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日報》的整風學習

從1942年春到1945年春，在中共中央的整體部署下，周恩來、董必武領導中共中央南方局結合國統區復雜殘酷的特殊環境，積極慎重地進行了一系列整風運動。《新華日報》作為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唯一公開出版發行的機關報，充分發揮黨報特有的政治宣傳和輿論導向作用，積極宣傳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和文件，報道邊區及抗日根據地整風經驗，有力推動了南方局整風運動的順利開展。

一篇紀念祝辭推動改版整風

1942年1月11日是《新華日報》創刊四周年紀念日，報紙第一版刊登了社長潘梓年撰寫的代論《提高戰斗性——為紀念本報出版四周年》，其中寫道，“在不久以前，我中共中央曾號召全黨黨員，為提高黨性鍛煉而奮斗”，強調“我們今后在工作上、生活上更要遇到迥非昔比的艱苦”，這些要求我們“有更高度的戰斗性來擔當更大的任務，戰勝更多的艱難”。

這篇代論在國統區首次公開透露中共中央正在全黨范圍內開展大規模整風運動的消息，把提高黨性的問題提到大家面前，提出提高黨性的目的“一句話，就是提高自己的戰斗性與戰斗能力，對於自己所認定的革命事業要能有堅貞不二的忠誠，對於外來的任何苦難要能勇敢不餒的去迎接，去克服”。

同日的報紙還登載了馮玉祥、沈鈞儒、張申府等社會知名人士的祝賀文章和詩詞。其中張申府的《新華，新華，我看著你生長，長大——新華日報創刊四周年紀念祝辭》對《新華日報》給予熱忱支持和贊揚，建議其“作天下人的喉舌，變成天下人的言論機關”和“天下一切反法西斯的人的報”。

這篇祝辭提出的希望和建議很快引起周恩來和南方局的高度重視。文章發表一個月后，周恩來即指示《新華日報》新辟《友聲》專欄，誠意歡迎黨外人士投稿，多提對各種問題的真知灼見。3月9日，延安《解放日報》轉載該文。毛澤東讀后觸動很大，指出要達到改造黨的目的，必須首先改造黨報的工作。黨報要允許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評。

在中央指示和整風契機下，《新華日報》開啟了一系列改版改進措施：發表《怎樣辦黨報》系列文章，闡明報紙改版政策和方向﹔連續發表社論《敬告本報讀者——請予本報以全面的批評》和《本報特別啟事》，呼吁黨外朋友和廣大讀者對報紙提出寶貴意見。

正式改版后的《友聲》專欄很快成為社會各界人士發表進步言論的民主講壇。9月27日，張申府在《友聲》專欄再次撰文《友聲與民主》，在前文基礎上進一步闡述：“對於新華日報，我總是懷著莫大的希望……希望新華辦的不僅僅是黨報，而且是天下人的報。”“天下人都把新華看成是自己的報，那它就是真正辦得成功了。”

一場批評說理增進隊伍團結

隨著南方局整風運動的深入開展，當時在“紅色三岩”的黨員干部在關於怎樣看待當前形勢、革命理論的地位和作用、我們黨在國統區的斗爭策略等問題上產生了分歧，並發生激烈爭論。

1943年秋至1944年春，南方局和《新華日報》的一些同志以歌德在《浮士德》中的那句名言——“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則常青”為論據，發表了片面錯誤的言論。曾任南方局經濟組組長和《新華日報》編委的許滌新后來回憶分析：“這種情況不是偶然的。當時正是第三國際解散之后不久的時候，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共活動更加瘋狂起來了。他們踐踏人權，草菅人命，正如李少石同志的詩中所說：‘萬千邏卒獵街衢，偶語寧辭殺不辜？’”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一些同志不免悲觀或急躁起來。他們認為談理論沒有用，應該行動起來，甚至脫離了黨的組織原則，背離了黨中央當時規定的“蔭蔽精干”的正確方針，且不恰當地借用魯迅的話“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要求每一個進步分子、每一個處在秘密狀態中的共產黨員都行動起來，無所顧忌地敢說、敢笑、敢罵。甚至有同志說：要做到敢罵、敢笑，那就不僅要有充分的人性，還需要有些獸性。有了獸性，不但敢罵、敢笑，而且敢叫、敢吼。他們不但在內部散布這種錯誤言論，而且發表了一些違背黨組織原則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並將對此持不同意見、與他們爭論的潘梓年等人稱為教條主義。

