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活烈士”的傳奇

　　劉義權原名劉大喜，蘇聯名字諾爾斯夫維奇。1930年1月出生於山東聊城，1943年4月加入東北抗日聯軍，后任周保中將軍勤務員、警衛員，參加過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1955年被授予中尉軍銜。三次獲得俄羅斯政府授予的“1941—1945年偉大衛國戰爭勝利”紀念獎章。

　　整個採訪不用過多的引導或提問，老人記憶力十分驚人，講述過程中很少中斷，看得出他對抗聯歲月、對硝煙生活的記憶刻骨銘心。九一八紀念日前夕，他打開了封存已久的記憶……

　　“小豬倌”成了 抗聯偵察員

　　“我大小參加過30多次偵察和上百次的戰斗任務，許多戰友都犧牲了，我死裡逃生——母親為我堆了一個墳、燒了8年的紙，享受了8年的烈士待遇。”胸前一排排的勛章是對劉義權老人生死殊榮的印証。他指著腰和腿部的傷口，動情地說：“與許多戰友相比，我是很幸運的，活到了現在。”老人這麼多年來，睡覺從不脫外衣褲，就是戰爭年代當警衛員時保持下來的習慣。

　　劉義權原名劉大喜，1930年生人，祖籍山東聊城。6歲那年，他跟隨父母、祖父母闖關東，來到遼寧省盤錦市附近的戴家埔40公裡處落戶。

　　1943年農歷三月初三，13歲的“小豬倌”劉義權家來了生人——失蹤多年的老舅高鵬柱。舅舅時常念叨：“日本人的日子要到頭了，我們中國人不會一輩子被他們欺壓的。”舅舅給劉義權講了很多抗日打鬼子的事，特別講到他們的領導叫周保中，指揮打敗了很多日本侵略者。“我也想參加抗聯打鬼子！”舅舅臨走的那個晚上，劉義權將這個醞釀已久的想法說了出來。

　　第二天天剛蒙蒙亮，舅舅帶著他上路了。62年后，劉義權93歲高齡的老母親還記得往事：“他老舅帶槍來的，大喜就喜歡槍啊——半夜我一摸炕，他人沒了，跟他老舅打日本鬼子去了！”

　　劉義權跟舅舅輾轉來到吉林省通化縣秦家溝。在這個偏僻的小山村，舅舅把他介紹給東北抗日聯軍第七軍的劉雁來偵察小分隊。“這支小分隊，我加入以后就有9個人了，很精干，活動能力和戰斗力特別強。”

　　第二天，一覺醒來的劉義權發現老舅不見了，小分隊的負責人劉雁來拍著劉義權的肩膀說：“從今天開始你就跟著我們，是我們分隊的小戰士了！”此時是1943年4月，劉義權成了東北抗日聯軍第七軍偵察小分隊中最年輕的一名偵察員，他曾多次依靠年齡的“掩護”打探到了很多日軍情報。

　　劉義權參加抗聯以后，第一次參加戰斗是在通化縣夾皮溝營救被抓的抗日群眾。“一天下午，小分隊轉移途中，走到夾皮溝的樹林子時，發現十幾名‘討伐隊’在鬼子帶領下向我們走來，要槍殺反滿抗日的群眾。小分隊在隊長劉雁來指揮下，埋伏到‘討伐隊’必經的山路旁發起突然攻擊，消滅了數名敵人。”“那時候我手裡沒有槍，我沒辦法打鬼子，但是我能救人。當時政委李永鎬負責保護我，大家沖鋒時我也跟著沖了上去，從敵人尸首旁揀起一支三八槍，繞到被捆著的抗日群眾跟前，高喊‘我是來救你們的’。然后，用刺刀挑開七八個人身上的繩子，與小分隊一起把他們帶到了安全地帶。”劉義權很自豪地說：“這是我第一次打鬼子，也是第一次繳獲鬼子的槍。待轉移到安全地帶，劉雁來拍著我的肩膀笑著說：‘好小子，有膽量！’可是，我揀的那支槍並沒有歸我。隊長說，你要槍，就得自己去向敵人‘要’。”

　　小分隊多次輾轉執行任務，路途艱苦，劉雁來將劉義權交給了一個名叫王國俊的地下黨交通員，隨后小分隊集體轉移。“王國俊是當地人，而我是外地人，在一次偵察中我被敵人發現，遭到追擊。我和王國俊分頭跑，在一個石砬子旁，沖出一個姑娘，她把我拉到小山洞裡。詢問中得知，她叫翁淑賢，16歲，父母都被日本侵略者殺了，從遼寧桓仁縣來到這裡投奔叔叔。我告訴她我是抗日打鬼子的。她說，我看敵人抓你，知道你不是壞人﹔你這麼小就敢打鬼子，真是好樣的。天黑時，我被翁淑賢帶出了虎口。”

