皓首窮經致力經典傳承

學人小傳

湯一介（1927—2014年），著名思想家、哲學史家、教育家和國學泰斗，歷任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院長、國際中國哲學會主席、中華孔子學會會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等職。湯一介主編的九卷本《中國儒學史》是迄今為止資料最翔實、內容最豐富、體系最完備的中國儒學通史。他的主要論著《郭象與魏晉玄學》《儒道釋與內在超越問題》《佛教與中國文化》《和而不同》《儒學十論及外五篇》等，主持的《中國經學史》《儒釋道三教關系史》《中國解釋學史》《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等研究課題，都充分體現了他對中國文化復興和促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所做的艱苦努力及所具有的擔當精神。

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聽取了有關專家的發言，其中北京大學副校長王博介紹了《儒藏》的編纂情況。《儒藏》旨在將儒家典籍集大成地匯編成為一個獨立的文獻體系，是一項人文社會科學基礎性工程，也是我國人文學界大規模國際學術合作和文化交流項目，體現了“盛世修典”的中國文化傳統，也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文化使命和歷史擔當。在我國當代學人中，有一個名字與《儒藏》編纂緊密聯系在一起，他就是湯一介。湯一介一生致力於中國傳統文化典籍整理與研究，自2003年起，湯一介擔任了《儒藏》編纂中心主任、首席專家，他注重古籍的整理與考訂的治學方法、“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的治學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整理考訂文獻史料是治學的基礎

湯一介治學深受其父湯用彤的影響，將湯用彤的學術思想發揚光大。湯門乃文化世家，湯用彤希望他傳承湯家視讀書做學問為本分的家風，遂取“一介書生”之義而命名“一介”。父子兩人一生均是在讀書、教書、寫書、編書中度過的。1956年，湯一介從北京市委黨校調到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湯用彤的學術助手，他的主要教學研究領域為魏晉玄學、道家道教、佛學、儒學、中西文化關系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等。湯一介一方面承繼並深化了湯用彤開拓的學術領域，如魏晉玄學、早期道教史、儒學、三教關系等﹔另一方面立足國學，探索中國文化相比西方獨特的研究內容和方法，如提出普遍和諧觀念、創建中國解釋學等。同時，他還從對中外文化史的反觀中進行當代的文明交流互鑒，倡導“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也讓世界文化走進中國”。

湯一介特別注重古籍的整理與考訂，以使自己的治學有扎實根基。他認為整理考訂文獻史料是治學的基礎，基礎若有問題，則循此而做的研究必不可靠。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湯一介就曾提出編纂《儒藏》的設想，但由於各方面條件還不成熟而未能實施。隨著我國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他於21世紀初重新設計編纂《儒藏》的方案，得到季羨林、張岱年等老一輩學者的鼎力支持。2002年，湯一介主持召開“《儒藏》學術研討會”等會議，充分討論了編纂《儒藏》的可行性、必要性及其價值意義等問題，季羨林、張岱年也親自出席了論証會。這些努力最終促成2003年《儒藏》工程批准立項，湯一介任首席專家。

編纂《儒藏》這部浩瀚叢書，是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儒藏》擬匯集古今中外所有儒家的漢文著作，僅精華本就2億字，全本更達到5000多部、10余億字，預計規模超過《四庫全書》。這是迄今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文獻結集工程，整個項目要數十年才能完成。湯一介說：“中華文明之所以沒有中斷，就是因為有經典存世。編纂《儒藏》關系到中國人的文化自強、文化自信。將中華文化發揚光大，是知識分子應有的對國家、民族的擔當與職責”，“因為我愛我的祖國，所以我必須愛我國家的文化。一個沒有文化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一個有自己傳統文化的國家，才會有自己的希望。”典籍是文化傳承的基本載體，《儒藏》的編纂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研究和推廣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基礎，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和國家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

湯一介認為，《儒藏》的編纂是未來對儒家文化進行全面研究、詮釋和現代轉化的必要依據和前提。編纂《儒藏》有兩大意義：一是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三分天下，但隻有道教的《道藏》、佛教的《大藏經》，而沒有儒家的《儒藏》，這未免是一個很大的遺憾。二是從現實的角度看，編纂《儒藏》可以提供一種有現代標點和校勘的最佳版本，以便現代人使用，並借此推進古籍數字化工程，為后學展開研究奠定基礎。

提出馬克思主義和儒學之間至少有“三個契合”

湯一介是最早系統深入研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的學者。改革開放之初，他就開始思考這類問題，他以敏銳的哲思洞察，開新時期文化研究風氣之先河。

在1983年加拿大召開的第17屆世界哲學大會上，湯一介以《儒家哲學第三期發展可能性的探討》為題，從真善美角度探討了儒家的創造性闡釋和現代性轉化。會議高潮是湯一介用中文進行的發言，探討第三期儒學發展的可能性。在發言中，湯一介認為儒學的中心理念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在現代都沒有失去意義，理應有更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有參會學者評價道：“這一番發言雖然因為通過翻譯的緣故而佔的時間特長，但出乎意料的清新立論通過實感的方式表達出來，緊緊地扣住了觀眾的心弦。講完之后全場掌聲雷動，歷久不息。”

大會討論時，一位台灣學者問湯一介：“為什麼你發言中一句也沒有提馬克思主義呢？”湯一介回答：“馬克思主義就是實事求是，我講的都是實事求是，所以符合馬克思主義，只是你沒聽懂。”由此他也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的問題，指出在馬克思主義和儒學之間至少有三個契合之處：一、都重實踐。二、都取理想主義的態度。三、都重視矛盾的對立統一。此后30多年，湯一介一直持續探尋馬克思主義與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之間的契合點，從理論上對二者相結合的問題作出合理解釋。

湯一介指出，國學（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影響最深廣的兩大傳統，他在湯用彤“文化沖突與調和說”基礎上，從文化發展規律的高度闡明了這兩個傳統結合的必然性。他認為國學與馬克思主義既有相同的契合點，也有相異而互補處，這種契合和互補為國學與馬克思主義結合提供了可能性。他不僅指出了二者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存在相互結合的必要性，還論証了二者相互結合而產生創新的可行性路徑。他的相關研究對於今天我們推進“兩個結合”深具啟迪意義。

湯一介對中國哲學精神的求索、對古今文化問題的思考、對大型學術項目的設計，都體現著其究天人之際、探尋真善美的文化自信自覺和濟世情懷，並將自己的全部生命都融入到新時代文化建設的偉大事業之中。他在病逝前夕完成了《儒藏精華編（一百冊）》《湯一介集》《湯用彤全集新編》等經典文獻的匯編，並闡發了中華文明中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特性和普遍性、永久性價值，實現了他要為民族文化傳承發展多作貢獻的人生夙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