會”，同時李大釗遵循實踐的邏輯，以馬克思主義建構其政黨理論，根據形勢的變化、斗爭的需要，適時調整戰略策略，實現了第一次黨的中心任務的戰略轉變，壯大了黨的組織基礎和黨領導的革命力量。

（作者為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市委黨校基地研究員、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