　　晚年，劉義權舊地重游時尋訪到了當年的救命恩人翁淑賢。兩位老人緊緊擁抱在一起，喜悅的淚水在眼圈打轉。

　　劉義權回憶說：“翁淑賢救我后，我很快就找到了王國俊。當時，大地主陳家模過六十大壽，這個人的兒子是夾皮溝地區的警察署署長。陳家模是惡霸，許多偽警察、特務、地主都來拜宴，日本侵略者也來了很多，擺了10多張桌。內線唐作文是掌勺廚師，給壽宴做飯做菜。”

　　唐作文讓劉義權臥底進壽宴幫忙燒火，然后往前屋送水。前后屋走了幾趟，劉義權看見前屋的牆上挂著一個“王八盒子”，即8mm半自動手槍。而且他發現參加壽宴的這些人都喝多了，大部分都睡著了或者歪在一邊不省人事，於是他小心翼翼地把槍從牆上摘了下來。現在回憶起來，劉義權說，那時候真是小孩辦事不考慮，槍拿到手之后，他把槍揣進懷裡，把槍套摘下來扔地上，然后大步流星地往外走。“結果很快被日本‘討伐隊’發現。敵人追擊我，我就使勁跑，因為我不能讓他們抓住，第一我想要這把槍，第二如果被抓住了，那我就沒命了！”

　　“脫身后，我來到渾江江邊一棵大柳樹旁的唐作文家，是他用船把我送過渾江的，我找到了抗聯小分隊。劉雁來說：‘你好小子，我本來想把你就放在地方了！’我從懷中掏出那把‘王八盒子’，說：‘我弄到一把槍！’”雖然“王八盒子”交公了，但是劉義權得到了一把“三八”式馬步槍，盡管裡面隻有4顆子彈，但總算圓了自己想要把槍的夢，也憑借著自己的膽識再沒離開過大部隊。“事后我知道，王國俊第二天被敵人抓到了，他受了很重的刑，卻什麼也沒說，被敵人活埋了。前些年，我在當地史志辦同志的陪同下，找到了王國俊的墳墓。當地政府為他立了一座碑，每年清明節各界人士都去為他掃墓。”

　　回憶起當年在抗聯小分隊的戰斗經歷，劉義權顯得特別激動，不時流露出對那段難忘歲月的懷念。“當年很多地下黨員和抗日群眾同鬼子進行殊死的斗爭，我不過是其中之一。”

　　“祖國啊，我們回來了！”

　　東北抗日聯軍在艱苦卓絕的對敵斗爭中，戰斗形勢逐漸不利，加之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系多年，因此自1940年起除留一部分部隊在原地堅持斗爭外，其余全部退往蘇聯境內，並先后在接近中國的地方建立了南北野營。

　　1943年10月，劉義權加入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北野營。“我年紀小，就被編到警衛班。每天早上都按時出操、跑步，一跑就是十圈。”

　　到北野營的第六天，早上出操時，劉義權實在跟不上隊伍，一下子癱倒在地上直喘粗氣。正當蘇聯軍官要上來訓斥時，一位身材魁梧穿馬靴的軍官在一旁阻止道：“剛來的孩子，跑不動就讓他在一邊站著吧。”此人正是周保中將軍。幾天后，周保中把劉義權叫到了辦公室，“你就留在我這裡干勤務吧”。從此，劉義權開始了在周保中身邊長達6年半的生活。

　　“當年能夠在周保中身邊工作，純屬意外，要不是因為那次訓練時我身體不好，恐怕一輩子也不會被他注意到。”劉義權回憶說，“剛開始我還是警衛班的戰士，只是每天到周保中的辦公室和宿舍給他打水、掃地、擦桌子，或者去食堂打飯，有時候也給來開會的干部們斟茶倒水、買煙卷。”

　　1944年，劉義權和另外兩個同志被正式抽調為周保中的警衛員。“三個警衛員中我最小，所以周保中和夫人王一知的勤務工作大部分都是我去做。”

　　“一次，參加軍事訓練時，爬上幾十米高的塔台練習跳傘。我跳傘沒有掌握好方向，被挂在了樹上。點名時發現少了我，戰友們撒大網找才找到我。周保中當時還逗我：‘你是不是在樹上為我們大家放哨呢？’”在劉義權的印象中，周保中沒有一點“官架子”，風趣幽默。

