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覺哉家書中的家教與家風

　　1945年12月15日，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取得勝利后，“延安五老”之一的謝覺哉參照《沁園春·雪》的韻律，寫了一首幽默風趣的《沁園春·為諸孩》：

　　三男一女，飛飛列列，定定飄飄。記湯餅三朝，瞳光灼灼﹔束脩周載，口辯滔滔。飢則傾餅，倦則索抱，攀上肩頭試比高。扭秧歌，又持竿打仗，也算妖嬈。

　　一群驕而又嬌，不盼他年紫束腰。隻父是愚公，堅持真理﹔子非措大，不事文騷。居新社會，學新本事，縱是庸才亦可雕。吾衰矣，作長久打算，記取今朝。

　　濃濃的父愛，殷殷的期望，洋溢在字裡行間。謝覺哉家庭和睦，兒孫滿堂，除了詞中提到的“飛飛列列”（謝飛、謝列）、“定定飄飄”（謝宏、謝飄），還有謝廉伯、謝子谷等兒女。謝覺哉既喜歡和疼愛孩子，又嚴格教育他們，在家教、家風方面堪稱楷模。這一點，在他寫給孩子們的一封封家書中，有著生動而深刻的體現。

　　重視學習，崇尚知識

　　1952年1月1日，謝覺哉在給兒子謝子谷、女兒謝冰茹的信中說，雖然“私人的信，很少寫”，但是“你們如有學習上困難問題，經過考慮還得不到解決的，如來問我，可能給你們答復”。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謝覺哉對子女學習的重視。

　　謝覺哉自幼酷愛讀書，善於寫作，並在1905年考上中國科舉最末一代的秀才，但他的學習方法不是死記硬背，而是時刻保持學習的精神，做到隨時隨地認真學習。1953年8月7日，謝覺哉致信孫子謝金圃，就學習問題指出：“自學是最好方法，有些科學，難於完全自己學到，但一般文化、常識，沒有不可學到的。但也不要性急，要一點一滴的累積。農村的先生多，廣大勞動人民是你的先生，報紙書籍是你的先生，問題隻在你自己肯學肯想。”1961年4月，謝覺哉致信謝宏、謝飄等人說：“經驗知識是無窮盡的，隻要用心，隨時隨地都可學到東西﹔隻要虛心，別人的、書本上的經驗知識，都可變為自己的經驗知識。”25日，謝覺哉又給他們寫了一封信，提出“會說會寫，是做任何事情的工具，一定要學會掌握這個工具”，並再次強調“父母教導是要的，但主要是靠自己學，靠向老師及其他的人學”。

　　尊重勞動，自力更生

　　謝覺哉對體力勞動十分重視，對工農勞動者十分尊重。1951年5月25日，謝覺哉在給兒子謝廉伯、謝子谷等人的信中，嚴厲批評他們在來信中“從未提到如何生產，只是叫苦，說困難，要我幫助”，說他看不到他們“有志氣、有計劃地創造自己的前途，就要生氣”。批評之后，謝覺哉對他們進行了耐心的說理，指出他們錯在“勞動觀點尚不濃厚”，“仍想過不勞而食的生活”。因此，必須深刻認識到，“土改是打倒幾千年來封建剝削的地主階級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運動，不但是從政治和經濟方面摧毀它，同時也要從思想意識改造它，土改后不再容許依靠封建剝削致富，而應該是勤勞致富”。

　　在這封家書的最后，謝覺哉提出了明確的要求：“你們不要再猶豫了。除老、小、殘廢不能勞動的外，其他都要勞動。”謝覺哉多次提出，要糾正看不起農業勞動者的錯誤認識。1953年8月7日，他在給謝金圃的信中，建議他找愛人時“要找就得找個能勞動的農家女子，挑得起放得落的，識不識字是次要的”。1955年12月14日，謝覺哉致信在湖南寧鄉做小學教員的侄女婿吳豈凡，要求他“鼓勵中小學畢業沒有升學的學生從事農業勞動，他們有相當文化程度，在發展農業上很用得著他們，要打破他們讀了書就不想作田的傳統習氣”。

