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木庵詩中的延安情懷

李木庵是延安時期懷安詩社的社長。懷安詩社是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宴請延安諸老時倡導成立的，寓意為“老者能安，少者能懷”。李木庵時任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為黨的早期法制工作作出卓越貢獻。在主持詩壇工作中，他領導懷安詩社貫徹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在詩歌創作通俗化、群眾化方面邁出可喜步伐。此外，他還為老一輩革命家詩箋的抄存、整理、編集、發刊作了大量工作。

李木庵1884年生於湖南桂陽，曾考中晚清秀才，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后，他嚴詞拒絕國民黨反動派的拉攏，被蔣介石密電“就地處決”，后幸而脫險。1940年，他到達革命聖地延安。新中國成立后，他先后任司法部黨組書記、副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首席顧問等職，1959年病逝。李木庵的詩歌創作主要集中在延安時期，留有《西北吟》《解放吟》《窯台詩話》等詩集。這些詩記錄了延安的革命生活，寄寓了作者深厚的延安情懷。

（一）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之后，日本改變軍事策略，把主要兵力用於進攻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國民黨蔣介石停發八路軍軍餉，加緊對邊區進行野蠻封鎖。在這種內外交困的極端條件下，根據地的面積和人口都大大減少了。毛澤東號召全黨“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延安等抗日根據地迅速掀起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很快扭轉了被動不利局面。李木庵創作於1942年的《延安新竹枝詞》（17首），生動表現了當時延安軍民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在這裡，軍民共同勞動，很快實現了生活自給：“南泥灣中別有天，兵農事業一身兼。餉糈自給朱總戎，不數籌邊趙屯田”﹔廣大婦女也積極行動起來，開展熱火朝天的勞動競賽：“嬌小農娃正及笄，耕雲鋤月斗新姿。英雄豈盡須眉事，巾幗爭夸馬杏兒（女勞動英雄）”﹔在勞動之余，人們縱聲歌唱，處處洋溢著同仇敵愾的氛圍：“一群歌詠協宮商，曲譜新聲樂未央。話到國仇同敵愾，大家來唱《打東洋》”。這一首首七絕，猶如一幀幀照片，生動展示了延安軍民勞動、學習、工作的場面。

（二）

在抗日戰爭中后期，延安的廉潔和重慶的腐敗日益形成極其鮮明的對比。反映在文化方面，一邊是感人的軍民同樂，一邊是空虛的歌舞升平，情況截然不同。李木庵在詩中對此有生動的描述和深刻的評論。1944年，他在《吟大后方》中尖銳地抨擊了國民黨官場在大敵當前時仍醉生夢死的丑態：“滿門朱紫半官商，聲息潛通紫闥長。國庫財歸蔣孔宋，中原災遍旱蝗湯。”1945年，他在《秧歌舞吟》中熱情贊頌了延安魯藝學員和當地農民一起跳秧歌的熱鬧場面：“去年秧歌魯藝好，今年秧歌好更多。秧歌本是農民舞，終歲無歡春節補。自從革命翻了身，剝削解除政民主。文藝面向工農兵，工農兵即文藝人。實踐創造新藝術，從頭到腳都是春”。在這首長詩中，他指出解放區秧歌和國統區靡靡之音的根本不同：“請君多看秧歌舞，請君多聽秧歌譜。擁軍擁政更愛民，霓裳羽衣何足數。霓裳曲隻悅君王，獨樂荒政隳紀綱。何如秧歌通俗又雅觀，大眾化者百姓歡。君不見邊區鼓樂響闐闐，豐衣足食過新年。又不見世界納粹如山倒，無產階級抬頭了。普天同慶齊歡笑，明年秧歌更熱鬧。更熱鬧，翊政教”。從他的詩中，我們看到當時延安的確是萬眾所歸的精神高地，中國共產黨真正是領導抗戰的中流砥柱。

（三）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很快撕下“和平”的假面具，蓄意挑起全國內戰。身在延安的李木庵毅然把兒女送到東北解放區接受鍛煉，他在《兒女離延北征，詩以壯之》中寫道：“辭家萬裡賦聯翩，塞上因依又六年。客邸猶能存定省，老身何用計周全。鐃歌響徹上元運，俊步踏翻燕北天。解放途中齊努力，杖頭佇聽捷音傳。”他對國統區民眾在日本投降后新遭受的苦難寄予深切的同情：“人肉療飢慘若何？同胞災難抑何多！獨夫不戢凶殘焰，南北東西正逞戈”“外戰方休內戰鏖，軍糈惡索凶於刀。傷心忍聽災黎話，沒有糧交命一條”。1947年，蔣介石悍然發動對延安的重點進攻。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延安軍民採用“蘑菇”戰術粉碎了敵人的圖謀，並准備制定迎接全國解放的人民政協共同綱領和人民政府法規。此時，李木庵的《窯台詩話》即將完成。他對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充滿必勝的信心：“權奸禍國勢終凶，賴有天兵撻犬戎。勝取三南指顧事，羽林刀劍正磨鋒”。他對制定共同綱領寄予殷切的希望：“欲致祥和銷戾氣，允宜公務廢私裁。國門他日懸新憲，數億烝民笑口開”。

李木庵逝世時，謝覺哉寫給他的挽聯是：“仰不愧天，俯不怍人，革命儔侶中允推長者﹔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懷安詩社裡頓失主盟。”作為懷安詩社的社長，他鞠躬盡瘁，盡職盡責。他在延安時期創作的詩產生於熱血沸騰的歲月、硝煙彌漫的戰場，是時代的戰鼓、革命的號角。今天讀著這些詩，仿佛又使人回到那威武雄壯的日子裡，重新感受到延安的精神和脈搏。它提醒今天的人們，不要忘記我們民族過去遭遇的苦難和光輝的戰斗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