　　1945年8月1日，周保中突然下達了一個命令，為了斗爭形勢需要，抗日聯軍指戰員全部更換一個假名字。“劉義權這個名兒，周保中給我起的呢！有一回，周保中和人在屋裡商議事情，我進屋去給他們送水，周首長看見我說，‘你這孩子很仁義，我給你起個名，你就叫劉義吧！’這時候他旁邊一起商議事的人伸出拳頭說，‘我再給你加個拳頭！’就這麼的，我的名字從大喜變成了義權。”

　　這年8月8日下午，從蘇聯軍官那裡傳來了小道消息：“蘇聯和日本的軍隊在烏蘇裡江邊上打起來了！”盡管誰也不知道這事是否是真的，但這個小道消息在北野營裡轉了好幾圈。

　　8月9日一大早起來，收音機裡的消息終於証實：8月8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召見日本駐蘇大使佐滕，當面向他宣讀了蘇聯政府對日宣戰的宣言。當時，蘇軍已經進入中國東北，正在向腹地順利推進。野營裡頓時響起了一片歡呼聲。當天，周保中召開了東北黨委緊急會議。

　　蘇聯紅軍在確定反攻計劃時，決定讓抗聯教導旅一同行動，主要是估計到日本可能會殊死抵抗。沒想到，幾乎就在蘇軍剛一進入東北，日本侵略者就求饒了。“所以蘇軍最高司令部命令我們原地待命。”

　　“1945年，日本投降的時候，我們高興得什麼都不會說了，就知道一個勁地歡呼。當時部隊在蘇聯，聽到消息我們就趕緊往國內趕。”9月8日，劉義權跟隨周保中回到了闊別兩年的祖國。飛機在長春機場降落，踏上祖國土地的那一刻，就連經歷過生死的周保中也熱淚盈眶。他第一個走下飛機，將臉緊緊地貼在祖國大地上：“祖國啊，我們回來了！”所有人下飛機后都不由自主地親吻大地。

　　“回國后不久，我們就去沈陽向東北局書記彭真匯報情況。當時，黨中央派出以彭真為首的東北局來到沈陽。當天晚上，周保中、崔庸健和我化裝成鐵路工人，到了沈陽張作霖大帥府東北局駐地。我的背包裡裝著東北抗聯黨委的全部材料：東三省軍事地圖、日軍在東北戰略點圖、東北黨委部署會議記錄、黨委委員名冊、十大軍黨員名冊、抗聯犧牲烈士名冊以及周保中從1931年到東北以來的日記。周保中向彭真進行了三天三夜的匯報，並向東北局移交了歷史檔案和組織關系等。”彭真聽取匯報后，感慨萬分：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斗爭中，有三件最艱苦的事——第一件是紅軍的二萬五千裡長征﹔第二件是紅軍出征后，南方紅軍的三年游擊戰爭﹔第三件就是東北抗聯的14年苦斗。

　　“這是對抗聯的最高評價啊！”劉義權指了指胸前的軍功章，自豪地說。

　　不老的家國情懷

　　1949年，劉義權跟隨周保中到北平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和開國大典，11月跟隨周保中南下雲南。1950年，劉義權從雲南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志願軍42軍124師371團先遣大隊隊長。

　　1950年10月，在大同江附近13號高地的一次戰斗中，劉義權炸碉堡時腹部受了傷。“先遣隊378人，4個半小時的戰斗，死了370人，隻活下七八人。炸掉碉堡后，我什麼都不知道了。聽說腸子都出來了，被當作死尸裝上了車，准備下葬。”“事后才知道，當時往回運傷員的兩輛卡車，一輛被美軍飛機擊中翻到了山下，裝我的另一輛車死裡逃生，躲過敵機轟炸，回到了兵站。可能是由於顛簸，我緩過氣來，但21天不省人事，連陳毅率團到朝鮮慰問我們都不知道。”

　　在抗美援朝戰場上負傷后，劉義權就一直在丹東養傷。當年，劉義權的戰友回到遼寧盤錦，告訴劉義權的母親，說自己親眼看到他在炸碉堡時“光榮犧牲”，被抬上卡車運走了。從那時起，劉義權的母親為兒子堆了一個墳，燒了8年紙，哭壞了眼睛，沒想到兒子竟是“活烈士”。

