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訪瞿秋白在北京的遺跡

1917年，在趕往北京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中有一位年輕人，他不到二十歲，高高的個子，清瘦的面龐，看上去眉清目秀，文質彬彬，帶著濃厚常州口音。這一年春天，他帶著苦悶與彷徨隨堂兄一同進京﹔而十年之后，在大革命失敗、白色恐怖最為嚴酷的危難關頭，他被推舉主持黨中央的日常工作，這個年輕人就是瞿秋白。瞿秋白在北京前后隻生活了三年多，時間雖不算長，但是在這三年間，瞿秋白逐漸擺脫了消極情緒，投身於切實的研究和斗爭。假如要追問“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就瞿秋白而言，他在北京的這三年顯然是有“跡”可循的。

“雪意淒其心惘然”

“雪意淒其心惘然，江南舊夢已如煙。天寒沽酒長安市，猶折梅花伴醉眠。”這首《雪意》是瞿秋白抵達北京之后所作，通常認為是在1917年。詩中淒冷的冰雪和惘然、惆悵的心境互為表裡﹔瞿氏世代為官，本是江南“士的階級”（瞿秋白：《餓鄉紀程·二》），然而瞿秋白卻經歷了家道衰落、生母棄世、一家星散、寄住各方，昔年往事全都如夢如煙﹔最后兩句也許是取法李白的“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又仿佛是化用了劉克庄的“年年躍馬長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冰雪淒寒、心境悵惘，折梅醉臥看似落拓不羈，實則正顯露出內心的苦悶、失落。1932年冬，瞿秋白將這首詩呈送魯迅，並且寫了一段短文作為題記，其中特別指認作品裡的“頹唐氣息”和“‘懺悔的貴族’心情”（瞿秋白：《雪意》）。確實，《雪意》的抒情姿態其實略顯做作，無論是立意還是格調在瞿秋白的創作中恐怕都難以拔得頭籌，為什麼瞿秋白非但沒有“悔其少作”，反而格外珍視這首詩，還作為特別的禮物送給患難知己呢？也許正是因為對當年進京時慘淡的心境印象實在太過深刻吧。

1917年春，前途渺茫的瞿秋白隨堂兄瞿純白一道進京，先是落腳在南池子和東華門大街之間的一條胡同內，然后又搬到騾馬市大街羊肉胡同。羊肉胡同的寓所是一座有三進房屋的院落。頭進大門，左為門房間，有看門人葛祥住著﹔大門右側一間客廳，一間客房，瞿秋白住在右間客房有幾個月。二進與三進，左為同鄉吳家租用，右為瞿純白一家租用。騾馬市大街位於舊日北京的外城、宣武門以南，西起菜市口，東抵虎坊橋，北側是著名的“八大胡同”，更遠一點便是琉璃廠。羊肉胡同位於騾馬市大街南側，現在已經改造得不大容易辨認，隻剩下短短的一截名曰大吉巷，周圍保留下來的還有米市東胡同、果子巷、棉花頭條等，從這些街道、胡同的名字也不難推斷出當年這裡曾是叫買叫賣聲此起彼伏的市井街頭。但瞿秋白恐怕無暇顧及近在咫尺的熙熙攘攘。少小年紀瞿秋白便離開家鄉、外出謀生，家庭劇變之后他從常州到武昌再到黃陂，為了生計和前程一路奔波。此番進京，原計劃是考進北大，研究中國文學，將來做個教員，但由於無力承擔大學的費用最終作罷，轉投文官考試卻也沒有考中，前途無著之際偏又遭逢張勛復辟，為了避亂不得不暫時離京。

現實境遇對於瞿秋白似乎顯得越來越嚴苛了，返京之后，瞿秋白很快就報考了北洋政府外交部設立的既不要學費又有“出身”的俄文專修館，並順利通過了考試。俄文專修館位於東總布胡同，原有建筑早已拆除。瞿秋白的老同學李子寬曾回憶說瞿秋白當時“借寓東城米市大街克林德碑迤北路東某木廠”，“斗室不盈丈，秋白挑燈夜讀甚苦”（李子寬：《追憶學生時期之瞿秋白、張太雷兩先烈》）。米市大街原與西總布胡同相交，現在已經並入東單北大街，“克林德碑”原本就立在西總布胡同的西口，所以這一帶算是瞿秋白在北京的第二個落腳點吧。不應遺忘的是，隨著“一戰”結束，在瞿秋白進京后的第二年，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人民的“克林德碑”便被拆除，1919年中國人民以勝利者的身份把石坊在中山公園重新組裝起來，鄭重地刻上“公理戰勝，強權失敗”。1952年，為了銘記歷史，由郭沫若題寫“保衛和平”，替換掉之前的碑文。可以說小小的一座石坊，濃縮了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風雲激蕩的歷史。想必瞿秋白當年也曾在胡同口睥睨那意味著凌辱的石坊，並報以輕蔑的一笑吧。