當時，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經常出席這種爭論會議，冷靜聽取各種不同意見。1944年，他代表南方局在干部大會上作了長達四小時的總結發言，嚴厲批評了這種無視客觀現實，離開無產階級立場的錯誤言論。他告訴大家，理論同生活（實踐）是不能脫節的，並引用列寧名言“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指出怎能片面地把理論說成灰色的東西呢，把理論與實踐割裂開來，用實踐、用生活去否定理論，這不是形而上學是什麼呢？

董必武指出，我們堅決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隻有因事制宜，通過階級斗爭的各種方式才能打敗它。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之下，特別是在皖南事變后，白色恐怖更加嚴重，國民黨特務正在千方百計地尋找我們的地下組織，尋找我們的秘密黨員，尋找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進步分子，怎能讓我們的同志和朋友隨隨便便地暴露自己的政治面目呢？敢說、敢罵、敢叫、敢吼，固然痛快，但在目前這種情況下，這種痛快將會帶來什麼后果呢？難道可以把地下黨組織的安全作為這種痛快的犧牲品嗎？我們的隱蔽埋伏，正是為了積蓄更大的力量，以便使抗日戰爭取得更大的勝利，以便對付反動派的突然事變。

參會整風的人員聽完董必武入情入理的分析后，都恍然大悟、心服口服。

當時，董必武對報館人員開展了多次整風批評，都取得了“實事求是，和風細雨，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科學碩果”。曾擔任《新華日報》代總編輯的夏衍在回憶《新華日報》“小整風”時說：“這次小整風批評是坦率、尖銳的，但並沒有什麼殘酷的斗爭。”“我們這幾個人都作了自我批評，但並不覺得因此而背上包袱。”“當時主持整風的董老堅持了治病救人的原則，所以我們這幾個人作了檢討，就沒有受到處分。”

一封書信窺看整風學習深入靈魂

隨著南方局整風學習的深入推進，《新華日報》刊登了大量整風心得文章，其中包括其他地方黨組織和抗日根據地領導人在整風運動中的心得體會。

1944年8月17日，《新華日報》用第二版五分之一的版面和第四版整個版面，發表劉子久的一封長信《“我們是共產主義者，決不怕指出自己的缺點！”——關於學習問題給淮北區黨委的信》。劉子久運用在中央黨校整風學習中學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結合自己在淮北實際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問題作理論上的分析，尤其對其中的錯誤與缺點進行了深刻剖析和反省，他指出：“我們是共產主義者，決不能怕指出自己的缺點。”“我們應當根據廣大群眾的斗爭經驗、覺悟程度、歷史傳統、文化水平、生活習慣等等具體情況，去制定我們的斗爭綱領（工作要求與工作決定等）與選擇我們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絕不能單憑在我們自己腦子裡所想出來的斗爭綱領與工作方法，拿到群眾頭上去硬套，或拿了這樣的主觀主義的東西作為我們測量廣大群眾覺悟與積極性程度的標准。這就好像我們應當照著腳去做鞋，而不能照著鞋去做腳是一樣的道理。”

毛澤東於1944年7月5日讀到這封信的草稿時，覺得很不錯。劉子久信中有一句話：“古人說‘世有伯樂，然后有千裡馬，千裡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毛澤東特意在其后加了一段話：“我們是最進步階級和最進步人民的先鋒隊，我們是共產主義者，應該一變歷史上的狀況，就是說，在我們黨內，在我們的抗日根據地內，是不但有很多的千裡馬，而且有很多伯樂的，埋沒英雄的現象，是不應該有的，一時有這種現象是應該很快消滅的。”毛澤東指示《解放日報》發表劉子久的信，新華通訊社向各地廣播，各地各級黨委收到文章后，“除在報上發表外，應印成小冊，廣為散發﹔同時，連同《前線》劇本一道，均作為各地黨校、軍校、訓練班、整風班及普通中等以上學校的教材之一”。這封信發表后在全黨引起很大反響，為南方局及所屬黨組織的整風學習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進一步推動了南方局整風活動的開展。

（摘編自《紅岩春秋》2023年第3期 丁英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