　　1957年，養好傷的劉義權從部隊轉業，隨女友來到齊齊哈爾市，並進入建華機械廠工作。女友就是當年負傷時組織安排照顧他的護士。不久，他們結婚生子。1958年，劉義權帶著妻子和孩子回到了老家盤錦，年年為他燒紙錢的母親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劉義權這時才知道父親已經去世、母親帶著弟弟生活。

　　劉義權轉業到齊齊哈爾市建華機械廠（后改制為齊齊哈爾市建華工業有限責任公司）工作，直至1980年離休。他先后在廠長辦公室、軍代室、機要室等5個科室工作。

　　晚年，劉義權和老伴的飲食起居都靠小女兒照顧。劉義權的小女兒說，我爸現在年齡大了，平時有些糊涂，但是一講起當年的事兒，就停不下來，而且思路特別清晰，因為那是他一生最難忘的經歷。老人則說：“現在也許是年紀大了，時常想起以前的事兒，回想起當年的那段戰爭歷史，雖然驚心動魄，但仍是我最寶貴的記憶。”

　　2014年9月7日，原東北抗聯教導旅教官、俄中友好協會第一副會長、俄羅斯老戰士協會副主席瓦西裡·伊萬諾夫因腦溢血與世長辭。伊萬諾夫1921年出生於蘇聯斯摩棱斯克一個農民家庭，1939年入伍，參加了蘇聯衛國戰爭。衛國戰爭結束后，伊萬諾夫被調往蘇聯遠東軍區紅軍第88獨立步兵旅（東北抗聯教導旅）擔任軍事教員，負責培訓中國抗日聯軍官兵，並從事派遣對日本關東軍的偵察工作。在這段時間裡，他與周保中、李兆麟等中國抗聯官兵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伊萬諾夫還參加了蘇聯紅軍解放撫遠、同江、富錦、佳木斯、依蘭和哈爾濱等地的戰斗。

　　劉義權聞此噩耗，十分悲痛，第一時間發出唁電。字裡行間透著他與伊萬諾夫的深厚的戰友情，透著伊萬諾夫熱愛和平反對戰爭，一生珍惜與中國人民的友誼的高尚情結及人格魅力。“……瓦西裡·伊萬諾夫同志是抗擊法西斯侵略的英勇戰士、中國人民尊敬的朋友。他參加了最后消滅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光復中國東北地區的戰爭，和東北抗日聯軍的同志們並肩戰斗。當時，我就是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的戰士，是周保中同志的警衛員，我和伊萬諾夫互幫互助、朝夕相處，結下了伴隨終生的戰友情誼。在漫長的歲月裡，瓦西裡·伊萬諾夫同志把自己的畢生精力貢獻給了他熱愛的蘇聯（俄羅斯）祖國和人民，貢獻給了中蘇（俄）人民的友誼事業……安息吧，瓦西裡·伊萬諾夫！親愛的朋友和戰斗的同志！你的名字和你的貢獻，將在世界人民抗擊法西斯侵略的史冊上、在中蘇（俄）人民的友誼史上長存！”

　　劉義權說，伊萬諾夫在晚年致力於銘記歷史、教育后人，數次來華訪問。“我曾與他多次見面，推心置腹，延續著我們的戰友情誼。他撰寫的回憶錄，飽含著他對中蘇人民並肩戰斗的眷念，飽含著對日本法西斯的痛恨和警惕。我們正期待著在2015年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時重逢，萬萬沒有料到傳來的竟是難以置信的噩耗！‘參加解放中國東北的戰斗是我一生最寶貴的經歷之一。我會珍惜與中國人民的友誼，繼續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犯下的罪行。日本隻有正視歷史、真誠認罪才能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否則，隻能加劇地區緊張局勢。’這擲地有聲的話語，竟成為老戰友留下的遺言！”

　　從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開始，俄羅斯政府每10年向東北抗聯在蘇聯遠東組成88旅的老戰士頒發一次紀念勛章。1995年、2005年和2015年，劉義權先后三次獲得以俄羅斯總統名義頒發的紀念勛章。

　　採訪即將結束的時候，老人接受了記者拍照的請求。他胸前挂滿了獎章，有俄羅斯政府頒發的三枚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勛章，也有一等功獎章、三級獨立自由勛章、解放獎章、解放東北紀念章和抗美援朝紀念章。

　　今天看來光澤有些暗淡的獎章、勛章，有些不太耀眼和奪目，但正是這些獎章、勛章見証了老人為革命事業作出的貢獻，也展現了抗聯老戰士對榮譽的畢生珍惜和追求。

　　（本文作者為紅色作家、詩人，文獻研究專家。中國作協會員、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