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解放前黨的地下工作

　　1949年5月16日至17日，武漢三鎮兵不血刃獲得解放，廣大市民載歌載舞，歡慶江城武漢回到人民手中，武漢的歷史從此翻開了新的篇章。在武漢解放前，中共地下組織冒著流血犧牲的風險，在武漢宣傳黨的各項政策，取得敵人的情報，並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秘密統戰策反工作，為武漢的順利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鞏固、發展黨的組織，積極開展統戰、策反工作

　　抗戰結束后，中共中央南方局陸續派出趙忍安、李聲簧等一批骨干同志到武漢重新開辟黨的地下工作。1946年春天，中共南方局派曾惇等人來到武漢，與先期到達的同志匯合，重建中共武漢地下黨組織，組織、領導了武漢群眾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罷課、罷工斗爭。1947年11月，中共湖北省地下工作委員會成立，曾惇任書記，陳克東負責湖北地區長江兩岸工作，李聲簧負責統戰和宣傳工作。不久，中共武漢地下工委成立，劉實任書記。

　　1948年7月，中共武漢市委員會正式成立，曾惇任書記，江浩然為組織部長，張文澄為宣傳部長（11月到任），組成常委會，陳克東、劉實為委員。同月，江漢區黨委城工部漢口小組建立，劉建章為負責人，在漢口警察局系統開展策反工作。中共武漢地下組織還相繼在工人、職員、教師、新聞工作者、婦女積極分子中，建立發展秘密外圍組織，團結社會各界人士，在工人、青年、婦女和愛國人士中開展工運、學運以及其他民主愛國運動。中共武漢地下組織還運用各種條件，建立秘密收聽站、地下印刷廠，創辦油印小報，廣為散發，並大量翻印《新民主主義論》《將革命進行到底》等毛澤東著作及中共中央文告等重要文件，對國民黨黨政軍人員加強形勢、政策的宣傳。

　　據1946年6月15日中共武漢市委給中共華中局的反映武漢解放前地下黨情況的報告中顯示，中共武漢地下組織的主干是由中共武漢市委領導的390名黨員（長沙、大冶、沙市等處除外）及1500至2000名黨外核心分子（主要在大的學校、企業中）﹔另一系統是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及各解放區黨委城市工作部（簡稱城工部），計11個城工部，共有派遣人員和各種城工關系約2800人，其中黨員50余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員約950人。

　　經過不懈努力，中共武漢地下黨組織與各民主黨派保持密切聯系，廣泛地團結和爭取了工商界、科技界、教育界的一批愛國人士，結成了最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武漢解放前夕，武漢愛國民主人士不顧國民黨當局的脅迫，堅持留在武漢，和群眾一道保護工廠學校和武漢地區公共財產設施。

　　在黨的領導下，武漢人民保護城市完整回到人民手中

　　在武漢解放前夕及國民黨軍逃離、解放軍進城之間的這段時間裡，中共武漢地下組織利用一切社會關系，積極爭取民主人士，放手發動群眾，在全市范圍內開展了護廠、護校、護公共設施的活動，反搬遷、反破壞，保護了城市的完整，為武漢順利接收打下了基礎。

　　中共江岸鐵路支部和武漢工人解放先鋒隊在平漢鐵路局江岸機車廠和機務段、車務段、工務段等職工中組織“保產活命委員會”和工人糾察隊，並策動武漢警備司令部副司令兼平漢鐵路局副局長鄔浩、國民黨平漢鐵路局特別黨部主任劉鬆山等人暗中配合，參加了職工的保產護路斗爭。

　　國民黨軍隊南逃前，命令對武漢電信局的電訊設施進行破壞，中共武漢市委、中共鄂豫三地委和江漢三地委城工部所屬地下組織團結上層，發動群眾，在武漢電信局開展了護局保產斗爭。面對國民黨華中軍政長官公署督促拆機南遷的命令，在中共武漢市委的領導下，電信局黨支部、武漢人民解放先鋒隊電信局支隊、江漢三地委城工部電信局團支部分別發動、組織群眾，在局長尤箕照、總工程師祝秉珩的支持下，成立了局應變委員會，發動職工分散轉移、隱蔽重要通訊設備和電訊器材，並組織工人糾察隊，日夜巡邏放哨，堅守在電信局大門口，成功地阻止了國民黨軍爆破隊的破壞，制止國民黨散兵游勇的騷亂和趁火打劫，同人民一道迎接武漢的解放。

　　卓有成效的策反工作

　　中共武漢地下組織對武漢社會情況和敵特狀況進行調查，由中共中央中原局組織部城工科組織編輯成《武漢調查》及《武漢調查（補篇）》資料40余萬字，送往解放區，在鄭州出版后隨南下大軍送到武漢，對中共中央中原局和第四野戰軍制定進入武漢的軍管手冊起到了重要的參考作用。

