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時期如何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

中央蘇區時期，國民黨對中央革命根據地實行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雙管齊下的政策，嚴禁紅色區域與白色區域之間的商品流通，企圖使蘇區陷入“無粒米勺水之接濟，無蚍蜉蚊蟻之通報”的絕境。一時間，中央蘇區出現工業品奇缺、農副產品滯銷、價格上漲和剪刀差擴大的現象，軍民的經濟生活發生嚴重困難。危急關頭，黨領導蘇區軍民克服困難、勇於開拓，打響了反經濟“圍剿”的主動仗。

發展赤白貿易

起初，私商利用國民黨的封鎖政策，對軍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幾乎全部掌握了蘇區的進出口貿易。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了解到這一情況之后，主張必須由政府管理進出口貿易。1933年2月，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決定在國民經濟人民委員部下設對外貿易局，並在赤白交界地帶下設贛縣江口、汀州、會昌筠門嶺、羅塘4個外貿分局及10個採辦處，形成了一個有總局、分局和採辦處的對外貿易網絡。當時，贛州城內最大的商號是“廣裕興”，其后台是廣東軍閥李煥奎和陳濟棠。江口分局派人與“廣裕興”秘密洽談，訂立採購協議，組織貨源。此舉讓江口分局的對外貿易額迅速增長。正當外貿興旺之時，贛州城裡的商人發現蘇區隻能支付土造的“大頭洋”“小頭洋”，支付不了白區市面流通的“老鷹頭”，白區商人漸漸不來做生意了。為打破僵局，外貿人員冒著危險去白區上海採購造幣機。採購回來后，造幣廠的同志很快造出了一大批“老鷹頭”的銀洋，對外貿易迅速恢復起來。

在交易中，黨和政府實行靈活寬鬆的外貿政策，鼓勵各種私商“尋找新的商業關系與開辟通商道路”，以發展蘇區的社會經濟。由於政策合理，經營得法，1933年8月至10月，對外貿易局以1萬元資金和2000擔谷子作資本，做到進出口33萬擔谷左右的商品流通。對外貿易中，大宗的出口是糧食和鎢砂，糧食出口每年大約有300萬擔谷子，礦石出口每年大約為300萬擔。大宗的進口是食鹽和布匹，每年買進食鹽價值約900萬元，布每年買進價值約600萬元。中央蘇區的對外貿易，有效調劑了蘇區的商品流轉，保障了軍民生活的物資供應，為反“圍剿”戰爭提供了物質基礎。正如毛澤東在1934年1月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的：“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發展蘇區的對外貿易，以蘇區多余的生產品（谷米、鎢砂、木材、煙、紙等）與白區的工業品（食鹽、布匹、洋油等）實行交換，是發展國民經濟的樞紐。”

開展節省運動

1931年11月，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各種醫院、各級蘇維埃政府及群眾團體相繼建立，紅軍隊伍的日益壯大，給蘇維埃政府造成沉重的負擔。尤其是在“左”傾軍事路線影響下，軍費開支大量增加，紅軍籌款減少，這使得本就困難的蘇區財政更加雪上加霜。在這種情況下，1934年1月，毛澤東發出“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為著我們的經濟建設”的號召。同年3月，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發出4個月節省經費80萬元的公開倡議，這些號召和倡議吹響了開展節省運動的號角。

節省運動期間，領導干部身體力行，帶頭節省。按規定，毛澤東夜晚辦公可以點3根燈芯，可是他堅持隻點1根。周恩來在前線指揮作戰時，睡的是門板床，再鋪上幾把稻草，蓋的是一床很舊的毛毯。張聞天下鄉期間自帶裝有番薯的草編飯袋，拒吃消費合作社的客飯。被群眾稱為腰纏萬貫“討米人”的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啟耀，帶頭回家背米到機關吃，不要公家發伙食費。在領導同志的示范帶動下，蘇區軍民紛紛跟進效仿，自覺開源節流過“緊日子”。江西省保衛局同志節省出150余雙布麻草鞋﹔興國橫江、杰村、社背三鄉節省150余擔谷子借給紅軍，不要政府的收據﹔工農紅軍第六醫院全體傷病戰士自願節省伙食費5分，一個月內節省近千元﹔博生縣工人群眾自動退還公債超1100元。由於干部群眾熱情高漲，1934年4月至7月，中央各部在需增加開支的情況下，比2月減少開支625876元、節省款項87896元，節省總計超過130萬元以上，超額完成了4個月節省80萬元的目標。節省運動的有序開展，大大降低了政府的運行成本，有力支援了反“圍剿”戰爭，鞏固了蘇維埃政權。

創建合作社

由於敵人的經濟封鎖和奸商的操縱，中央蘇區的食鹽、布匹、煤油等日用品十分缺乏，而富余的大豆、稻谷、茶油等農產品又不能輸出，嚴重影響了群眾的生產生活。為了調劑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使農民“不為商人所剝削”，各種類型的合作社就應運而生，大量涌現。為推動合作社規范運行，蘇維埃中央政府先后頒布《合作社暫行組織條例》《合作社工作綱要》《發展合作社大綱》等多項法令，對合作社的組織原則、社員權利、盈利分配等方面作了明確規定，使蘇區的合作社運動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

據1934年2月的統計，“在短短的半年中，我們在消費、糧食、生產三種合作社上面，發展到2300余的社數，57萬余的社員和60萬余的股金”。合作社的蓬勃發展，在發展農業生產和打擊投機商人盤剝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發展農業生產有兩大障礙：一是勞動力問題，二是耕牛問題。針對這兩個問題，蘇維埃政府成立勞動互助社，調劑農村中的勞動力，組織犁牛合作社，解決耕牛缺乏的困難，使農業生產初見成效。1933年贛南閩西區域的農業生產比較於上一年增長了15%，而閩浙贛邊區區域則增長了20%。僅永豐縣，1933年全縣全年的收成，比去年增加了1/3。糧食產量提上去了，可價格被奸商打壓到低至5角錢一擔的谷子都沒人要，這極大打擊了蘇區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為此，蘇維埃政府積極動員群眾入股建立糧食合作社。當新谷上市時，合作社以高於市場價格收購稻谷，存於糧倉，以備后用。當青黃不接、群眾急需用糧時，合作社以低於市場價格供應社員，或者銷往價高的地方賺取差價，形成利潤。合作社在高買低賣之間，增加了社員收入，平抑了物價，得到了蘇區廣大工農群眾的信賴和擁戴。蘇區群眾由衷地稱贊“合作社第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