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個沒有”和延安作風

　　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民眾聲討汪精衛大會上發表講話指出：“陝甘寧邊區是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裡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裡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陝甘寧邊區的“十個沒有”是黨的初心使命的體現，是延安作風、延安精神的生動展示，與國統區的“西安作風”“重慶作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隻見公仆不見官”：勤政廉潔的政治風向

　　毛澤東曾對國統區和解放區作過如此比較：“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這是國民黨區域的特色之一。艱苦奮斗，以身作則，工作之外，還要生產，獎勵廉潔，禁絕貪污，這是中國解放區的特色之一。”

　　在陝甘寧邊區，上自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同志，下至各級干部和基層工作人員，幾乎都是勤政廉潔作風的模范踐行者。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曾舉過延長縣縣長焦生炳的例子：“焦縣長親自參加擔糞、翻地、鋤草、收割。麥收時，他白天割了一天，晚上收工時還要挑著一擔回去，無怪老百姓說，‘自古以來沒見過縣長擔糞，今天縣長也擔起糞來了，我們必須加倍生產才對’。”他在第二屆參議會上作政府報告時感慨道：“廉潔奉公，已成為政府人員一般具有的品質。”“我們的工作人員大部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他們念念不忘的，只是抗戰與人民的整個利益。”

　　在延安，在陝甘寧邊區，各級政府工作人員一般都沒有薪酬，隻發給勉強維持生活的津貼，最高級別的行政領導每月5元，縣長2.5元，糧食每天1.4斤，菜錢4分。正如毛澤東所言：“誰人能夠隻要每月五塊錢薪水呢？誰人能夠創造這樣的廉潔政治呢？”對於貪污腐敗浪費等行為，共產黨人更是毫不姑息。

　　1941年頒發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第8條規定，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共產黨有犯法者從重治罪。擔任甘泉縣張家畔稅務局局長的肖玉璧，因在任內貪污公款3050元，被邊區高等法院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肖玉璧是1933年加入紅軍的戰斗英雄，黨和邊區政府並沒有因此而稍有寬縱。

　　《解放日報》對此案發表的評論中寫道：“在‘廉潔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許有一個‘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長！有了，就拔掉它！”

　　“無非一念救蒼生”：積極向善的社會風尚

　　與“有官皆墨吏”的重慶不同，在“無土不黃金”的延安，群眾的利益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最大關切，人民的解放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這裡的一切努力和奮斗，“無非一念救蒼生”。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和邊區政府不僅在經濟上減租減息，開展大生產運動，改善人民生活，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而且大力加強社會建設，特別是針對陝甘寧地區的歷史條件和社會陋習，深入破除封建迷信，提高婦女社會地位，禁絕種植吸食鴉片，發展醫療衛生事業，以及開展改造“二流子”運動等。

　　在陝甘寧根據地建立前，當地的教育水平十分落后，文盲率高達99%。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后，把發展教育、掃除文盲、提高群眾文化水平作為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經過多年努力，邊區的教育水平穩步提高，群眾的文化生活也日益豐富。對邊區農村影響最大、效果最為顯著的教育形式，當屬各種類型的以民教民為特點的社會教育，尤以讀報識字組、夜校、冬學、民教館等最受群眾歡迎。在宣傳發動中，黨和邊區政府注重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使群眾明白教育的內容、意義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上冬學至少能識150個字、會唱5首歌曲，還知道為什麼會打雷下雨、怎樣會不生病、怎樣選舉、怎樣辦合作社﹔不識字一輩子吃苦頭，上了冬學人人都能干、人人有本事，等等。

　　全面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是邊區社會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各級政府鼓勵和引導婦女參加生產，提升經濟地位，進而提升其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其生活，以“達到解放的道路”。

　　在邊區婦女生產運動中，涌現出300多名勞動英雄，其中郭鳳英、黑玉祥、張芝蘭、劉桂英等作為全邊區婦女生產的“狀元”，受到毛澤東等領導人接見。比如柳林區二鄉的婦女，通過從事紡織實現了多生產多積蓄，“婦女及其家庭生活都過得好，而且在‘婆姨漢一條心，沙土變黃金’的體驗中，增進了家庭和睦與全村的團結。男人打女人、鄰舍相罵的事情，大大地減少了”。

　　針對盛行婚姻包辦、買賣的不良社會風氣，邊區政府公布《婚姻條例》，大力倡導婚姻自主，實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納妾，禁止包辦強迫、買賣婚姻、童養媳及童養婚等，使婦女的家庭地位有了根本改變，長期延續的惡俗陋習得以摒除。

　　“八載干戈仗延安”：團結奮發的精神風貌

　　“百年積弱嘆華夏，八載干戈仗延安。試問九州誰作主？萬眾矚目清涼山。”陳毅在延安時寫下的這首詩，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民族的希望”的歷史事實。到過延安和邊區的人們，都會為這裡上上下下所展現出的那種團結奮發的精神風貌所震撼、所感染。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為抗戰兩周年紀念時局宣言》，旗幟鮮明地提出抗戰、團結、進步三大方針，不僅使全黨進一步統一了思想、提高了認識，也使根據地軍民和黨外人士進一步分清了是非、振奮了士氣。

　　毛澤東在延安民眾討汪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我們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任務，就是團結一切抗日的進步的勢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勢力，力爭時局的好轉，挽救時局的逆轉。”同一天，他在為延安民眾討汪大會起草的通電中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十點要求：一曰全國討汪，二曰加緊團結，三曰厲行憲政，四曰制止摩擦，五曰保護青年，六曰援助前線，七曰取締特務機關，八曰取締貪官污吏，九曰實行《總理遺囑》，十曰實行三民主義。這集中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和邊區堅決抗戰到底的決心和意志。

　　在延安的廣大軍民中間，堅持團結抗戰到底已經內化為一種政治自覺，外顯為一種精神風貌。這種精神風貌與國統區的狀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和鮮明的對照。

　　美國人謝偉思在訪問延安后說：“我們的全體成員有一個同樣的感覺，好像我們進入了一個不同的國度和遇見了不同的人民。在共產黨那裡，有一種生機勃勃的氣象和力量，一種和敵人交戰的願望，這在國民黨的中國是難以見到的。”

　　梁漱溟在赴延安參觀后也感慨道：“在極苦的環境中，那裡的氣象確是活潑，精神確是發揚。”“一般看去，各項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沒有享受優厚的人，是一種好的風氣。人人喜歡研究，喜歡學習，不僅學生，或者說人人都像學生。這又是一種好的風氣。愛唱歌，愛開會，亦是他們的一種風氣。天色微明，從被窩中坐起，便口中哼哈抑揚，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勞苦都由此忘卻！”

　　何其芳更用詩人的語言寫下了自己的感受：“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著軍服，燃燒著熱情，走散到各個方向去。”

　　（摘編自《黨史博採》2022第12期 韓洪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