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司勛：我國藥學界的“一代宗師”

彭司勛（1919.7.28—2018.12.9），湖南省保靖縣人，中國工程院院士，藥物化學家、藥學教育家。1948年赴美留學，先后就讀於馬裡蘭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藥學院，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1950年9月，他沖破美國當局的阻撓回到祖國的懷抱，曾擔任中國藥學會名譽理事、中國醫藥教育協會副會長，全國政協委員。他是我國化學制藥、藥物化學專業創建者之一，發表論文150余篇，主編專著5部，其中主編的我國第一部《藥物化學》教材被評為國家優秀教材﹔創辦《藥學教育》等雜志，主編《中國藥學年鑒》等叢書及《中國藥科大學學報》﹔長期從事心腦血管活性物研究，發現多種具有開發前景的心血管活性物質，研究成果曾獲得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三等獎、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對我國藥學研究、藥學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面對新藥研究漫長而又荊棘叢生的道路，有一位藥學大師，為了人類的健康和我國醫藥工業的發展迎難而上，竭盡一生致力於推動和探索此項艱苦的工作。他就是我國制藥化學、藥物化學專業早期的創建人之一、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藥科大學教授彭司勛。早年，他冒著戰爭烽火到重慶求學，從此開啟了藥學人生。從馬裡蘭大學到哥倫比亞大學，再回到母校執教，彭司勛始終堅守“精業濟群、興藥報國”的志向，在藥學領域辛勤耕耘。他始終以國家需要作為科研的出發點，奮進不輟，終成一代藥學大家。

與藥學事業結下不解之緣

1919年7月，彭司勛出生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縣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彭家在當地是一個旺族，也是書香門第、醫藥之家。他的父親彭勇諾曾就讀於北平中國大學，擔任過保靖縣縣長，曾在當地創辦競擇小學和縣八中等學校。而他的四叔彭勇炎畢業於湘雅醫學院，是一名耳鼻喉科專家，妹妹彭司琪是湘雅醫院的老護士長，弟弟彭司惠是武漢同濟醫學院畢業的外科醫生，包括他的妹夫、弟媳和堂妹都從事醫生職業。彭司勛自幼在這個雖然偏遠但卻文化氛圍濃厚的書香之家生活、成長，長期熏陶和耳濡目染，為他日后成為一位藥物化學家奠定了基礎。

1925年，6歲的彭司勛進入競擇小學讀書。1931年，小學畢業后，為了繼續讀書，他考入了離家150公裡之外的沅陵縣朝陽初級中學，在這裡度過了充實而又愉快的初中學習時光。1935年6月，中學畢業后，彭司勛進入長沙的兌澤中學讀高中。在此期間，他比較喜歡地理、化學等自然科學課程，還特別喜歡閱讀記者鄒韜奮訪問世界各國寫的《萍蹤寄語》和回國后寫的《萍蹤憶語》兩本書，使他在當時萌發了“有機會就周游世界”的憧憬和願望。由於路途較遠、交通不便，他在長沙讀高中三年期間沒回過一次家。1937年6月，彭司勛高中畢業后來到武漢報考大學。但不久爆發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日本軍艦明目張膽地開到了武漢江面，武漢局勢開始緊張起來。他不得不離開武漢回到保靖，開始在競擇小學承擔自然和地理兩門課的教學工作。在教書的過程中，他越來越感到自己所學不深、懂得不多，還是想考大學繼續深造。於是，1938年8月，彭司勛與同鄉5人在抗日戰爭愈加激烈的情形下毅然輾轉跋涉來到重慶報考大學。當時，由於想學一門技術或當醫生為民服務，他選擇了學制四年的藥學專科學校，從此與藥學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

1938年至1942年是抗日戰爭極其艱難的四年，也是彭司勛在大學艱苦學習的四年。當時，藥學專科學校從南京遷到重慶后辦學條件極其艱苦，不僅教室十分簡陋，就連同學生們住的地方也是幾十人一間的簡易宿舍，夏天悶熱難熬，冬天寒風刺骨，還經常要躲避日寇空襲﹔吃的米飯則是摻了沙子和稗子的“八寶飯”，菜很少，一點油水都沒有。但正是這樣艱苦的環境，磨煉了彭司勛的頑強意志，更加明確了他以藥學報效祖國的赤誠之心，立下了要為祖國藥學事業貢獻力量的錚錚誓言。19歲開始與藥學結緣，彭司勛從此便踏上了“精業濟群、興藥報國”的“醫藥之旅”。

