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古柏的深情厚誼

古柏是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得力助手。在中央蘇區的艱苦歲月裡，他跟隨毛澤東一起戰斗、工作和生活，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1956年，毛澤東親自下令要求公安部迅速查清他犧牲的經過，並嚴懲凶手。

菖蒲初見：“尋烏黨的工作、武裝建設都搞得不錯”

1906年12月，古柏出生在江西省尋烏縣篁鄉塘背村（今晨光鎮沁園春村）的一個破產小地主家庭。由於家境貧寒，父親古光明把他送到外公家寄養。古柏自幼聰慧，才思敏捷，深受外公喜愛，並被寄以厚望。1920年，古柏在外公的資助下進入廣東梅縣廣益中學讀書。在這裡，他結識了許多進步青年，開始接觸到《共產黨宣言》等進步書刊，受到很大影響。1925年，19歲的古柏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積極參加廣東革命活動的同時，十分關注家鄉尋烏的革命斗爭。他聯絡在廣東求學的尋烏青年，在梅縣成立尋烏留粵校友會，又根據革命形勢的轉變，倡導成立了革命團體“尋烏縣平民合作社”，使之成為學生運動的核心組織，並把這一組織發展到尋烏的許多地方。

外公梅洪馨得知古柏冒著風險從事革命活動，十分不安，勸他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並保証送他到日本留學。古柏卻說：“留學固然好，但洋學問也不能救國救民。”

1926年暑假，古柏回到尋烏老家。他利用假期走村串戶，廣泛開展社會調查，並在村裡創辦農民夜校，在教農民讀書識字的同時，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向學員傳播進步思想。在古柏的領導下，尋烏篁鄉農民協會秘密成立，古柏當選為會長。

1927年6月，古柏根據中共東江特委的指示，回到尋烏開展革命工作，並於當年秋與回到家鄉的尋烏籍共產黨員一起，成立了尋烏第一個共產黨的組織——中共尋烏縣支部委員會。從此，尋烏的革命斗爭由以前分散自發地進行走向了統一有組織地開展，有力地推進了尋烏的工農革命運動。

1928年3月25日，為貫徹八七會議精神，在中共尋烏臨時縣委領導下，古柏等同志率領全縣武裝農民和進步學生共5萬余人舉行起義，一舉攻克尋烏縣城，成立了尋烏縣革命委員會。起義失敗后，古柏不顧敵人多次懸賞通緝，再次從廣東秘密回到尋烏，聯絡起義失散的革命同志，重振革命隊伍，重新恢復農會活動。同年8月，中共尋烏縣委正式成立，古柏任縣委書記。

1929年1月底，毛澤東、朱德等率領紅四軍主力從井岡山轉戰贛南。在尋烏菖蒲圩，第一次見到毛澤東的古柏，興奮又激動，他向毛澤東詳細匯報了尋烏的革命情況。毛澤東聽后滿意地說：“不錯嘛，尋烏黨的工作、武裝建設都搞得不錯。”充分肯定了古柏的工作，並鼓勵他進一步發動群眾，擴大武裝力量，深入開展土地革命，有計劃地組建紅色政權。在毛澤東的建議和指點下，古柏將紅四軍留下的部分同志合編，擴大了贛南紅軍第二十一縱隊。1929年11月，在陽天嶂成立了尋烏縣軍事委員會（后改為尋烏縣革命委員會），古柏任主任委員。1930年初，古柏領導創建了尋烏革命根據地，在全縣6個區30余鄉普遍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尋烏縣掀起了革命高潮。

尋烏調查：“在全部工作上幫助我組織這個調查的，是尋烏黨的書記古柏同志”

1930年5月，毛澤東、朱德等率領紅四軍在紅五十團配合下擊潰了氣焰囂張的澄江謝嘉猷反動武裝后，又一舉攻克尋烏縣城，將紅四軍總部駐扎在這裡，並分兵深入相鄰的安遠和廣東平遠發動群眾，建立革命根據地。為了弄清中國富農問題和城市商業狀況，毛澤東決定利用這一分兵活動的間隙，在尋烏作一次全面深入的社會調查。時任中共尋烏縣委書記的古柏全面協助配合。

古柏不僅陪同毛澤東走街串巷，仔細考察尋烏縣城，還和毛澤東深入商店、作坊、圩場和田間地頭作調查，與店員、手工業工人和農民促膝談心，廣泛接觸各行各業人員，了解社會各階層的生活狀況。為了更全面、真實、准確地了解情況，毛澤東決定召開一個調查會。古柏根據毛澤東調查的主題和思路，精心挑選曾任縣商會會長的雜貨店主、曾在舊軍隊當過排長的縣蘇委員、曾任縣署錢糧兼征櫃辦事員的鄉蘇主席、縣（區）蘇干部、前清秀才、小學教師等各色人物共11人來開調查會，后又邀請50多人參加調查總結會。這些人不僅社會經驗豐富，而且職業多樣化，給毛澤東介紹了不少尚未掌握的情況。在他們的幫助下，毛澤東不僅對尋烏縣城21個行業、100多家大小商店的歷史和現狀及其主人政治態度了然於胸，而且對全縣7個區20戶大地主、113戶中地主的政治思想、剝削狀況也了解得清清楚楚，掌握了豐富翔實的第一手材料。