俄文專修館學制三年，所用教材以普希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等俄國著名作家的作品為主，因此瞿秋白在學習俄語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接觸到俄羅斯的思想、文化、歷史以及社會思潮，這些無疑成為他日后不遠萬裡、奔赴“餓鄉”去一探究竟的原因之一。瞿秋白在校學習期間異常刻苦，他自雲“一天工作十一小時以上”（《餓鄉紀程·四》），朋友們也回憶說他“除上課還定有自修表”，“每日不論多忙，必定要照表把應做的工作做完，所以往往到深夜兩三點鐘才睡”（沈穎：《關於秋白的一點記憶》）。在俄文專修館，瞿秋白“每考必列第一或第二名。彼時俄文專修館每星期日上午有文課，全體學生一律參加，秋白的中文程度很好，所作文課幾乎每次均油印傳觀，以致名遍全校內，無人不知！”（沈穎：《關於秋白的一點記憶》）除了主課俄語之外，瞿秋白還自修英語和法語，當時瞿純白在一個法語補習班兼職授課，在瞿純白的幫助下，瞿秋白的法語水平竟然超過了補習班的其他正式學員。

就在考入俄文專修館前后，瞿秋白隨瞿純白另覓住處，搬到了東城根觀音寺草場胡同南口路西，也就是現在建國門附近的后椅子胡同一帶，距離俄文專修館和瞿純白供職的外交部都很近。新居是一套寬大的三進院落，瞿秋白把弟弟雲白、垚白也接到北京來，兄弟三人一同住在二進院子的三間南房裡，瞿秋白“獨自住一個屋子，屋子裡有書桌，書架，收拾得干干淨淨”（鄭振鐸：《記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主要靠純白，日常生活近乎簞食瓢飲。一年四季瞿秋白都穿著學校發的黑色制服，“初到北京時住純白家，第一個冬天穿著夾袍過的”（羊牧之：《霜痕小集》），有朋友去看望瞿秋白，待客的飯食也不過是“以白蘿卜和干貝一兩小塊或蝦米少許在煤球爐上狂煮”（李子寬：《追憶學生時期之瞿秋白、張太雷兩先烈》）。生活雖然清苦，可瞿秋白在北京總算是安定下來，這也使他可以更加耐心、細致地去探索自己的內心、尋找思想和生活的出路。

“我的思想第一次與社會生活接觸”

1920年底，在奔赴“餓鄉”的路上，瞿秋白檢視自己時說在北京的三年是他“最枯寂的生涯”，然而也正是在這“最枯寂”的三年中，瞿秋白的思想才真正開始和社會生活接觸，從而實現了他精神與信仰上的華麗蝶變。

瞿秋白幼時家境優渥，受到過良好的舊學啟蒙。辛亥革命之后，他厭惡軍閥們欺世盜名的行徑，在文學趣味上更傾心於抒寫“性靈”的古典詩詞，對於老庄思想有研究，在行為方式上則更仰慕古代的名士風范。家庭劇變把瞿秋白甩出了正常的生活之外，但盡管“飯碗問題”“經濟生活”尚未解決，他卻“尋較遠於政治科學的安頓心靈所在”，嘗言：“政治思想絕對不動我的心懷”（《餓鄉紀程·四》）。那時的瞿秋白無力解決生活困難，更無法理解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因而沉溺於消極的“避世”思想當中。來到北京后，在彷徨無定的日子中，瞿秋白曾隨同舊友到北大蹭過陳獨秀和胡適等人的課，並且受到新文化運動的觸動，一度萌生了“整理國故”的興趣和志向。另一方面，“普度眾生”的佛教思想也對瞿秋白產生了明顯的影響，這種影響外在地體現為“飲食起居一切隻求簡單節欲”（《餓鄉紀程·五》）。而在內心深處，瞿秋白則立下“以文化救中國”“擔一份中國再生時代思想發展的責任”的宏願，這也是促使他后來到俄國去的更深層次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傳說中的韋陀菩薩原名韋護，“他最是疾惡如仇，他看見人間的許多不平就要生氣，就要下凡去懲罰壞人”（丁玲：《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對韋陀菩薩的這種精神，十分推崇，喜歡把自己比作韋陀”（丁玲：《韋護精神》）。1929年末，丁玲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一部反映瞿秋白和王劍虹戀愛經過的中篇小說，其中男主人公和作品便都是以“韋護”命名的。

