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南抗日根據地的統戰工作

　　 【黨史鉤沉】

　　 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抗戰初期建立的冀南抗日根據地，以構建統一戰線為首要工作。冀南根據地在服務黨中央統戰戰略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地區地緣優勢和有利條件，成功克服了統戰工作的繁雜困境。冀南根據地統戰工作的成效與經驗，體現了黨在抗戰時期的政策優勢。

　　冀南地區的地緣優勢與有利條件

　　 冀南地區泛指河北省的南部，但也包含今河南、山東的一部分。隨著抗戰形勢發展，政區所轄范圍幾經變化，大體位置“在平漢路以東、津浦路以西、滄石路以南、漳河以北，跨衛運河包括魯西北一部，共40余縣，面積約2.8萬平方公裡，人口近800萬”（《冀南革命根據地建設》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3頁）。冀南地緣優勢與有利條件主要體現在經濟基礎豐厚、區位優勢顯著、文化氛圍較好以及黨群關系密切等方面。

　　 經濟基礎豐厚。冀南地區河流縱橫，航運水利發達，既通舟楫，繁榮城鎮商貿，又可灌溉，肥沃鄉村農田。冀南地區物產豐富，農作物以棉花、小麥、小米、花生為主，其中“棉花在戰前佔耕地面積百分之八十……全華北棉花過去百分之四十產於此，由於產棉，紡織亦極發達……全區產硝鹽甚多，取土淋鹽，即可得鹽，又可得硝，軍需民食兩便……手工業有紡織、毛巾、熬鹽、榨油、造酒、卷煙、織襪、造紙、編席等”（《晉冀魯豫邊區分區詳解地圖》，華北新華書店1947年版，第25頁）。鑒於冀南地區資源豐富、農副工商業以及交通業的發達，中國共產黨把冀南平原作為“太行山區游擊戰爭的物資供應基地”（《冀南革命根據地建設》上，第3頁）。

　　 區位優勢顯著。冀南地區東接山東，西靠太行，南臨豫北，北毗冀中，起到了連接華北各個抗日根據地的紐帶作用，不僅“是聯系魯西北與太行的橋梁，也是延安與山東之間的通道”（《冀南日報史》（1939—1949），河北日報社1999年版，第15頁）。冀南根據地的建立、發展體現了黨中央充分發揮華北敵后抗戰作用的戰略構想，形成冀南與太行相互依托，優勢互補。同時，直接威脅華北敵人的統治。129師副師長徐向前認為：“建立冀南抗日根據地，可以破壞日軍在平漢、津浦兩大鐵路干線的交通運輸，使日軍的資源掠奪，物資補充，兵力轉移，陷於被動﹔可以使我們在這塊富裕的土地上立根生足，以冀南的人力、物力充實抗戰力量，支援抗日戰爭。”（《陳再道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8年版，第250頁）因此，冀南根據地在戰略區位上，有著特殊意義。

　　 文化氛圍較好。冀南地區靠近京津文化圈，因地域之便，得風氣之先，文化氣息濃厚，且“優良的經濟條件，就造成了文化開展的條件，而且華北為中國名都之一，與天津相犄角，自國都南遷后，全國著名大學仍有滯留平津者。因此，冀南的文化工作是有歷史基礎的”。在全民族抗戰的殘酷環境下，冀南人民對戰爭痛苦的體驗比較深，且“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的關系，冀南的老百姓民族國家意識特別強烈，又因為本身具有文化工作的歷史的條件，這覺醒來的特別普遍而徹底”（《在游擊戰爭中冀南文化工作是怎樣開展的》，《新華日報》（華北版）1940年4月9日，第4版）。簡言之，冀南群眾文化素質較好且民族意識比較強，更容易接受革命文化的影響。

　　 黨群關系密切。冀南地區貧苦的雇農、佃農佔主體，長期受封建地主壓迫，反抗意識較強。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當地先進知識分子就在此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並積極領導工農群眾，開展反帝反封建勢力的革命斗爭。1935—1936年間以“抗日反蔣”“分糧吃大戶，抗捐抗稅”為主要口號的“冀南暴動”，規模宏大，形成聲勢，雖以失敗告終，但擴大了黨的政治影響，提高了群眾的階級覺悟，為革命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1937年5月，中共平漢線省委成立，黨組織派馬國瑞等人建立直南臨時特委，恢復了冀南十余縣的黨組織，並積極發動當地群眾進行抗日活動，為后來八路軍挺進冀南，建立根據地，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冀南統戰工作面臨的復雜局面與困難