當時的舊中國滿目瘡痍、民不聊生，經濟上飽受帝國主義的侵略，根本談不上自己的制藥工業。醫療藥品幾乎都是靠進口，不僅價格昂貴而且質量也不可靠。彭司勛在上海藥物食品檢驗局工作期間所目睹的種種情況，更加激發他振興中國藥學事業的愛國熱情。

義無反顧回國投身國家建設

1948年彭司勛獲得了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赴美留學獎學金，1948年8月18日，彭司勛告別上海的家人前往美國深造。抵美后，他先是進入馬裡蘭大學藥學院學習，后又轉學到哥倫比亞大學藥學院。在哥倫比亞大學藥學院，彭司勛選修了高等有機化學、雜環化學等課程。除上課之外，他大部分時間在實驗室做實驗，還經常到圖書館和閱覽室閱讀《華僑日報》《世界時報》《大公報》《中央日報》等中文報紙，時刻關注著國內的局勢。據彭司勛回憶：“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留學機會來之不易，在美國，學習環境比較好，自己也很用功，很少參加校外活動，理工科的學生都想多學習一些科技知識，回國參加建設。”1950年6月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藥學碩士學位。

1950年，新中國成立不久，我國政府號召海外學子回國參加建設。此時，剛獲得哥倫比亞大學藥學碩士學位的彭司勛再也按捺不住急切回國的心情。他一方面在內心深處為新中國的成立歡呼著，另一方面則期盼自己能回國從事藥物學研究事業。他堅決提出要回到自己的祖國去。面對導師和同學們的挽留，他統統謝絕了。許多人還擔憂地問：“你了解共產黨嗎？你回國干什麼？”彭司勛堅定地回答：“作為海外學子，唯有知識可以報國，我輩當義無反顧！”

風雨如磐，風雨無阻。1950年8月29日，31歲的彭司勛，放棄繼續在美國深造和工作的機會，懷著報國之心、赤子之情，和其他中國留學生一道不顧美國當局的威脅利誘和種種刁難，經過一番曲折，終於在舊金山登上了回國的“威爾遜總統號”郵輪，開啟“振興祖國醫藥事業”的偉大理想。在太平洋的海輪上，彭司勛心潮起伏，歸心似箭，期待著早日回國實現自己的報國之志。但當他們乘坐的郵輪途經香港時，英港不讓登岸，將全體回國留學生用小船送至九龍，並在轉乘火車時安插警察監視。當歷盡艱辛踏上祖國的土地，第一次看到飄揚的五星紅旗和受到祖國人民熱烈歡迎的時候，彭司勛激動得熱淚盈眶。他暗暗立下了“決心要為祖國忠誠服務一輩子”的誓言。在之后的幾十年，不斷有人問他這個問題：“美國那麼發達，你卻選擇了回國，你對你的選擇后悔嗎？”彭司勛對此置之一笑：“我不后悔。”他的回答是如此堅毅，在他內心深處始終堅信：“中國人真正的立足點是為祖國建設而工作。”

生命之花為我國藥物學事業綻放

彭司勛將生命融入到我國藥學事業中，一直致力於藥學教育和科研工作。1950年回國后，彭司勛看到國內百廢待興，藥物學研究事業尚處在初級階段，科研人員普遍缺乏。他百感交集的內心深切意識到發展教育、培養人才、開展醫藥研究是當務之急。因此，他一刻都沒有休息，馬上進入當時的南京藥學院從事教研工作。幾十年來，他為祖國藥學事業教書育人，並編著了大量的書籍、教材，獲得了國家多項獎勵。