瞿秋白曾經苦悶地說：“隻知道社會中了無名毒症，不知道怎麼樣醫治”，他陷在宗教和哲學研究當中但卻找不到出路和方向，是山呼海嘯般的群眾運動使他理解了俄國無政府主義理論家克魯泡特金所說的“一次暴動勝於數千百萬冊書報”（《餓鄉紀程·四》）。五四運動當中，瞿秋白因為“成熟、深入、有打算、有遠見”，不但成為鄭振鐸等一幫朋友當中“主要的‘謀主’”（鄭振鐸：《記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而且還和耿濟之一道被推舉為俄文專修館學生的“總代表”，參與北京學聯組織的營救被捕學生、挽留蔡元培等一系列工作，並同李大釗等開始來往。民族危機、愛國運動促使瞿秋白開始關注社會、思考現實。“五四”高潮期間，他於1919年7月17日在《晨報》上發表了《不簽字后之辦法》，此后一發不可收。高潮之后，瞿秋白和鄭振鐸、耿濟之、瞿世英等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東單是北京最為傳統地標之一，西總布胡同、外交部街都和過去的米市大街、今天的東單北大街交織在一起，大街上店鋪林立，人來人往。在金魚胡同十字路口西南角有一座“青年會大樓”。恐怕鮮有人知道，這裡便是當年《新社會》編輯部原址所在。稍遠處，在東四附近的南弓匠營胡同裡設有刊物的發行所。想來當年瞿秋白那清俊的身影或曾頻頻閃現在這兩條胡同裡吧。在進京之前，瞿秋白就已經被診斷患有初期肺病，來京之后，他一面在俄文專修館裡用功學習，一面忘我地為《新社會》寫稿，“已經習慣了在深夜寫作了”，朋友們“到秋白家裡時，他常常還不曾起床，抽著香煙擁被而坐，不時的咳嗽，臉色很蒼白”，“但一談起話，他便興奮起來”（鄭振鐸：《記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瞿秋白等籌辦刊物從一開始似乎便帶有對標《新青年》的意味，《新社會》剛一創刊，鄭振鐸、耿濟之便帶著刊物專門拜訪陳獨秀，征詢意見。1920年3月，李大釗、張申府在北京大學發起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瞿秋白出於對“社會主義的最終理想”的關注也加入了。不出意料，北洋軍閥政府將《新社會》視為“過激派”“洪水猛獸”，1920年5月，隻出版了19期的《新社會》被查禁。在這19期刊物上，瞿秋白共發表23篇文章，體裁包括政論、散文、隨筆、翻譯，思考范圍涵蓋山東問題、勞工問題、青年問題、婦女解放、新村運動、倫理道德、社會改造等，足可見瞿秋白對於《新社會》、對於國民啟蒙、社會改造等不遺余力。自然，瞿秋白、鄭振鐸等一班好友的斗志也不會因為查禁而有所消退。很快，《新社會》的原班人馬又創辦了《人道》月刊，但僅出版了一期，資方便借口經費不足而停辦了。關於當時瞿秋白的思想轉變，鄭振鐸說：“秋白那時已有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傾向，把一切社會問題，作為一個整體來看。”所以，親身參與五四運動，尤其是籌辦刊物、投身於思想解放運動的這段經歷，雖然時間並不算長，但對於瞿秋白的思想成長來說卻意義重大，如他所說，辦《新社會》使得“我的思想第一次與社會生活接觸。而且學生運動中所受的一番社會的教訓，使我更明白‘社會’的意義”（《餓鄉紀程·四》）。

“向著紅光裡去”

從俄國歸來之后，瞿秋白真正從事革命工作其實是從編輯黨刊開始的。在主持中央工作之后，瞿秋白也始終不願真正放下對文藝的惦念，他同茅盾、魯迅的交往已經傳為文壇佳話。假如不是獻身於革命，瞿秋白完全有可能像魯迅、茅盾、丁玲一樣成為優秀的文學家。

瞿秋白早期的文學趣味是非常傳統的，他嗜讀佛老、崇尚“性靈”，前面提到的那首《雪意》就非常典型地集萃了中國古典詩詞中關於“花”“酒”“夢”的意緒。在學習俄語的過程當中，出於文學方面的天賦和情結，瞿秋白對俄國文學的翻譯，發生了很大的興趣。目前已知的瞿秋白最早的譯作是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閑談》，1919年9月15日發表在《新中國》第一卷第五期，從時間上來看僅僅稍晚於他的第一篇政論文《不簽字后之辦法》。假如考慮到翻譯要花費更多的時間，而且當時瞿秋白是查著字典看俄國文學名著的，那麼完全有理由推斷瞿秋白著手翻譯的時間要更早一點，和他提筆寫政論文章恐怕不相前后。