毛澤東在尋烏的調查規模大、覆蓋廣、問題細，對調查對象要求較高。如何選取合適並有代表性的調查對象，選好的調查對象是否願意配合，是否能在調查會上講真話，這些問題都需要古柏進行權衡和考量。古柏根據自己對尋烏各方面的了解，一家一戶地去耐心動員和邀請，最終圓滿完成了兩次調查會。尋烏方言不好懂，在調查會上，古柏不僅負責記錄，同時還擔任“翻譯”。會后，他還協助毛澤東整理調查會記錄、研究分析調查資料等。通過此次調查，毛澤東寫下了《尋烏調查》和《反對本本主義》兩篇光輝著作，首次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等著名論斷。

對於古柏在這次調查中所提供的協助，毛澤東給予了高度評價，他高興地對朱德說，“有收獲，這個縣城有意思。古柏熟悉情況，他忠厚隨和、寬以待人，在尋烏各界都有朋友”。在《尋烏調查》中，毛澤東更是以“在全部工作上幫助我組織這個調查的，是尋烏黨的書記古柏同志”表達了對古柏的感謝和認可。而在與毛澤東一起調查研究的日子裡，毛澤東唯實求真的思想作風也深深地影響和感染了古柏，激勵著他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

延安哀悼：“吾友古柏，英俊奮發，為國捐軀，殊堪悲悼”

尋烏調查后，古柏被任命為紅四軍前委秘書長，前委擴大為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后任總前委秘書長，協助毛澤東處理軍隊和地方黨的工作，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1931年1月，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撤銷后，古柏的職務也隨之免除，但他毫無怨言，始終積極忠實地為黨工作。

1933年5月，由於堅決擁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和反對“左”傾冒險主義，古柏與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一起遭到錯誤批判，受到撤銷職務和黨內“最嚴重警告”處分，被分配到會昌縣任擴紅突擊隊長。面對政治上的失意和組織上的處分，古柏並未氣餒，始終以黨的事業為重。在組織上，古柏服從了這個決定，他忍辱負重，與農民談心、交朋友，動員了許多人參加紅軍。但在思想上，古柏始終沒有放棄正確的路線，他公開聲明：“你們有你們的路線，我們有我們的意見。撤職，繳槍，甚至開除黨籍，也得保留我們的意見。你們隻能繳掉我們身上的武裝，但不能解除我們思想上的武裝！”這充分表現出共產黨人堅持原則、服從組織的優秀品質，也詮釋著對黨的無限忠誠。

1934年春，古柏被分配到蘇維埃中央政府糧食部負責糧食征集工作。他夜以繼日地奔赴會昌、長汀等地，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依然出色地完成征糧任務，為保証紅軍供給作出了重大貢獻。征糧期間，他筆耕不輟，在《紅色中華》報上發表了《迅速完成收集糧食運動，為充分保障紅軍給養而斗爭》《糧食突擊運動檢閱》《糧食突擊運動總結》等文章。在古柏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央蘇區的糧食收集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僅40天就收集19.8萬擔糧食，有力地支援了第五次反“圍剿”戰爭。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后，古柏奉命留守中央蘇區，任閩粵贛紅軍游擊縱隊司令。為了保衛蘇區、牽制敵人，他告別年輕的妻子，寄養年幼的孩子，率領紅軍游擊隊轉戰於都、安遠、尋烏等地，同敵人進行英勇頑強的斗爭。1935年3月初，根據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的指示，古柏等同志被安排前往廣東東江地區傳達黨關於游擊戰爭的策略部署。他在一位廖姓同志的陪同下，輾轉來到廣東龍川上坪鴛鴦坑，並在當地游擊隊活動據點赤米峰的紙棚裡召開了五（華）興（寧）龍（川）游擊大隊隊員會議，傳達遵義會議精神並部署下一步的游擊斗爭。3月6日，由於叛徒出賣，敵人包圍了游擊隊駐地鴛鴦坑。為掩護戰友突圍，激戰中古柏不幸中彈。年僅29歲的古柏為革命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踐行了“甘做共產主義鋪路石”的錚錚誓言。

1937年秋，尋烏古氏家族修訂族譜，准備為古柏立傳，但當時他們對古柏在黨和紅軍中的任職情況及事跡把握不准，便委托古柏的二兄古梅寫信到延安，向毛澤東詢問，並請毛澤東為古柏作傳。毛澤東得知古柏壯烈犧牲的消息后，深感痛惜，親筆題詞悼念：“吾友古柏，英俊奮發，為國捐軀，殊堪悲悼。願古氏同胞，繼其遺志，共達自由解放之目的。”字裡行間，飽含著對摯友古柏的深厚情誼和深切懷念。（摘自2023年第2期《當代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