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脂縣楊家溝調查》是怎樣誕生的

1941年8月，黨中央作出關於開展調查研究的決定，把提倡調查研究看成是掃除主觀主義作風的重要環節。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張聞天率先響應號召，主動要求到農村去“補課”。經黨中央同意，他從中央幾個部門抽調了劉英（張聞天妻子）、雍文濤、馬洪等九名干部，組成了“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於1942年1月26日起，深入陝北、晉西北農村基層進行了為期390多天的蹲點式調研。

調查團的重點是調查晉陝根據地區域農村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檢視黨在抗戰時期的農村經濟政策，並通過農村社會實際情況，進一步完善黨的抗戰政策。由於敵情的變化，調查團結束了自1942年2月起輾轉於神府縣與晉西北地區興縣的農村調查后，從9月26日起開始了以米脂縣楊家溝為中心的農村調查。

注重調查地點的選擇

調查地點的選擇很有針對性。

神府縣是經過土地革命的無“地主”縣份，調查主題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興縣農村屬於既未經過土地革命又無大地主的普通小農經濟區，調查主題雖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但調查重點則為土地問題。在米脂縣楊家溝村則是以馬氏地主集團最大地主馬維新為切入點，通過查閱馬家百余年地租、高利貸、商業賬簿和對社會各階層進行廣泛考察，重點調查了地主經濟。

楊家溝村位於米脂縣城東南20余公裡外，早在1940年就成為了解放區（當時屬中共米脂縣何岔區第六鄉委員會），但又是一個未經過土地改革且保存大地主經濟、全國罕見的地主經濟條件集中的村庄，具有典型的標本意義。楊家溝馬氏地主集團，具有封建地主階級剝削農民之共性，同時也具有鮮明的個性。同一始祖的后代聚集在同一村庄，經過世代經營，發展成為擁有數十戶地主的龐大集團，這是楊家溝馬氏的獨特現象。

1942年9月26日，張聞天率調查團來到楊家溝調查，直至11月21日調查才結束。正是這次調查，形成了研究中國封建地主經濟極為珍貴的歷史文獻——《米脂縣楊家溝調查》。

走出去調查

張聞天在調查中特別強調“隻有親自動手得來的材料，才是比較可靠的”。為獲得第一手資料，張聞天不僅召集各階層人士召開座談會，還多次走訪村內及鄰村的農民與干部，與他們促膝長談。他分別於10月10日、11日先后向農民劉成元、劉樹榮等了解家庭生活以及租種馬家地主土地的情況。

之后，張聞天專門拿出5天時間，向楊家溝地主集團代表人物馬維新了解自種、伙種、安種，經營字號生意買賣以及雇工的情況。通過一問一答，馬維新主動說出自己經營發家的過程，對話交流中張聞天耐心地聽取了馬維新關於自己家世的介紹。

張聞天認為“關於過去歷史材料，平常人不易記憶清楚，以書面材料較為可靠”。他從可靠還原的角度理解書面歷史材料，認為固化的書面歷史材料比口述的歷史材料更為可靠。

當時正值革命戰爭年代，書面歷史材料損毀散失嚴重，搜集起來實屬不易，在得知村裡最大地主馬維新家保存著自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直到眼下近百年的大量買地、典地、收租、放租、雇工、經商和日常生活收支等各種賬簿以及文約后，張聞天喜出望外，立即讓人前去商借。

幸運的是馬維新是一位開明地主，他把自家所保存的賬簿以及文約全部拿了出來給調查團，任憑張聞天他們研究。面對堆積如山又夢寐以求的資料，張聞天如獲至寶。張聞天曾風趣地對調查團成員馬洪說：“我們好多搞經濟學的人，都不知道這一套，而不懂得這一套，經濟學上的許多原則就成為了空洞的東西。我們在這裡研究地主的賬簿，也就正像當年馬克思在倫敦大英博物館裡研究資本家的各種材料一樣，《資本論》就是這樣寫出來的呀。”“我們要弄明白中國的經濟，也不能不研究馬太爺家的‘賬本子’。”張聞天不分晝夜地一本一本地詳細翻閱，調查團一道核算。馬洪打算盤，張聞天用他在美國留學時買的計算尺一筆一筆仔細計算，妻子劉英則幫他抄寫數據、材料，一忙就是幾十天。

除了馬維新的“賬本子”，調查團還搜集了其他地主（如馬瑞唐）的“賬本子”、米脂縣志、碑記等書面歷史材料，他們將所搜集到的米脂縣志以及在當地“功德碑”上得到印証的天災鬧荒的歷史如實寫進了調查報告之中。

“調查研究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分析與綜合”

調查就是要研究事實，比對事實。

張聞天在調查中很是講究“決不要相信，初次調查來的材料就是可靠的，應該相信，初次調查來的材料常常有很多不可靠的。可靠的材料是要經過幾次三番調查才能得來的”。在楊家溝的56個日日夜夜裡，張聞天來來回回遍訪楊家溝村的家家戶戶了解情況。10月1日，他來到地主馬新民家，通過與其交談，了解了馬家地主的家庭經濟發展情況。10月13日、20日、23日、24日、25日，又詳細聆聽了大地主馬維新的講述。11月，張聞天還分別同米脂縣務委員會秘書華奮和地主馬榮選進行交流。

在米脂的秋冬裡，張聞天將馬維新從民國六年（1917年）至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這26年間雇佣長工姓名、工資以及牲畜等基本情況以及其他資料一一進行了整理。在整理中，調查團詳盡分析了地主馬維新在租佃關系、借貸關系、雇佣關系以及商號經營等方面的經濟活動。他們發現：從光緒十年（1884年）以來，地主馬維新共買地736垧，其中從“典地”轉變為“買地”的有550垧，在全部買地中佔比高達74.7%，揭示了馬維新家兼並土地的主要形式就是從“典地”轉變為“買地”。正如張聞天在《米脂縣楊家溝調查》中所寫的，“過去典價一般佔賣價三分之一，所謂賣一典三”，“即在地主方面，典地比買地有利，但得到收租的利好，則典地與買地同”。在張聞天的指導和把關下，調查團又進行了綜合分析、修改補充，全面分析了當時的經濟、生活、生產關系、階級斗爭、思想動態等。后來，張聞天結束陝北、晉西北農村調查研究后撰寫《出發歸來記》，總結指出選擇好調查研究的典型對象后，“調查研究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分析與綜合”。

調查報告由馬洪拿出初稿，后經張聞天反復修改而定稿。報告以詳實可靠的材料揭示了封建地主階級如何以地租剝削為基礎，對農民進行殘酷剝削與掠奪土地，同時詳細介紹了大地主如何對中小地主進行弱肉強食的土地兼並情況。

《米脂縣楊家溝調查》深刻揭示了封建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的規律，成為國內外研究地主經濟的珍貴歷史文獻。它為黨中央制定正確的土地改革政策，奪取解放區和全國土地改革的勝利發揮了重要的資政作用，也成為了我們黨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光輝實踐。

（摘編自5月26日《中國紀檢監察報》 豆星星 常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