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如火如荼的擴紅運動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壯大紅軍武裝力量一直是重要的革命任務之一。據統計，從1928年至1935年間，中央蘇區擴大紅軍約35萬人，為中國革命輸送了大量新鮮血液。

擴紅運動的起源和發展

中國共產黨在早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經驗教訓，其中一條便是：“槍杆子裡面出政權”。大革命失敗以后，險惡的環境和復雜的局面使共產黨人逐漸懂得了“槍杆子”的重要性，在反“圍剿”中消滅了大量的國民黨軍隊，但也造成了自己不小的損失，這是中央蘇區擴紅運動的根本原因。

1928年1月，中共江西省委在《給中央的報告——關於贛西南目前工作決議案》中指出：“為鞏固已有的革命勝利及向外發展計劃，應立即招練工農革命軍常備軍。”當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轉戰贛西南時，先后發布《告綠林弟兄書》《告商人及知識分子書》《告全國士兵弟兄書》等，宣傳發動綠林武裝、商人及知識分子和國民黨軍官兵加入紅軍。

中央蘇區擴紅工作按照招募紅軍的方式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28年至1931年底。這一時期主要是建立機構和擴大地方革命武裝，再將地方革命武裝升編加入主力紅軍這種形式。其目的是滿足反“圍剿”戰爭對兵員補充的需求，因此完善高效的組織機構對於兵役動員工作的開展至關重要。1930年7月25日，中共中央下達《關於黨的軍事機關組織與系統問題》，明確規定建立各級武裝動員機構。1931年，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新組建了總動員武裝部，專門負責中央蘇區的擴紅動員工作。紅軍總政治部也相應地成立動員部，負責紅軍的兵員動員工作。在上述動員領導機構建立的同時，各蘇區紅軍和蘇維埃政府也先后普遍建立擴紅工作機構。

第二階段是1932年初至1933年2月。1932年2月中革軍委總參謀部編制調整，動員科改為動員局。從這時候開始，中央蘇區擴大紅軍工作作為一個運動拉開序幕。為此，蘇區中央局提出了“第一次擴大紅軍”的計劃與措施是1932年1月至3月，江西全省擴紅11833人。同年，蘇區中央局通過《關於紅五月工作的決議案》，第一次提出“紅五月”的概念，更規定整個紅五月為“擴紅突擊月”，蘇區各級黨部要以發動和領導工農群眾加入到紅軍中去為紅五月運動中第一位工作。隨后，又將七、八、九3個月定為擴紅沖鋒季，江西計劃擴紅1.23萬人。7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決定，在人民委員會之下設立勞動與戰爭委員會，作為全國戰爭動員的領導機構，擴紅工作變為志願兵役制，有計劃地動員青壯年自願加入紅軍。

第三階段是1933年春至1934年10月。193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局作出《關於在粉碎敵人四次“圍剿”的決戰前面黨的緊急任務決議》。決議首次提出在全中國各蘇區創造100萬鐵的紅軍的設想，並號召“所有工農勞苦群眾武裝起來，加入赤衛軍少先隊”，實行了蘇區由志願兵役制向義務兵制的過渡，參加紅軍成為每個蘇區男性青壯年義不容辭的職責。第四次反“圍剿”結束后，黨中央不斷強調擴紅運動的必要性與緊迫性。4月5日，《斗爭》發表了文章《為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而斗爭》，整個蘇區掀起前所未有的擴紅熱潮。興國縣模范師全師5161人率先加入紅軍，編為紅三軍團第六師。隨后瑞金模范師4200人、勝利模范師2895人、博生縣1700余人組成的模范師“博生團”、石城800余人組成的模范師“石城團”和於都模范師1900余人、贛縣模范師1860人，均先后整師、整團加入紅軍。僅1933年“紅五月”一個月內，江西蘇區全省就擴大紅軍約2.5萬人，大大突破擴紅1萬人的計劃。

1933年12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決定開展“擴紅突擊”運動，通過這一運動，紅軍得到有力的補充和發展。其中，紅一方面軍加上地方武裝在內約有10萬人，民兵20萬人。1934年9月30日第73期《斗爭》頭版發表題為《瑞金黨的道路，是全國蘇區黨的道路》的報道：“新的擴紅動員，在瑞金已經實現了‘一個月計劃九天完成’的空前記錄。……我們應當指出，瑞金的偉大勝利，不僅由於瑞金黨執行了正確的一般的擴紅路線，而且最基本的原因之一，實是由於瑞金的黨，堅決執行了中央的‘使赤少隊成為紅軍后備軍’的指示，因此才會有今天的特（突）出的成績。”

