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筑英：甘做追光路上“鋪路石”

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的蔣筑英，甘做追光路上的“鋪路石”，辛勤探索、忘我工作，研制出我國第一台光學傳遞函數測試裝置，成為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

——摘自《中國共產黨簡史》第252頁

蔣筑英1938年出生於浙江省杭州市一個舊職員家庭，1956年考上北京大學物理系，1962年考取著名光學家、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所長王大珩的研究生，后一直在該所從事光學傳遞函數研究工作。1982年6月，由於過度勞累，不幸在成都逝世，終年44歲。他去世后，中共吉林省委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國務院追授他為全國勞動模范。

要做一個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蔣筑英從小努力學習，18歲時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后來依靠助學金完成學業。他常說：“生育我者父母，教養我者黨。”正是因為懷著這種感恩之心，他在北大讀書期間異常刻苦，准備將來報答黨的栽培，10個寒暑假有8個在圖書館度過，在學好專業課的同時還掌握了英、俄、德、日、法5門外語。

大學畢業時，蔣筑英放棄回到離親人更近、條件更好的杭州或上海工作，毅然選擇了去祖國光學事業的重要基地、離家千裡之外的東北，成為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王大珩所長的研究生，做到一個領域追求一生，一項事業奮斗終身。

蔣筑英一生最大的願望是成為一名共產黨員。雖然家庭出身影響了他的入黨，但他始終按照黨員標准嚴格要求自己﹔即使入黨道路受到了阻礙，但也絲毫沒有動搖他對黨的無限熱愛、對社會主義的無限忠誠。在研究所，他是出了名的熱心腸，雖無一官半職不管事，卻對群眾疾苦啥都管，是同事心中的“不管部長”。科研之余，他認真學習革命領袖的著作和中央文件，堅決要做一個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他生前一遍遍地寫著入黨申請書和思想匯報，去世前不久所裡已批准他填寫了入黨志願書，去世后被追認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雖然他生前不是黨員，但他以實際行動堅守了信仰，書寫了忠誠，奉獻了青春。正如人們在給他的挽聯上所寫的——“堅持馬列，光明磊落，忘我工作，對祖國無限忠誠﹔刻苦鑽研，才華橫溢，不計名利，為四化鞠躬盡瘁。”

建立我國第一台光學傳遞函數測量裝置。20世紀60年代初，國外光學傳遞函數理論已開始應用於生產實踐，然而這個科研領域在中國當時還是個空白。“國家需要，是我們的責任”，這是蔣筑英常挂在嘴邊的話，更是他的心聲。

光學傳遞函數理論於1946年提出，在1962年的國際光學第6次會議上得到世界公認。1964年，當日本東京國際光學第7次會議上剛剛出現第一批光學傳遞函數的專題報告時，年僅26歲的蔣筑英也發表了我國第一篇光學傳遞函數論文。

蔣筑英深知，理論突破只是一個基礎，研制光學傳遞函數測試裝置才具有真正的實際價值。為此他白天進行實驗和設計，晚上查閱國內外文獻。經過700多個日日夜夜的努力，1965年，年僅27歲的蔣筑英帶領團隊，克服重重困難，高水平建立了中國第一台光學傳遞函數測量裝置，為我國的科學研究和生產應用提供了最新的技術條件。而這一成績的取得隻比發達國家晚一年多。

此后，蔣筑英在光學傳遞函數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開創性工作，他親自動手編制了光學傳遞函數計算程序，在光學傳遞函數標准化、系列化方面又作出了新的貢獻。他在色度學、光學檢測等領域解決了大量實際問題，編寫的《彩色電視變焦距鏡頭技術標准方法》以及設計的我國第一台電子分色機解決了國產鏡頭研制工作中的許多關鍵技術難題。他撰寫的《關於攝影物鏡光譜透過率》，對中國的電影電視事業具有重要理論指導意義。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蔣筑英如“永動機”一般，總是廢寢忘食地工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把對祖國、對黨深深的愛，都融入自己的工作之中，用自己的聰明才智，急國家建設之所急，在追光的領域勇登科學高峰。

用熱血譜寫了當代知識分子的奉獻之歌。光，耀眼璀璨、普照大地，而蔣筑英這個追光的人卻甘當“鋪路石”，甘於平凡。蔣筑英常說，“我就是一塊鋪路石，我願意別人踩著我順利走好人生之路”。

蔣筑英心裡隻有責任，從無個人利益。他克己為人、大公無私，研究所裡評職稱、分房子、提工資時，蔣筑英主動讓給更需要的人﹔周末勞動時，他主動挑臟活累活干﹔他父親的問題平反時，他寫信讓父親不要向國家伸手。他淡泊名利、從不藏私，翻譯了大量論文卻從不佔為己有，發現別人研究課題的有用資料主動翻譯贈送，幫助同事修改的論文發表了卻不讓署他的名字，與人共同研究取得科研成果了卻讓一起合作的同志出席學術會。

即使身在國外，他也心系祖國。所裡派他到德國進修，他從國內帶去一大包四川榨菜當作家常菜，通過精打細算、省吃儉用積攢了相當於幾年工資收入的錢，全部給研究室添置了打字機、錄音機和一些緊缺的光學部件，並買回若干台電子計算器分給同事們，幫助大家提高工作效率。

蔣筑英時刻想著國家、想著事業、想著他人，卻很少想著自己、想著家人。蔣筑英家住長春的風景區南湖附近。他有兩個孩子，但是卻從未帶孩子到南湖玩過。由於長期勞累，他的病越拖越嚴重、疼痛也越來越厲害，愛人著急催他趕緊去醫院看看，他卻總是說“等明天吧”。直到蔣筑英進入生命倒計時的最后4天裡，他還不知疲倦地每天忙到深夜，忙著收拾新建的實驗室、幫助同事修理下水道、打掃衛生清理垃圾。1982年6月15日，蔣筑英帶病去成都驗收一套大型檢測裝置時，因積勞成疾致使病情惡化，最終生命定格在了44歲。黨和國家領導人對蔣筑英的事跡給予充分肯定，聶榮臻親書“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蔣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