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的保爾”羅健夫

航天工業部771所的羅健夫，淡泊名利、勇於攻關，為我國航天工業作出重大貢獻，被譽為“中國式的保爾”。

——摘自《中國共產黨簡史》第252頁

羅健夫1935年9月出生於湖南省湘鄉縣城關鎮，1951年參軍，1956年考入西北大學原子物理系。大學畢業后，先后在西北大學、中國科學院西安電子計算機技術所、航天工業部陝西驪山微電子公司工作。1982年6月因病去世。他的一生矢志不移、本色不變，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一名優秀共產黨員的使命擔當，被譽為“中國式的保爾”，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接續奮斗、勇攀高峰。

刻苦鑽研的科技專家。羅健夫一生熱愛學習、酷愛鑽研，在部隊時他利用業余時間，自學高中全部課程，考入西北大學。縱觀他的科研經歷，從開始主修原子核物理專業，到后來研究計算機電源、半導體設備，再到專攻圖形發生器設計，不管專業領域怎麼變化，羅健夫始終堅持干一行、愛一行，學一行、專一行，憑借著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和永不服輸的奮斗精神在科研道路上不斷前行。

為了鑽研業務，羅健夫恨不得把每一分鐘都利用起來，經常利用坐公交車等零碎時間研讀專業書籍。1968年，在參加北京電機廠技術攻關期間，有一次他在公交車上看書坐過了幾站才發現，下車等車時，又因為低頭看書，接連錯過了幾趟車，最后還是原來那趟車調頭返程時，售票員又看見了他才把他喊上車。

1969年，羅健夫隨單位從北京遷往臨潼，開始主持圖形發生器的研制任務。為了填補國家在這方面的空白，他夜以繼日地刻苦鑽研，迅速掌握了精密機械制造、電子線路應用、集成電路設計、自動化控制等多方面的專業知識，甚至為了解國外的前沿技術，還擠出時間自學掌握了第二外語。4000多個日夜，他的所有周末和休息時間都是在書店和圖書資料室度過的，同事們任何時候見到羅健夫，都是看到他夾著或懷裡抱著學習資料。在大家的印象中，羅健夫永遠都是對工作充滿激情、對鑽研不知疲倦。

正是在羅健夫這種潛心學習、忘我鑽研精神的帶動下，771研究所從零開始，先后在1972年研制出國內首台圖形發生器、1975年又研發出Ⅱ型圖形發生器，成功實現了國內這方面技術從無到有的歷史性突破，為國內航天電子工業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1978年，羅健夫榮獲全國科學大會獎，但他並未滿足於已有成績、就此止步，為了進一步提升圖形發生器的精密性能，他毅然向Ⅲ型圖形發生器發起沖擊，至離世時已獨立完成全部電控有關設計。

“老羅工作起來不要命”。如果以一本書來比照羅健夫的生平，那一定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他始終像書中主人公保爾·柯察金一樣，一刻不停地去戰斗、去拼搏、去奉獻。他在筆記本上抄寫下書中的名言：“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於我們隻有一次……”。羅健夫40多年的人生經歷，也是時時處處都在踐行著這一諾言。

同事們都說，“老羅工作起來不要命”。他就像一顆永不停轉的陀螺，始終不知疲倦地奮戰在科技攻關一線。1968年，羅健夫和一名同志在北京電機廠開展項目攻關時，在最后調試的兩個月裡，他平均每天隻休息四個小時﹔在研制圖形發生器時，他經常一個星期連軸轉，餓了就咬口饃就口咸菜，困了就在塑料板上隨地一躺，就連中秋節都沒有和家人團聚，啃著饅頭度過的。

長期的辛勤工作讓羅健夫身體出了狀況。1981年，他開始覺察到胸部有疼痛症狀，當時正當Ⅲ型圖形發生器研制最為緊張的階段，為了盡快完成科研任務，他不舍得抽出時間去看病，沒有告訴領導和同事，甚至沒有告訴自己家人。到了北京后病情加重，白天他一手頂著胸部、一手操作機械，晚上他一邊查資料一邊熬中藥，在大家的反復勸說下，他硬挺了三個多月才去看病，卻沒想到已是癌症晚期。得知這個消息后，他說：“我的生命不屬於個人，是屬於黨，屬於人民的”。

在患病住院期間，羅健夫依然沒有停止工作，隻要同事來看他，他就聊工作，希望自己能在臨終之前將想到的技術知識全都傳授給同志們。曾經有一位和羅健夫共同研制圖形發生器的同事來醫院看望他，本來還有幾個問題想跟他探討，但看他疼痛難忍實在不好意思張口。羅健夫卻主動拿出圖紙，從圖形發生器的設計邏輯，到圖紙上未來得及標明的部分，以及怎樣處理調制過程中遇到的麻煩，談了兩個多小時。他在最后疼痛難忍時也拒絕打鎮痛劑，他說：“那個東西刺激神經，對大腦不利，現在我需要保持頭腦清醒，多想想圖形發生器調制中的一些問題，我不能工作了，還能給同志們當參謀”。

“我不當‘官’比當‘官’有利”。在職務、名利面前，羅健夫甘願當“普通一兵”，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從不表現自己，把名利和榮譽看得很淡。

作為Ⅱ型圖形發生器的項目負責人，在申報國家科技成果時，羅健夫堅持把自己的名字寫在了項目團隊最后。每次介紹成果時，他總是將功勞推給同事，把同事負責部分極力推介，唯獨不談自己的成績。當別人問他負責的那部分時，他也只是推托說：“自己做的不多，沒有別人的幫助是不行的，這項工作就是交給別的同志同樣也能完成”。對於獎金，他常常對自己應該拿的那份一分不要，全部上交組織。

1977年，羅健夫所在單位根據政策准備調升部分職工工資。了解到情況后，羅健夫卻主動找到組織表示：“我是共產黨員，國家有困難，我應該為國家分憂，調資面不大，應該讓給其他有貢獻，經濟更困難的同志”。實際上，羅健夫一家也很不富裕：夫妻二人工資加起來才130元，上有老人需要照顧，下有兩個孩子正在上學，愛人還需要資助下鄉的兄弟姐妹，羅健夫還要貼補照料患了癌症的弟弟一家。但在待遇面前，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比自己更加困難的同志，黨委在經過認真研究后，最終批准了羅健夫讓出調資名額的請求。

1978年，所裡准備將羅健夫提拔為第六研究室主任，被他婉言拒絕，甘願繼續從事具體科研工作。三年后，組織上再次准備考慮提拔他，領導多次找他談話征求他意見，每次他都一口回絕，並明確表示：“我不是不服從組織安排，我能力不行。從黨的科研事業考慮，我不當‘官’比當‘官’有利。讓我集中精力在科研上為國家多做些工作吧”。臨終前幾天，一位同志要為他買一種治療藥物，羅健夫婉言謝絕，並希望把省下的錢和藥留給別的病人用。在生命垂危之際，他還以一片赤誠之心向黨組織繳納了最后一次黨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