　　在武漢地下黨組織的努力下，大批國民黨黨政軍警各界首腦和核心骨干人員投向人民。中共武漢市委於1949年2月建立了以陳克東兼組長，吳明勛、陳陶、尚家齊為成員的策反工作組，對武漢國民黨官員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策反活動。中共武漢市委派黨員胡銘心策反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書記長陳良屏，陳陸續交出國民黨省黨部組織系統表、省黨部直屬“中統通訊社”（特務系統）的資料及兩次省黨政軍甲級聯席會議記錄等重要情報資料，為武漢解放后軍管會肅清國民黨特務發揮了一定作用。經中共江漢三地委城工部爭取，漢口市警察局保安警察總隊長胡武將准備撤退到沙市的保警總隊1500余人槍留下，迎接解放，並參與了維持漢口社會治安的工作。漢口特別市市長晏勛甫、武昌市市長蔣銘、漢口特別市政府秘書長楊錦昱、警察局局長李經世、湖北省會警察總局局長胡慎儀等國民黨政權高級官員均被中共武漢地下組織策反，有力地配合了武漢的解放、真空時期的社會穩定及城市各項接收工作的順利完成。

　　在武漢解放的過程中，國民黨高級將領張軫的陣前起義，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武漢解放的歷史進程。張軫在武漢解放前任國民黨“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十九兵團司令、河南省主席。早在抗戰時期，張軫就曾先后與周恩來等共產黨領導人見面，從而對共產黨人有了全新的認識和評價。解放戰爭時期，張軫多次派人前往解放區聯系，並接受中共指示，決定將起義時間定在解放軍發起解放武漢戰斗之時。1949年4月間，張軫又三次赴長沙與老軍長程潛密談，相約張軫先於武漢舉義，程潛后在長沙行動。1949年3月，張軫率部退到湖北，在武昌以南沿江一帶擔任江防任務。5月10日，張軫根據中共中央中原局組織部城工科的通知，派人由金口渡江到沔陽縣彭家場，與解放軍擬定起義計劃。5月15日，即武漢解放的前一天，張軫率所部2.5萬余人在武昌以南的金口、賀勝橋一帶舉行起義。張軫部起義打亂了白崇禧的南逃計劃以及破壞武漢的計劃，配合了人民解放軍先遣兵團的軍事行動，加速了武漢解放的歷史進程。

　　制定並公布《致武漢人民書》，為接管工作做准備

　　為迎接武漢解放，中共中央中原局組織部城工科在武漢內線工作的同志，以武漢工作委員會的名義，公布並印發了《致武漢人民書》，對黨接管城市的各項政策進行詳細說明。

　　《致武漢人民書》對國民黨黨政工作人員採取的是分別對待的方針，即首惡必辦，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做過壞事的隻要脫離蔣介石反動集團，准其悔過自新，立功贖罪。對國民黨官兵，隻要放下武器，戰斗結束后一律盡早釋放，起義及配合我軍行動的官兵，一律按照人民解放軍軍制整編，政治上與人民解放軍一視同仁，待遇也與人民解放軍一律平等﹔對國民黨中統局、軍統局及其公開和隱蔽的特務機關等一切反動組織，即日解散，停止活動，各該組織人員要依法向指定的機關登記，交出武器和一切反動証件，分別首要、脅從，分別發落，而對隱瞞不報或繼續潛伏、陰謀活動者，一經查獲，定予嚴辦，並要求所有旅社、公寓、醫院、茶館、戲院、妓院均不得包庇隱藏國民黨特務人員，否則一經查出當予以懲罰。

　　在經濟方面，《致武漢人民書》提出：國民黨的企業、商店、醫院、房地產、市政機關及其各單位，是人民自己所有的財產，要妥為保護，不得損壞、拆卸、轉移，等待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后予以接收﹔屬於私人的企業、商店、醫院、房地產，都在保護范圍之內。為穩定市場，所有民營工廠、商店應該繼續開工、開市，加強生產，照常營業﹔並呼吁所有工廠、企業生產部門的職工嚴守崗位，照常工作，加強保護，繼續生產，為人民服務。對有決心、有思想、有能力的知識分子，希望他們“大批的參加到人民解放事業和新民主主義建設事業中來”，成為“新中國建設的骨干”……

　　這份《致武漢人民書》的公布，起到了穩定人心、安定社會秩序的積極作用，為即將建立的武漢人民政權打下了堅實基礎。

　　（作者單位：武漢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