在《閑談》之后，瞿秋白還翻譯了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祈禱》，果戈理的戲劇《仆御室》、小說《婦女》以及都德的小說《付過工錢之后》。他還和耿濟之合譯完成了《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隻可惜小說集中的十篇譯作沒有注明譯者，所以無從判斷哪些是瞿秋白的譯筆。瞿秋白原本還打算翻譯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復活》，后來因為赴俄而沒能實現這個計劃。除了俄國的果戈理、托爾斯泰，法國的都德以外，當時瞿秋白還翻譯過俄國的托摩、意大利的馬志尼和德國的伯伯爾（今譯倍倍爾）。瞿秋白翻譯過的作家可能還不止這幾位，鄭振鐸曾簡單地提供了一份名單：“秋白他們譯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高爾基的小說，普希金、萊蒙托夫的詩，克雷洛夫的寓言”（鄭振鐸：《記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所以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也許只是他翻譯過的作品的一部分。此外，瞿秋白在個別譯文中還對一些文獻出處作了詳細的注解，其中又涉及不少人名和著作，如果把這些也考慮進去，那當時瞿秋白的閱讀范圍和閱讀量恐怕都是相當大的。

鄭振鐸說當時他和瞿秋白等“有一個共同的趣味就是搞文學”，“對俄羅斯文學有了很深的喜愛”（鄭振鐸：《記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從瞿秋白給譯文加的那些批注來看，他顯然並不只是簡單“搞一搞”而已。在翻譯《仆御室》《婦女》和《付過工錢之后》時，瞿秋白在譯文的結尾還以“譯者志”“譯者案”的形式加了一段批注。批注的內容主要是對原文作者簡單的介紹和譯者閱讀、翻譯的感受。比如在《仆御室》的“譯者志”中，瞿秋白認為果戈理的作品“於平淡中含有很深的意境，還常常能與讀者一種道德上的感動”，“現在中國實在很需要這一種文學”﹔借《付過工錢之后》，他提出問題：“歐洲勞動問題從何而起的呢？”總體來看，瞿秋白的文學翻譯更像是從俄羅斯文學中為他所關心的社會問題尋找參考資料。而在這個過程中，瞿秋白對文學的“審美期待”也發生了變化，他不再滿足於孤芳自賞地吟哦心中灰色的情緒，而是堅定地認為：“不是因為我們要改造社會而創造新文學，而是因為社會使我們不得不創造新文學。”（瞿秋白：《〈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序》）如果說瞿秋白從俄羅斯文學中找到了“新文學”，那麼“新社會”又該到哪裡去找呢？“社會主義的討論，常常引起我們無限的興味”，因此，一旦機會來臨，奔赴新生的蘇維埃國家自然就是瞿秋白必然的選擇，用他的話說——“寧死亦當一行”（《餓鄉紀程·八》）！

1920年10月16日清晨，瞿秋白啟程離京，以《晨報》駐俄特派員的身份，取道東北，經哈爾濱、滿洲裡、赤塔，穿過風雪茫茫的西伯利亞，一路“向著紅光裡去”（《餓鄉紀程·五》）！

“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以今天的眼光和心態來看，出國是一件新奇、浪漫的事情，而當時瞿秋白赴俄卻遭到很多人的反對。從俄文專修館畢業后很快就可以在北平政府部門找一個生活安定、薪水較高的職業，斷送掉這樣的大好前程到遙遠、陌生、寒冷、受列強詆毀的俄國去，堂兄瞿純白直言這簡直是“自趨絕路”。但瞿秋白考慮的根本不是這些，他說：“我卻不是為生乃是為死而走”，在瞿秋白心目中，俄國“是世界第一個社會革命的國家，世界革命的中心點，東西文化的接觸地”，所以“不問手段如何”，“我已經決定走的了”（《餓鄉紀程·三》）。在北京這三年的時間裡，瞿秋白已經從一個失意、落魄的青年變成了一個追求真理、意志堅定的現代知識分子。

