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斗在敵人心臟的尖兵”

▲朱啟鑾

抗戰期間，朱啟鑾受組織派遣，隻身前往南京，開始了近十年的“潛伏”生涯。他一面發展黨員、恢復和重建黨組織，一面積極從事搜集情報、策反等工作。抗戰勝利后，朱啟鑾作為中共南京市委委員，與其他同志一道認真貫徹、執行上級關於蔣管區工作的指示精神，繼續戰斗在“敵人的心臟”，以實際行動為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戰斗在汪偽政權的“核心地帶”

1940年9月，中共江蘇省委從游擊隊抽調有親友關系在南京的朱啟鑾，到南京重建黨組織。

從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到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佔領總統府，南京一直是國民黨和汪偽統治的“核心地帶”。朱啟鑾在1941年初進入南京，按照上級關於國統區斗爭的“十六字方針”（即地下黨員要“勤業、勤學、勤交友”，做到“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的要求），通過關系，進入南京私立培育中學任外語教師，獲得了社會身份。幾年間，他自覺貫徹執行黨的紀律，憑借著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的精神，一面從事情報收集和策反活動，一面積極開展統戰工作，開展各種群眾活動，不僅團結了許多進步人士，還通過關系幫助其他同志進入南京，以“合法”身份為掩護，打入敵偽機關，擴大了黨的活動范圍。

1942年8月，中共南京工作小組成立，由劉峰、朱啟鑾負責。1944年6月，上級指示劉峰、朱啟鑾成立南京工作委員會，由劉峰、朱啟鑾任正、副書記。中共南京工作委員會除領導南京的地下工作外，還監管馬鞍山、鎮江等地的中共地下組織。劉峰、朱啟鑾按照上級部署，“繼續布點，穩扎穩打，擴大基礎”，參與了策反汪偽警衛第三師等工作。

智取國民黨軍 “換械情報”

中共南京工作委員會成立后，朱啟鑾積極活動，派盛天任打入汪偽陸軍部修械所，“利用矛盾、利用合法”，積極收集情報。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國民黨軍政部接收了汪偽修械所。盛天任按照朱啟鑾的指示，繼續在該所“工作”，以待時機。因有背景，加上工作勤勉，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甄別”也沒有發現他有任何“可疑之處”，於是盛天任得以被留用。但國民黨軍政人員隻讓他負責收發信件，粘貼封條等工作，無法獲得接近機密情報的機會。在朱啟鑾等的啟發下，盛天任通過關系與一名遠在西安的國民黨官員拉上了關系，經過此人的介紹，認識了南京的國民黨接收大員冷欣。不久，冷欣向修械所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打“招呼”，將盛天任安排在抄寫文書的位置上。盛天任遂得以接觸機密文件，並將其內容抄送給朱啟鑾。

隨著蔣介石、國民黨發動內戰的險惡用心日益暴露，修械所裡的文件抄寫工作也越發頻繁起來。當時，國民黨接收小組組長鄧廣澤經常找盛天任幫他抄寫文件，上面所載內容是國民黨部隊調動及換械的情況，包括部隊番號、首長姓名、從何地調來、原裝備更換情況（如“國械換日械”“國械換美械”等）、開往何地、何時抵達等項都寫得清清楚楚。盛天任差不多每天都要抄寫報表，往往一干就是一天。當時，國民黨正在准備發動內戰，部隊調動頻繁，朱啟鑾深知這些情報的重要性，指示盛天任務必要搞到手。鄧廣澤雖然沒有懷疑過盛天任，但他非常狡猾，重要的情報交給盛天任抄寫后，一定會在旁邊看著盛天任抄完才離開，離開前還要收走草稿。盛天任經過縝密思考，發現了一個細節：鄧廣澤讓他抄寫文件時，往往一次需要復寫5份，臨走時，他不會帶走墊在紙張之間的復寫紙。於是盛天任在復寫紙上“下工夫”：抄寫時改用鋼筆，字寫得格外“挺拔有力”。晚上，盛天任就會將復寫紙偷偷帶回家中，交給夫人洪儀征。洪儀征對復寫紙上的痕跡進行辨認，再用蠅頭小字將內容抄寫出來，匯集在一起，送到朱啟鑾手中，由朱啟鑾交給地下交通員，轉送到黨組織、解放區。在他們的努力下，一份份寫有國民黨軍隊在華中、華東、華北、東北地區武器調撥、配置材料的情報，被源源不斷地被送到解放區。