　　 正是因為冀南地區戰略的重要性，所以受到多方關注。七七事變后，冀南淪陷，日軍在此燒殺搶掠，社會動蕩不安。在此形勢下，各種組織以及雜牌武裝，蜂擁而至，有“日軍嘍，偽軍嘍，義軍嘍，民軍嘍，保安隊嘍，六離會嘍……五花八門”（《徐向前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第450頁）。同時“散兵土匪，覓地盤踞”（《在戰斗中成長的冀南根據地》，《八路軍軍政雜志》第2卷第9期，第157頁），正所謂“司令如毛，土匪遍地”（《宋任窮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頁）。整個冀南已經淪為敵偽土匪盤踞和爭奪的地獄，廣大人民群眾深陷水深火熱中，苦不堪言。冀南從政治方面來看，各股勢力盤踞，呈現出無政府的紊亂狀態。“同時，日寇又利用‘以華制華’的慣技，發動冀南各地土匪，在冀南內地大肆搶掠，且互相毆斗，以削弱我抗日力量”（《冀南十個月來的抗日政權工作》，重慶《新華日報》1939年1月31日，第4版）。從軍事方面來看，中共面臨的是本地區錯綜復雜的多種軍事勢力，這些勢力不僅數量龐大，而且實力比較強悍。因此，冀南地區統戰工作困難重重，任務艱巨。

　　 事實上，冀南人民渴望社會安寧，八路軍出師抗戰的消息傳到冀南，冀南人民“盼望共產黨、八路軍能早日到達，領導他們抗日救國，安定社會秩序”（《冀南軍區戰史》，藍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3頁）。鑒於冀南復雜的社會形勢與各界呼聲，中共及其所領導的抗日政府，要想在此立足，必須以合適的政策與措施協調好各階層關系，因此，“冀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切實建立成為當地黨政軍民首要的工作”（《一年來的冀南抗日根據地》，《解放》周刊第4卷第71期，第13頁）。

　　冀南統戰工作服務於抗戰的戰略需求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針對國內復雜的政治軍事形勢，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毛澤東所作《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的報告，並要求：“在國共兩黨合作的基礎上，建立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抗日戰爭，精誠團結，共赴國難。”（《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頁）10月27日，周恩來、劉少奇致電任弼時、鄧小平並轉發至各師政治部及地方黨部：“要以自己公開的面目和主張動員群眾，擴大民族革命統一戰線運動，要使自己成為統一戰線的領導者組織者。”（《八路軍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頁）為了更好地貫徹中央的統戰工作精神，1937年11月15日，中共北方局在《關於目前形勢與華北黨的任務的決定》中，提出“在游擊戰爭中，我黨即應以華北最大政黨的資格，出來建立統一戰線的民主的抗日政權與新的抗日武裝部隊。在各游擊戰爭的根據地上成立邊區政府、軍區司令部及各縣區鄉政府的改造與建立”（《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檔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頁）。

　　 冀南地區的統戰工作，服從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服務抗日戰爭的戰略需求，八路軍129師領導層認為，依托太行山地，開辟冀南平原根據地，進一步團結各階層人民群眾、做好統戰工作是冀南重要工作環節。“在抗日高於一切的原則下，團結起來，而奠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一年來的冀南抗日根據地》，第13頁）。后任冀南區黨委書記的李菁玉認為：“游擊戰要掌握統一戰線和統一指揮的精神……應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地方政府和群眾團體，共同組織一臨時政權機關……用統一戰線抗日救國的光明磊落立場，去鞏固與擴大部隊，取得外方援助”（《冀南黨史資料》第2輯，1986年版，第23頁）。為了貫徹黨中央統戰政策，團結冀南人民進行抗日救國，129師先后派孫繼先、胥光義率挺進支隊，陳再道、李菁玉領導東進縱隊以及宋任窮率領的騎兵團等部隊相繼開赴冀南，靈活利用黨的統戰政策迅速平息了地方雜牌武裝亂象。1938年8月14日，以楊秀峰、宋任窮為正、副主任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宣告成立，標志著冀南根據地的創建基本完成。冀南革命形勢之所以發展迅速，據宋任窮回憶，其主要原因是“正確貫徹執行了統一戰線政策。因而，提高了我黨我軍的政治威信，受到各界擁護。爭取和團結了一切願意抗日的階級、階層的各界知名愛國人士，爭取收編了一些各類武裝，壯大了我軍力量，推動了各項工作迅速發展”（《宋任窮回憶錄》，第133頁）。同時，冀南行署堅持“三三制”民主制度、執行“減租減息，交租交息”的經濟政策，以文化教育增強民眾救亡意識，其目的是“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全體同胞，建立堅強的冀南抗日根據地，抗戰到底”（《冀南歷史文獻選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頁）。

　　 總之，從統戰工作性質來講，統戰工作處於冀南根據地各項事業的首要地位，從統戰工作范圍來看，統戰對象廣泛，面向進步民主人士、地主農民或是各種武裝、日偽軍隊。因此，要解決冀南地區存在的內部摩擦與外部抗敵的問題，“必須正確的把握抗日統戰的原則，加以靈活運用，始能內求團結，外抗民族之公敵”（《冀南各縣統戰工作中的幾個問題》，《統戰半月刊》（一五六期合訂本）第37頁）。盡管面臨著諸多困難與挑戰，但中國共產黨以人民利益為中心，採取多元靈活的統戰策略，盡可能團結各階層人士，實現統戰預期目標。冀南的統戰工作不僅體現了其政策的包容性，而且反映了我們黨統戰政策的先進性與可行性。可以說，統戰工作的成功是黨在冀南地區得以立足並不斷發展壯大的重要因素。

　　 （作者：徐建平，系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