1923年1月13日，瞿秋白搭乘的火車重又停靠在正陽門火車站。和一班親近好友聚在一起，瞿秋白有時候到位於西妞妞房胡同——現在叫東板橋西巷的瞿世英家小住，大部分時候還是住在瞿純白新搬的、位於大羊宜賓胡同的大宅院裡。院子共有兩進，瞿秋白和純白一家住在前院，中庭植有海棠樹。北京城，居大不易，瞿純白希望堂弟能在北京就職。當時李大釗曾介紹瞿秋白到北大俄國文學系任教，但因故未能如願。外交部擬聘請他，月薪不菲，但瞿秋白也拒絕了。堂兄頗為不解，殊不知他的堂弟到俄國不久就加入了共產黨，成為“‘新時代’的活潑稚兒”（瞿秋白：《赤都心史·三三·“我”》）。為了便於就近領導北方的工人運動，當時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遷到北京，瞿秋白參加了中央宣傳委員會的工作，並協助編輯《向導》。

住在大羊宜賓胡同的時候，瞿秋白經常應邀到北京的高校中去演講，給很多人留下了經年不忘的印象。1932年，瞿秋白在上海和魯迅會面，許廣平仍然記得當初瞿秋白“留長頭發，長面孔，講演起來頭發掉下來了就往上一揚”，“英氣勃勃的青年宣傳鼓動員的模樣”（許廣平：《瞿秋白與魯迅》）。

隨著瞿秋白回到北京，沉郁雄渾的《國際歌》也隨之在古都北京唱響。1月15日，剛剛抵京的瞿秋白參加了紀念德國共產黨創始人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就義四周年的集會，他登台演講，並放聲高唱《國際歌》，次日出版的《晨報》記錄了這一歷史性的時刻。閑暇的時候，瞿秋白還在大羊宜賓胡同的寓所內教侄兒們學唱《國際歌》。曹靖華曾繪聲繪色地追憶瞿秋白彈唱《國際歌》的場景：“你住的是一個跨院，有兩間小房，外間靠門口的隔壁跟前，放著一張小風琴。你那時正在譯《國際歌》，仔細斟酌好了一句，就在風琴上反復地自彈自唱，要使歌詞恰當地配合樂譜”（曹靖華：《羅漢嶺前吊秋白》）。瞿秋白第一次聽到《國際歌》是1920年11月7日在哈爾濱，他應邀參加了俄國人舉辦的慶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的紀念集會，“宣布開會時大家都高呼‘萬歲’，哄然起立唱《國際歌》（International），聲調雄壯得很”（《餓鄉紀程·九》）。抵達莫斯科之后，瞿秋白便依據法文版將《國際歌》譯為中文。在大羊宜賓胡同，瞿秋白很有可能是繼續修改、完善了他的《國際歌》翻譯，尤其是使譯文和原作的曲譜相配，使之有聲節韻調能高唱。在瞿秋白之前，《國際歌》已經有多個中譯本，但都是作為詩歌翻譯的，沒有配上曲譜，不便演唱。所以第一位真正將《國際歌》在中國傳“唱”開來的，當屬瞿秋白。而且堪稱瞿秋白譯文點睛之筆的是，歌曲中唱到“國際”時共有八拍，如果意譯成中文隻有兩個音節，明顯不妥。所以瞿秋白採取音譯，即“歌詞中凡遇‘國際’均譯作‘英德納雄納爾’”（瞿秋白：《國際歌·譯者志》）。雖然今天的歌詞與瞿秋白的翻譯有諸多不同，但這個處理方法卻為后人所沿用。在1923年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創刊號上，瞿秋白將他翻譯的《國際歌》發表出來。10月10日，在上海大學參加紀念“辛亥革命”的大會時，瞿秋白再次激動地唱起了自己翻譯的《國際歌》。

或許是因為許廣平所描述的那“頭發掉下來了就往上一揚”的樣子太過鮮活、生動，或許是因為曹靖華回憶中那“在風琴上反復地自彈自唱”的場景太過儒雅、瀟洒，談起北京時期的瞿秋白總給人以一種風度翩翩、青春年少的印象。事實上，瞿秋白再度離開北京時也不過才24歲——1923年三四月間，他按照黨中央的指示離京南下，此后除了幾度到東交民巷內的蘇聯大使館開會外，再也沒有回到過北京。他曾經生活過的胡同、院落，有許多已經變得面目全非，有的甚至被大道通衢、高樓大廈取而代之，這不免讓人有些悵然。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2023年恰是瞿秋白發表《國際歌》譯文整整一百周年。一百年來，“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的歌聲無數次地在人們的耳畔響起，這全世界無產階級“異語同聲”（瞿秋白：《國際歌·譯者志》）的戰歌早已成為人們共同的財富。

（作者：馮雷，系北方工業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