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權家書裡的革命記憶

　　作為紅色家書的經典之作，左權將軍家書的一字一句都體現了老一輩革命家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道德風范，每一封家書都是一段鮮活而震撼的革命記憶。

　　堅定的家國“大我”情懷

　　“家國一體”思想是中國古代國家架構與治理的重要理論來源之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左權將軍是八路軍高級將領，他把人性與黨性高度有機融合為一體。

　　家書的一頭，是將軍的“小我情懷”，是他最溫暖的情感寄托。他給妻子劉志蘭的信中寫道：

　　“我們的駐地雖狹小一點，經修整后較磚壁還好，院子裡種了許多花……大批菊花、牽牛花等，開得甚為好看。可惜的就是缺蘭，而蘭花是我所最喜歡最所愛的，蘭恰離開我在千裡之外，總感美中不足。每次打開門帘，見到各種花的時候，就想著我的蘭，我最親愛的蘭。”

　　這些瑣碎平常的生活細節描摹與革命宏大敘事並無必然關聯，卻突出了日常生活的具象和樂趣，肯定了人生意義的現實性。

　　家書的另一頭，是將軍的“大我情懷”，是左權投身革命以來的畢生追求。他在給母親、叔父的信中寫道：

　　“我們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后，當局對我們仍然是苛刻，但我軍將士，都有一個決心，為了民族國家的利益，過去沒有一個銅板，現在仍然是沒有一個銅板，過去吃過草，准備還吃草。”

　　為了國家利益和抗日決心，左權帶領八路軍指戰員在“沒有一個銅板”和“吃過草”的條件下“准備還吃草”﹔“已准備著以最大艱苦斗爭來與日軍周旋”。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

　　“怪得很，記得去年今日已經很冷了，但今年今日還不見雪，比去年暖得多，農民已擔心明年的旱災，這確是可怕的事。如不幸明年來個旱災，那敵后抗戰事業的困難必更大增。”“敵后戰爭仍在緊張的發展。困難情形亦大非昔比，渡過最艱難的兩年后再相見吧。那時的情況自然就好了。”

　　左權雖說“渡過最艱難的兩年后再相見吧”，可直到犧牲都未能與家人再見一面，頗有當年護國將軍蔡鍔“七尺身軀已許國再難許卿”的風范。家國情懷，渾然一體。

　　與時俱進的忠孝觀念

　　忠孝是傳統道德文化的基本概念。在家盡孝、為國盡忠的道德觀念，影響著數千年的中國人。左權在給叔父的信中寫道：

　　“不幸林哥作古，家失柱石，使我悲痛萬分。我以己任不能不在外奔走，家中所持者全系林哥，而今林哥又與世長辭，實使我不安，使我心痛。叔父!我雖一時不能回家，我犧牲了我的一切幸福為我的事業來奮斗，請你相信這一道路是光明的、偉大的，願以我的成功的事業報你與我母親對我的恩愛，報我林哥對我的培養。”

　　1923年，18歲的左權毅然投筆從戎，奔赴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自此，從黃埔一期到留學蘇聯，從返回蘇區到萬裡長征，從華北抗戰再到犧牲在十字嶺，一直未能回到故鄉。從傳統孝道觀念看來，這已屬“不孝”行為﹔1937年9月，他在叔父左銘三的來信中驚悉自己大哥左育林已逝，家中僅剩母親一人。每每讀此，總讓人扼腕。然而，自古忠孝兩難全，在母親膝前盡孝與民族國家的利益之間，左權毅然決然選擇留在抗日前線為國盡忠，將革命事業的成功視為對父母最大的盡孝，直至犧牲在十字嶺。

　　薪火相傳的紅色家風

　　左權將軍的家風和革命記憶自始至終秉承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為了工作、進步“於黨有益”和抗戰時局，所彰顯的革命大無畏精神和樂觀情懷。

　　“志蘭：你到達延安后，應即把太北送到托兒所去，你能很快的進學校，這是我的願望，想你也同感。”“好的是北北已長大了，完全同意你到適當時候當然的脫離她，進學校去。我決意不阻撓你的學習，遵守分別時的諾言。”“不多寫了，不要忘記教育小太北學會喊爸爸，慢慢的給她懂得她的爸爸在遙遠的華北與敵寇戰斗著。”

　　在戰爭年代中，不管是前線還是后方，左權始終重視學習和教育的作用，因為他深知若要永葆紅色家風永不褪色，用理論學習去武裝頭腦必不可少。

　　為克服物質困難、精簡機關、充實基層，中共中央提出精兵簡政。從“春耕”到“筑堤開荒”再到“加緊生產”，這段革命記憶從左權家書便可見一斑。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

　　“我根據地遭受敵寇之摧殘是空前的。敵人的政策是企圖變我根據地為一片焦土，見人便殺，見屋便燒，見糧食便毀，見牲畜便打，雖僻野山溝都遭受了損失，整個太北除冀西一角較好外，統均燒毀，其狀極慘。”“敵人新的花樣就是放毒。在軍隊指揮機關駐地，在工場、地方，在某些政權機關及某些群眾家裡，滿布糜爛性毒質。”

　　1941年日軍的大“掃蕩”使太北地區成為一片焦土﹔而抗戰中日軍的這些暴行更是反映了中華民族所經歷的血淚和苦難。

　　（摘編自《黨史文匯》2023年第1期 張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