把地下工作從南京做到其他地區

1946年3月，中共黨組織派陳修良到南京任市委書記。1946年4月中旬，陳修良來到南京，和朱啟鑾見了面。朱啟鑾陪陳修良熟悉環境，然后再幫助她以“姑媽”的身份搬到一對地下黨員的夫妻家中安頓下來。不久，陳修良秘密召開中共南京地下黨會議。傳達上級關於重建南京地下黨組織的指示精神，成立了南京市委新的領導班子，陳修良任書記，劉峰任副書記，朱啟鑾等任委員。朱啟鑾除承擔南京的地下工作，還根據組織的要求，負責聯系南京外圍如蕪湖、安慶、鎮江、明光等多個地方的地下黨的活動，並負責向大家傳達組織上的工作方針和指導精神。

1946年7月，經中共南京市委批准，朱啟鑾通知何明在蕪湖成立黨支部。書記是何明(何廣鑫)，委員有黃若梅、梁學衡。朱啟鑾多次來蕪湖，研究當地地下工作的進展情況。為了加強力量，10月，朱啟鑾委派程克文到蕪湖從事地下工作。程克文到蕪湖后，利用他小學教員身份，以基督教青年團的名義，在年輕教員、中學生中秘密進行宣傳活動，團結了一批進步青年。其間，朱啟鑾和程克文保持單線聯系，直接聽取程克文的工作匯報，並給予工作指示。此后，朱啟鑾不僅在南京從事黨的地下工作，還組織了愛國學生、工人、市民及其他階層群眾，舉行了反對美軍暴行，反對蔣介石政權的內戰、獨裁、賣國政策的愛國民主運動。隨著全國解放的日益臨近，朱啟鑾受組織派遣，乘飛機去香港，參加中共上海局在那裡舉辦的白區人員訓練班，學習、研究城市接管工作。

把“江防圖”送到解放軍手上

1949年渡江戰役前夕，人民解放軍急需國民黨軍方面關於江防部署的有關情報。時任國民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江防指揮裝甲兵參謀的沈世猷，是打入敵人內部的地下工作者。他利用身份便利，將國民黨軍從安慶至蕪湖的江防部署圖冒著生命危險取出來，帶回宿舍連夜復制﹔第二天上班時，再秘密放回原處。沈世猷在完全獲取敵人的“江防圖”后不久，敵人便宣布戒備，沈世猷的外出自由被剝奪，無法把“江防圖”送出。危急時刻，沈世猷的夫人丁明俊抱著尚在襁褓中的女兒前來探親，把“江防圖”塞進女兒的襁褓中帶出，又通過單線聯系，將“江防圖”交給了中共南京市委。

中共南京市委得到這份情報后，決定立即派朱啟鑾與白沙二人送往解放區。1949年3月上旬，朱啟鑾與白沙扮成西藥商人，將“江防圖”和其他地下工作者搜集到的《長江北岸橋頭堡封港情況》《江寧要塞彈藥儲存及數量表》等文件用藥品紙盒偽裝好，手持國民黨警備司令部開具的“免檢証明”，向蘇北解放區進發。遇到國民黨軍隊和地方武裝的哨卡，他們便出示“免檢証明”，一路上頗為順利。但在接近揚州時，突然遭遇到軍統便衣特務的臨時搜查，“免檢証明”也不管用了。搜查中，一個敵人竟打開了裝有情報的藥盒。朱啟鑾見狀，用手捂住另一個盒子，並故意流露出一些驚慌狀。“敏銳”的敵人看到后，立即上來爭搶，打開盒子，發現裡面裝的全是外國高級香煙。眾特務不由分說，立即哄搶一空，然后不耐煩地讓朱啟鑾、白沙“趕緊走人”。這樣，朱啟鑾、白沙順利上路，很快把“江防圖”和其他情報交到了解放軍手裡。有關領導對他們的工作深表贊許，並親切地稱他們是“戰斗在敵人心臟的尖兵”。

4月23日，南京獲得解放。24日天明，朱啟鑾回到南京，參加接管工作。

（徐濤 作者系安徽省中共黨史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