　　謝覺哉還注意從身邊小事樹立孩子們的勞動觀點。1961年2月28日，他致信謝宏、謝飄等人，說你們能夠認識到“媽媽夠累了”這一點是進步，但應更進一步，思考“怎樣使你媽媽不這樣累”，並指出：“你媽媽累的事，很多你們都能幫助做或代替做，不要等人叫你做才做，而是人不要你做也爭著做，這樣做才有趣味，才能學到知識。”

　　鍛煉思想，力求上進

　　謝覺哉格外重視孩子們的思想改造問題，為他們的進步感到欣慰，對他們的缺點嚴加管教。1951年1月27日，他在給侄女謝謙芳、侄子謝茂杞等人的信中說，自己喜歡看到他們關於“思想改進想做番事業”的來信。同時教育他們不可驕傲自滿，要“從艱苦的過程中，得出雋永的味道”，像關羽那樣過五關斬六將，到達了黃河渡口，才算過關。“如果過關后感到鬆勁，那是‘偷關’，不算過關，以后遇著關會過不去。”因此，“必須鍛煉身體與精神，服從組織，力求上進，老老實實，講到哪裡就做到哪裡，你們的前途才是無限的。不然的話，也許碰著平陽的關也闖不過去，碰著一員裨將也斬不下來”。

　　1952年1月1日，謝覺哉在給兒子謝子谷、女兒謝冰茹的信中，再次談到思想改造的問題。勉勵他們要有上進心，不要向困難低頭，“進步中的困難，可以克服，且克服一次，必然有新的局面，你的人生觀也會跟著進步”。

　　對待孩子們的入黨問題，謝覺哉更是嚴肅認真。1961年2月28日，他致信謝宏、謝飄等人：“入黨不只是組織上批准你入黨，而是要你自己總想行動像個具有共產主義品質的人。你們已讀過不少關於共產黨典型事跡的書籍或戲劇，你們自己可檢查一下，如果有隻顧自己，不顧別人，不無私地幫助人，團結人，學習、勞動、工作上有缺點，不能艱苦朴素等，就要下決心改正，因為這是和共產黨員不相容的。望你們依照你們自己定的志願好好去做。”1962年3月8日，謝覺哉又一次在信中教育謝宏、謝飄等人：“我們是共產黨人，你們是共產黨的子女。共產黨是人民的勤務員，要幫助廣大人民能過好日子，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當廣大人民還十分困難的時候，我們過著這樣的生活，應該感到不安，而絕不應該感到不足。”

　　堅持原則，不搞特權

　　謝覺哉一生，不謀私利，廉潔奉公，艱苦朴素，甘做人民的公仆。“為黨獻身常汲汲，與民謀利更孜孜”，延安時期人們向謝覺哉祝壽時所說的這兩句話，正是他崇高品格的真實寫照。謝覺哉嚴格要求自己，教育子女不要有特權思想，不要把他視為舊社會的官老爺，更不要做“少爺”的美夢。

　　新中國成立后，與謝覺哉分別多年的謝子谷、謝廉伯，想從老家湖南到北京去看望父親。1950年1月21日，謝覺哉在給他們的信中說：“兒子要看父親，父親也想看看兒子，是人情之常。”但要等一等，因為這時候“你們很窮”，“籌路費不易”，來到北京，“我又要替你們搞住的吃的，也是件麻煩事”。待到秋收后，光景好一些，再來不遲。謝覺哉還語重心長地說：“你們會說我這個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亂，‘官’而‘焦’了，轉亂為安。”他以詩言志：“你們說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起得早來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所謂“焦官”，意思就是不掙錢的官。而“周老官”是謝覺哉家鄉一位勤勞能干的雇農。不僅說自己是“焦官”，還自比為普通的農民，可見謝覺哉的良苦用心。

　　1960年3月，謝覺哉致信女兒謝群英等人時，談及外孫姜忠調動工作的問題時，明確表示：“我不知道可不可調，如果可調，姜忠可以自己請求，如不可調，那旁人說也是空的。不要認為地位高的人可以說情，這是舊社會的習氣，早已經不作興了。”

　　  （摘編自《黨史博覽》2017年第4期 王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