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時期無線電在反“圍剿”中的運用

1928年夏黨的六大召開后，中國共產黨就開始著手培養自己的早期無線電人才。無線電戰士被譽為紅軍的“千裡眼”“順風耳”，毛澤東還鼓勵他們“要做革命的‘魯班石’”。中央蘇區時期，紅軍形成了高效、嚴密、通暢的無線電網絡，加上一批高素質專業化的破譯與通信人才隊伍，無線電在數次反“圍剿”中發揮出色，為紅軍掌握戰場的主動權起到重要作用。

偵察、監聽敵台

紅軍利用第一次反“圍剿”中繳獲敵軍的“一部半電台”，於1931年1月6日在紅軍總部駐地江西寧都小布成立了第一部無線電偵察台，不過暫時還不能互相通報。一直到第二次反“圍剿”之前，紅軍電台主要干兩件事：抄收新聞和對敵偵察。當時由於根本沒有料到紅軍能掌握並使用電台，所以國民黨部隊的電台幾乎沒有保密意識，開始聯絡時，都要先打個“QRC？”問對方在何處，以便確定誰在主要方向，與誰先通報。而對方回答時則又用明語，因為敵軍部隊很雜，統一的密語行不通。這樣一來，就等於不斷地向紅軍報告其部隊的行蹤和部署。

戰場形勢瞬息萬變，利用繳獲來的無線電收報機監聽、抄收國民黨電台的新聞電訊稿，就成為與外界溝通的一條便捷途徑。朱德和總部其他同志都經常來聽新聞，有一次毛澤東還稱贊說：“你們送來的材料太好了，讓我們開了眼界，這是沒有紙的報紙呀！”此后，毛澤東、朱德等紅軍領導人對這項工作愈加重視，認為無線電收音機所收敵人的電報，“確有使我們對敵人的位置和行動的偵探得到不少的幫助”，並准備擴充無線電組織。曾任紅軍報務員的鄒畢兆回憶，第三次反“圍剿”時，紅軍建立的每個無線電台，除了通信以外，都兼做收聽國民黨軍隊電台報告自己所在地名和報告他是隸屬哪個部隊的工作，還抄收南京中央社發的新聞。瑞金中革軍委和前方總司令部都還有專門的偵察台，獲取蔣軍的位置。

破譯敵台電文

隨著敵軍通信保密意識的增強，特別是各種密碼的使用與經常更換，使得紅軍要獲悉敵軍的動態就必須破譯對方密碼。紅軍手頭沒有現成的破譯經驗可循，沒有專業的指導，沒有破譯學教材，更沒有先進的解密分析儀器，難度可想而知。於是，破譯與反破譯的較量成為這場暗戰的最大亮點。

紅軍總部一方面要求前線部隊注意搜集敵人的密碼本及俘獲敵軍電台人員，另一方面組織專門的力量從事破譯工作。破譯密碼是一項比較復雜、不易掌握的技術，被稱為“讀天書”。該工作主要由中革軍委二局負責，曾希聖、曹祥仁和鄒畢兆因本領突出、工作拼命、熱情極高，故被稱為“破譯三杰”。他們往往先從破譯敵人最常用的簡語入手，逐漸弄清敵人各部隊的番號、駐地和長官姓名，然后再依據敵人的公文格式和明碼底本，一字一句地破譯，終於掌握了敵人的密碼規律。

1932年10月首破了敵人“展密”，這樣，國民黨軍隊的部署、調動、企圖、裝備、補給、處境、口令、信號，乃至內部派系斗爭等深層次情況，紅軍很快都掌握了。到1933年八一節前，已經破譯出100個密碼，副局長錢壯飛取名為“百美圖”，平均兩天多破譯出一個密碼，為此二局還搞了個慶祝會。中革軍委在八一節對全軍有功人員頒發了獎章，朱德、周恩來親自到二局頒獎，並在大會上講話。“破譯三杰”都得到了二等或三等紅星獎章。

1933年2月第四次反“圍剿”期間，敵人剛使用“猛密”不久，即被曹祥仁和鄒畢兆破譯。根據截獲的敵軍情報，紅軍主力進行設伏，全殲第五十二師，圍殲第五十九師大部，俘虜兩個師長李明、陳時驥。公審大會上，兩人氣焰囂張，認為己方武器精良，對敗在紅軍手下很不服氣。這時，曹祥仁憤怒地跳上主席台，附耳將他們通聯的密電當場背出。兩人目瞪口呆，垂頭喪氣，俯首認輸。

國民黨軍第十師師長李默庵率部趕至黃陂時，看到第五十二師和第五十九師被紅軍殲滅的慘狀后十分痛心，終日悶悶不樂，有感而發寫了四句詩，后兩句是：“登仙橋畔登仙去，多少紅顏淚枯干。”當時，他惟恐這種消極情緒波及部隊，沒有示人，僅用電報將詩發給了在上海的夫人。紅軍截獲了這封電報，破譯后轉呈周恩來。西安事變后，李默庵一次在西安偶然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寒暄之余脫口講出了這首詩的最后兩句，說寫得不錯。李默庵聞知詳情后臉色大變，震驚於紅軍無線電偵破的超強能力。

確保紅軍內部通信聯絡安全順暢

紅軍內部的無線電通信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單向到雙向、再從雙向到多向，最后四通八達、暢通無阻的過程。

當隻有“一部半電台”時，還不能建立相互間的通信，便採取了單向通信的方法，即伍雲甫、王諍、曹丹輝等人帶一部完整的電台隨毛澤東、朱德在前方。曾三、劉寅等人帶上那部收報機在后方，密碼和一切聯絡規定都事先約好。前方有電報就架台發報，后方台24小時不間斷守聽。這樣，后方就可以很快得到前方的消息。

在繳獲公秉藩師那部100瓦大電台以后，他們就在后方進行調試，准備和前方正式通信。第二次反“圍剿”五戰五捷，紅軍攻下福建建寧后，於1931年6月2日，后方總部用100瓦電台同在前方的紅三軍團第一次溝通了聯絡，彼此發了一份短報。從此，開始了紅軍無線電通信的新局面。

曹丹輝在1931年12月30日的日記中感嘆道，從紅軍繳獲白軍的第一部收報機算起，到當天整整一年中，紅軍的無線電通信事業有了飛躍的發展，通報的對象日益增多，這一情況也表明了紅軍的發展壯大。當時紅軍的通信單位有：黨中央，蘇維埃中央政府，紅一、三、五軍團，粵贛軍區，福建軍區兼第十二軍等，共有電台16部、機報人員80余名。

紅一方面軍無線電發展迅速，到后來大體上每個師都有一部電台，大大便捷了指揮作戰。戰時同友軍進行及時聯系，保持了很好的協同，互相配合作戰。敵人一進蘇區，就如國民黨蔣光鼐和蔣鼎文打電報所說：“我們一進蘇區找不到一個人，耳朵是聾的，眼睛是瞎的。”

為了消滅敵人，紅軍常採取高度機動的運動作戰，這對無線電聯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紅軍內部上下有機聯動、情報共享、敵情互通等工作，幾乎每天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紅色無線電通信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在1933年1月的滸灣戰斗中，正是紅五軍團電台及時收到了紅一軍團電台發出的全殲楓山埠之敵的捷報，才化被動為主動，掀起了猛烈反攻，將長延廟之敵十四師擊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