教書育人，桃李芬芳。彭司勛在藥學教育方面辛勤耕耘，對培養國家急需的高級藥學人才傾注了大量的心血，用實際行動闡述了“學高為師、身正為范”的深刻內涵。作為我國制藥化學、藥物化學專業早期的創建人之一，他主編的我國第一本藥學專業教材《藥物化學》，被評為國家優秀教材。他擔任中國藥科大學藥物化學國家重點學科學術帶頭人、學位評定委員會主席，還是《中國藥科大學學報》《中國藥學年鑒》《藥物化學——回顧與發展》《藥物化學進展》叢書的主編和有關學術刊物的顧問、學術委員。他常說，我們的工作是艱辛和謹慎的，是不能出現斷層的，后備力量應該充足，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投身於藥物研發工作。為此，他將自己的滿腔熱情都傾注給了學生。在教學中，他認真負責，課前備課充分，課上講授深入淺出、循序漸進，力求做到“精、新、活”，課后引導學生思考總結、觸類旁通、加深印象。在研究生培養方面，他注重學生研究和獨立工作能力的訓練，重視提高他們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他每天都去實驗室與學生共同研究問題，並從研究生論文的選題確立到實驗、寫作等各個環節都一絲不苟地進行指導，並每月組織討論一次，著重解決一些學術上、業務上的問題。在生活上，他關愛學生，主動為貧困學生捐款助學。作為首批博士生導師，他培養博士、碩士研究生50余名。這些學生心中始終銘記著恩師的一段話：“不管你從事什麼，都應切記要以民為本，科技為先，教需有人，凡事要有創新精神。”正是彭司勛嚴謹求實的科學態度、誨人不倦的大師風范，激勵著越來越多人為我國藥學事業作出積極努力。

迎難而上，研發新藥。彭司勛在完成教學任務的同時，積極開展新藥研究工作。但新藥研究涉及多個學科、多個環節，周期長、難度大、投資多、風險高，往往使人望而卻步。面對荊棘叢生的道路，這個經過艱苦歲月磨練的土家族硬漢子，不懼風險、迎難而上，數十年如一日地致力於推動和探索新藥的研發工作。他幾乎每天堅持到實驗室自己動手做實驗，有一次因實驗爆炸而受傷，但他住院不到一周就匆匆出院，繼續投入到緊張的實驗中。他曾先后任“七五”“八五”攻關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國家新藥研究基金等項目課題組負責人。早年，他主要從事藥物分析和中樞神經系統藥物的研究，重點研究安定藥和鎮痛藥，曾創制出多種具有鎮痛或降壓作用的吲哚類化合物。1975年，他根據工作需要轉向抗腫瘤藥物的研究，試制成功了抗癌藥六甲密胺，獲得了江蘇省科技成果獎並投入生產。后來，他主要從事心腦血管疾病的防治藥物和分子生物學的研究，重點是作用於鈣、鉀離子通道的化合物和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制劑及其分子模型，曾發現具有較好的降壓作用和抗心律失常作用的化合物各一種，在當時國內處於領先地位。為了推進我國新藥開發盡快從仿制到創制方向轉變，彭司勛倡導利用中草藥有效成分為先導物，結合定量構效關系和計算機輔助藥物設計的理論和技術進行結構改造和優化，設計合成新化合物，創制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藥，在當時得到了廣泛應用。1996年，他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關心國事，參政議政。1953年，彭司勛加入了九三學社。1959年由江蘇省青年聯合會推選為第二屆江蘇省政協委員，直到1998年換屆歷經了39個年頭。他曾歷任九三學社江蘇省委員會主委、九三學社中央常委、江蘇省政協第六和第七屆副主席，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八屆全國政協常委。在任期間，他認真學習貫徹黨和國家的各項政策，深入基層做好調研分析，積極參政議政、建言獻策。例如，1993年在第八屆全國政協會議上，他參與題為《實行藥品專營，確保人民用藥安全》的大會聯合發言﹔他關於“加強藥學教育宏觀管理和領導”的提案，被編入1995年全國政協優秀提案。作為民主黨派負責人，他認真落實國家方針，善於聽取各方面意見，注重貫徹民主集中制，使各項工作都有序開展，從而使九三學社江蘇省委的工作呈現出很好的局面。

2018年12月9日，彭司勛因病在南京逝世，享年100歲。彭司勛的一生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我國的藥研事業之中。他腳踏在祖國的國土上，心系在祖國的藥學事業中，孜孜不倦育人，勤勤懇懇著書，兢兢業業研究，為我國醫藥教育和新藥開發作出了杰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