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怎樣學習毛澤東著作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依靠學習推進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鍛造了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其中，通過強化出版工作、建立學習制度、規范學習方法等措施深化學習毛澤東著作活動，對於推動全黨“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東同志的路線的正確性，空前自覺地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對進一步增強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政治自覺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強化出版工作

學習著作，出版先行。延安時期出版的毛澤東著作，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數量眾多，為學習毛澤東著作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據《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等相關材料粗略統計，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撰寫或參與撰寫的批語、題詞、詩詞、電文、書信、講話、文章等著作總計約3100余篇，延安時期著作僅收入《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集》《毛澤東軍事文集》《毛澤東書信集》的就達1578篇左右，佔比超過了50%。在這些著作中，除了一部分事務性、時效性強的文獻僅出版一二版外，那些闡釋重大理論、具有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的文獻，則以單行本和匯編本的形式一版再版，適應了不同區域、不同對象的學習需要。

據不完全統計，延安時期由出版機構出版或由黨的專門機構鉛印、油印、石刻的數十種毛澤東著作單行本中，有11種專著的版本數超過了10種，其中《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論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論》的版本數分別高達164、193和244，極大地滿足了人們學習毛澤東單篇著作的需求。此外，毛澤東著作匯編本雖然數量相對較少並且收錄著作數量也不算多，但大約12個版本的《毛澤東選集》和27種左右的文集本、專集本、文選本以及20余種多作者合編本，收錄了毛澤東較為重要和比較流行的文章70余篇，為集中學習毛澤東著作提供了便利條件。

毛澤東著作還以《新金剛經》《嬰兒保育法》等為名偽裝或者托名出版了近30種版本，與各類教科書和《毛澤東自傳》等一起，在根據地內外出版以供各類受眾學習使用。

建立學習制度

延安時期黨建立的一整套學習制度，為學習毛澤東著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深入開展學習的過程中，形成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專門制度，有力地推動了毛澤東著作和毛澤東思想學習的常態化、長效化。

一是建立兩小時學習制度和學習檢查制度。1940年初，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干部學習的指示和關於在職干部教育的指示，推動全黨干部大學習，建立相關學習制度。首先，建立兩小時學習制度以保証學習的“持久性與經常性”，要求在職干部平均每日學習時間不少於兩小時，並將5月5日（馬克思誕辰日）確定為干部學習節用以總結經驗和獎勵先進。其次，建立學習檢查制度以利於進一步推進和提高學習運動，分層分類開展檢查指導。比如，中央干部教育部對延安在職干部學習的總檢查每四個月一次，軍事機關、邊區機關和中央直屬機關每兩個月檢查一次，各支部干事會每個月檢查一次，大大推進和深化了毛澤東著作的學習。

二是建立學用結合制度。1940年8月、10月間，中央宣傳部先后發布關於加強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關於提高延安在職干部教育質量的決定，推動建立學用結合制度，把學習中共中央的決議、決定和中央領導同志有關策略的報告等列為在職干部學習的必學內容，要求干部學會在紛繁復雜的斗爭環境中實事求是地貫徹黨的路線，提出“做什麼、學什麼”的口號，堅決避免理論和實際相脫節、學用兩張皮現象。這一制度的推行，客觀上加大了全黨對毛澤東著作特別是報告、電文、批示等類著作的學習力度。

三是建立調查研究制度和學習組制度。1941年5月，毛澤東通過作《改造我們的學習》提出改造全黨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的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先后發布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關於高級學習組的決定、關於高級軍事干部學習的決定，逐步建立起調查研究制度和學習組制度，在改造主觀主義學風、培育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過程中，全面深化對毛澤東有關《改造我們的學習》《農村調查》等以及收錄到《六大以來》相關著作的學習。

四是建立集體學習制度。延安整風期間，中央宣傳部發出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即“四三”決定）和關於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要求全黨充分掌握中央有關決定和毛澤東關於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及反對黨八股報告的精神，指定了全黨必須學習的22個文件（其中毛澤東7篇個人著作和部分由其執筆的中央文件佔半數以上），成立了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及其領導下的中央直屬機關、軍委直屬系統、陝甘寧邊區系統等學習分委員會，建立起集體學習制度，把學習毛澤東著作與整頓作風、提升黨性緊密結合起來，為建立學習毛澤東著作的專門制度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

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后，劉少奇明確要求，“一切黨校和訓練班，必須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作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須系統地研究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一切黨報，必須系統地宣傳毛澤東思想﹔為了適應一般黨員的水准，黨的宣傳部門，應將毛澤東同志的重要著作，編為通俗讀物”。至此，黨內學習毛澤東著作的制度逐步成熟。

規范學習方法

延安時期，毛澤東著作往往以筆記、文章、演講、報告、電文、批示、詩詞甚至圖像等不同形式存在，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方式方法自然也就多種多樣，大約可以概括為默讀、吟誦、觀看、聽講、泛覽、精讀、批改等方式。在眾多學習方式中，聽講則是學習最及時、綜合感受最強烈的一種。關於聽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習仲勛回憶：“我凝神諦聽毛主席的報告，覺得他講的完全合乎實際，路線完全正確。我感到迷霧頓散，信心倍增。”蕭三也高度評價毛澤東的報告、演說、講話，是那樣明白、淺顯、通俗、動人，富於幽默、妙趣橫生，在同一會場裡，工人、農民、兵士、老太婆們聽了他的講話不以為深﹔大學教授、文人、學士聽了不以為淺。

在深入開展集體學習活動過程中，學習方法也越來越規范。“四三”決定曾對學習方法作出如下嚴格規定：“必須逐件精讀，逐件寫筆記，然后逐件或幾件合並開小組會討論，必要時由中央及本部派人作報告。在閱讀與討論中，每人都要深思熟慮，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歷史。”僅就寫筆記這一種學習方法而言，毛澤東曾在《關於整頓三風》報告中嚴格要求，無論是文化人還是“武化人”、無論男人還是女人、無論新干部還是老干部、無論學校還是機關“都要寫筆記”。

隨著整風學習的內容越來越多地集中於毛澤東著作，精讀、寫筆記、討論、聽報告等延安整風運動必備的學習方式便成為毛澤東著作學習的規范方式，學習成效也越來越顯著。陝甘寧邊區一位縣長曾講，“現在文件一學，才知道過去是‘老公雞戴串鈴，裝大牲口’。文化低，沒理論，隻有狹隘的經驗，在原腳地上轉圈子，不能開步往前走，要開展工作和提高工作質量就沒辦法，就是有一肚子經驗，也說不漂亮，寫不漂亮，還是空事。這次在延安趕上整風，能學習、能聽課，真美”。顯然，關於整風學習認知的轉變，某種程度上正是學習毛澤東著作成效的集中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