中央蘇區擴紅運動的方式方法

1931年12月25日，蘇區中央局在瑞金作出《擴大紅軍問題決議案》，稱必須擴大中國革命的主要柱石——工農紅軍，因此擴大紅軍的工作成為黨目前最重要的任務之一。要完成擴紅任務，不能再像以往光靠紅軍自身去做，而要使之成為地方黨部和一切群眾團體的經常工作，充分激發廣大翻身農民參加紅軍的革命熱情。

擴紅動員的群眾路線。群眾路線的核心是如何了解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實現群眾運動“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路徑的轉變。1932年9月20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在《關於擴大紅軍問題訓令》中要求各級政府“去發動最廣大的工農群眾對於參加戰爭的積極性自願踴躍的去當紅軍”。至於發動群眾的方法，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在《通告軍字第二號——擴大紅軍的具體辦法》中指出，一要“組織宣傳隊——挑選觀念正確而比較會講話的人來充當宣傳員，分發到各村各戶去宣傳”﹔二要“舉行化裝講演”，“表演各種關於擴大紅軍及其他革命行動的戲劇”﹔三要“舉行擴大紅軍宣傳周——在宣傳周內多開群眾大會多發傳單貼標語”。在擴紅動員過程中，首先要知道如何接近群眾。毛澤東對此很有心得，他曾經對時任於都縣擴紅突擊隊隊長的劉英說：“你嘴巴子很伶俐，能說會道”“講話的對象不同了，可要注意通俗化啊。你宣傳的對象是農民，長篇大論不靈，學生腔也要不得”“要像江西老表學說話吶！”中國共產黨人通過深入鄉村，打通了接近群眾的情感路徑﹔通過群眾組織，構建了黨政軍民一體化的社會網絡。

擴紅宣傳的多樣化。深入鄉村，只是打開農民心扉的一塊敲門磚，如何讓民眾拋棄對革命的疑慮，放下“鋤頭”，拿起“槍械”，破解之道便是使群眾運動起來。黨在擴紅運動中首先創辦各種報紙雜志，《紅色中華》《斗爭》《蘇區工人》《紅星》等紅色報刊採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宣傳擴紅。其次廣泛宣傳蘇維埃政權和紅軍的正義性和革命性。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對外宣言》明確宣稱：“他是中國工農兵以及一切勞苦民眾的政權，他是代替帝國主義與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的統治，並且繼續號召與組織全中國勞苦民眾起來推翻這一統治的政權。”一個叫鄒興福的老人在回憶做群眾思想工作的內容時說，宣傳時大體說這些話：“好日子是共產黨、工農紅軍給我們的，當紅軍就是為了保衛我們的勝利果實﹔天下貧雇農是一家，參加紅軍就是為了去解救更多的貧雇農﹔當紅軍為革命而死是值得的，是光榮的。”三是宣傳場合的選擇不拘一格。在擴紅運動中，各種聚會成了宣傳的主陣地，為了使群眾能夠了解，需要運用他們能夠接受的宣傳形式，因此，民歌隊、新劇團等應運而生。“那時到處都是標語，到處都唱山歌，宣傳動員當紅軍，當地青年決心很大，要去當紅軍打倒反動派、保衛蘇維埃。”

擴紅工作的組織化。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組織處於一種鬆散的狀態，蘇維埃政權的建立使蘇區社會建立了以革命積極分子為主體的各種群眾組織，他們成為黨在群眾中的代言人。1932年9月中央執行委員會在《關於擴大紅軍問題訓令》中規定：“擴大紅軍的工作應當以選民大會、工會、貧農團、反帝、互濟、擁蘇等群眾團體來發動群眾去當紅軍。”在蘇區的擴紅宣傳動員工作中，各類群眾團體尤其是婦女組織、少先隊、兒童團等組織發揮了突出作用。當婦女和孩子都被動員起來加入擴紅宣傳之時，“運動群眾”便順理成章地轉化為“群眾運動”。

（摘編自《湘潮》2023年第2期 田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