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時期如何進行圖書館建設

中央蘇區的圖書館事業是在黨和蘇維埃政府領導下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雖然整個歷程隻有短短的6年時間，但成就顯著、作用突出，實現了我們黨在局部執政時期圖書館事業從無到有、由小到大、從單一到全面的革命性突破。圖書館作為藏書讀書的重要陣地，為中央蘇區時期的革命理論研究和思想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

明確為革命斗爭服務的指導思想

中央蘇區的革命斗爭是黨領導下為人民大眾的斗爭，需要通過遍布各地的圖書館向人民群眾宣傳黨的革命思想和斗爭策略，以此來增強黨在革命斗爭中的領導力和群眾對黨的向心力。這決定了中央蘇區的圖書館建設必須為革命斗爭服務。

為了使圖書館建設的指導思想深入人心，擴大圖書館在服務革命斗爭中的作用，中央蘇區時期的權威刊物和相關文件多次進行廣泛宣傳和具體部署。如第34期《紅色中華》發布啟事：“圖書館為著充分給革命的工作者需要和給予提高革命同志的文化水平。”因此，在以中華蘇維埃中央圖書館為龍頭的各級各類圖書館內，廣泛陳列了《共產黨宣言》《才溪鄉調查》《戰術學講義》等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和實用性軍事圖書，這些書籍為廣大革命群眾開展斗爭、提高本領提供了理論和知識上的有力幫助。1933年7月通過的《八縣貧農團代表查田運動大會的決議》要求：“普遍的建立俱樂部，列寧小學，識字班，列寧室，書報閱覽所，牆報等等，以提高工農群眾的文化水平。”這一部署的推進有效提升了廣大群眾的文化水平和革命意識。以才溪鄉為例，到1934年1月，除兒童外，全鄉6400余人能識100字以上的約有30%，能檢查普通路票的婦女佔30%，能自行閱讀《斗爭》的約有8%，能看《紅色中華》並會寫簡單字條的約有6%。可見，中央蘇區時期的圖書館建設在傳播黨的方針路線、提高廣大干部群眾政治覺悟、加強紅色政權建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有效服務了革命斗爭的需要。

制定執行嚴密有效的管理制度

圖書館是公共機構，嚴密的管理制度是其有序運行的基本保障。中央蘇區時期，黨和蘇維埃政府著眼於戰爭環境的特殊情況和革命斗爭的特殊需要，在圖書館管理制度方面作出了很多開創性的有益探索。

圖書館制度建設在黨和蘇維埃政府的高度重視下日趨嚴密。一方面，以制度化的方式在蘇維埃政權組織體系中明確圖書館的管理部門。如教育人民委員部在1933年4月頒布了《省、縣、區、市教育部及各級教育委員會的暫行組織綱要》，規定在省、縣、區各級教育部門都要設置社會教育科專門負責管理俱樂部、書報閱覽室、圖書室等閱讀場所。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員部制定的《俱樂部綱要》以教育法規的形式對俱樂部（圖書館）的自身性質、機構設置、人員組成、經費來源、工作日程、組織形式、職責任務等作了明確規定。另一方面，在圖書館具體運行上也進行了一系列細化的制度安排。其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圖書館的制度設計最為科學完整，在書籍編目登記、開放時間、借閱規則、損壞賠償等方面都作出了切實可行的規定。如為兼顧一些人因白天忙於工作無暇閱讀，中央圖書館特地將閉館時間延遲到晚上11點。夜幕降臨時分，前來閱讀的干部群眾絡繹不絕，他們或團坐在圖書館內，或圍坐在圖書館門外，在昏暗的油燈下津津有味地讀書，使學習之風越吹越盛。一些基層的圖書館（室），也從自身實際情況出發，制定嚴格的管理規章制度。如1929年12月，共青團閩西特委對“書報社”的管理進行了明確強調：“來書借書都要登記”“書籍要編號數”。類似這樣的規定雖然簡單，但切實可行，確保了各項圖書活動有章可循。

建立完善組織架構

中央蘇區時期的圖書館建設從起初就著眼蘇區現實革命需要，打破圖書館模式和職能的單一化，著力設置並建設貼近現實、運行靈活、效果突出的特色圖書館組織體系。

從組織架構上看，中央蘇區時期形成了以中華蘇維埃中央圖書館為核心，以圖書館（室）、俱樂部、閱覽（書）室、牆報所、展覽室、列寧室等統一發揮圖書館作用的各類文化宣傳陣地為支撐的圖書館組織體系。當時，中央蘇區各級各地都要求建立各種類型的圖書館。1933年12月6日，永新縣蘇六全大會通過的《文化教育建設決議案》在規定以后文化建設的具體任務中指出：“做到一鄉建立一個俱樂部，一個識字委員會，一個圖書閱報所，每村建立一個夜校，一個識字分會，一個農村牆報。”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34年僅在江西、福建、廣東3省蘇區的鄉村中就建立了1656個俱樂部和列寧室。這些名稱不一而又集中發揮圖書館功能的各類機構共同組成了中央蘇區時期獨具特色的圖書館組織體系，激發和保障了廣大群眾的閱讀熱情。《青年實話》曾於1933年刊登過一段唱詞，還原了列寧室裡興致盎然的讀書場景：你看《紅色中華》\我看《青年實話》\他跑來笑哈哈\“列寧室”真正好呀\來，我問你\不管他是軍事還是政治\你答得有道理\我獎給你一朵花。別具一格的圖書館組織形式增加了廣大干部群眾、紅軍官兵閱讀和學習的渠道，中央蘇區的革命氛圍空前高漲。

發揮群眾力量

相對落后的經濟文化和殘酷的戰爭環境使中央蘇區時期圖書館事業發展面臨巨大困難。正因為如此，黨和蘇維埃各級政府迫切需要革命團體和廣大群眾的參與。

中央蘇區時期的圖書館建設踐行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有力推動了圖書館事業的蓬勃發展。在圖書館建設初期，黨和蘇維埃政府就深刻認識到群眾力量的寶貴作用。1932年秋通過的《第二次閩浙贛省蘇大會文化工作決議案》中指出，部分地區“俱樂部的讀書、識字、讀報、研究等工作，沒有切實建立起來，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吸收群眾參加俱樂部工作”。此后，在蘇維埃政府大力動員下，群眾廣泛參與其中，有效促進了中央蘇區圖書館事業的快速發展。如中央圖書館成立之初為充分搜羅民間珍籍，在《紅色中華》刊登了征書啟事，明確提出向“諸位同志及革命團體”廣泛征求贈書。不到2個月，紅軍各部隊、蘇區各部門和干部群眾就捐贈了《糧秣經理教程》《小學法規詮釋》《戰術原則之應用》等各種書籍2萬余冊，極大地充實和豐富了中央圖書館的館藏資源。可見，正是由於匯聚起群眾的磅礡力量，中央蘇區時期的圖書館事業才能紅紅火火地開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