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如何博覽方志、以志為鑒

方志，有全國性的總志和地方性的州郡府縣志兩類，詳細記載全國各地歷史沿革、山川氣候、風土人情、名勝古跡等。它卷帙浩繁，中國的傳世志書約8700 余種，11 萬余卷，約佔古籍的10% 左右，確實是蘊藏豐富的國學資源。一般人除了偶爾翻看老家的方志，或因特殊需要而查閱外地的方志，不會主動閱讀各地方志，藏書中也很難見到幾本方志。

而毛澤東卻有潛心研讀方志的嗜好，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他每到一地，都要索取方志閱讀。古往今來的政治家當中，幾乎沒人像他那樣重視方志，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對各地風物了然於胸，能夠因地因時，信手拈來，運用自如，盡顯博古通今的大學問家風採。

1912 年秋天，毛澤東做了一件“奇事”：他從省立第一中學退學，每日到長沙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圖書館讀書，時間達半年之久。圖書館有一幅《世界坤輿大地圖》，他第一次發現世界如此之大，給他強烈的刺激。這件事對他的奮斗人生和讀書生涯產生了深遠影響。后來，他看報紙時，時常帶著地圖，對照地圖查看報上出現的地名。

在湖南一師讀書期間，毛澤東借閱了一些史地書籍。他看得細而又有心得的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和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讀史方輿紀要》是清初顧祖禹所撰，130 卷，記述中國地域形勢、城鎮關隘、山川險易，以及古今戰守、攻取、得失之事。原稿今存上海圖書館，20 世紀50 年代，毛澤東到上海，特地從該館調閱了這部書稿。

1916 年2 月29 日，毛澤東在致蕭子升的信中寫道：“右經之類十三種，史之類十六種，子之類二十二種，集之類二十六種，合七十有七種。據現在眼光觀之，以為中國應讀之書止乎此，苟有志於學問，此實為必讀而不可缺。”從行文看，此信應有開列的經史子集77 種書目，能夠代表他對“國學大要”的見解，可惜因手稿殘缺，具體書名無從查考，而其中有幾本方志類的書名也無從知曉。

《講堂錄》是毛澤東1913 年10 月至12 月的課堂筆記。其中摘抄了潘耒《日知錄序》的一些內容，特別詳細地抄錄了當中這一段：“昆山顧寧人先生……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日知錄》是明末清初昆山人顧炎武（字寧人）撰寫的32 卷本學術札記，內容宏富。顧炎武的學生潘耒把《日知錄》的內容大體劃為八類，即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顧炎武撰的120 卷《天下郡國利病書》，是記載明代各地區社會政治經濟狀況的歷史地理著作，毛澤東也很推崇。

《講堂錄》還寫道：“《通典》《通考》《通志》，士人必讀之書，典章制度禮樂兵農諸如此類，詳考而詳斷之，甚有用之書也。”《通典》，唐杜佑撰，200 卷，上起唐虞，下迄唐肅宗、代宗。《通考》，《文獻通考》之簡稱，宋元之際馬端臨撰，348 卷，記載上古至宋寧宗時的典章制度沿革。《通志》，南宋鄭樵撰，200 卷，系綜合歷代史料而成之通史。

毛澤東最初接觸的是什麼方志，沒有見於文字記載。學生時代的毛澤東究竟讀過哪些省志、縣志，也很難統計清楚。1917年7 月，毛澤東和學友蕭子升、蕭蔚然外出游學。在梅城，毛澤東查閱了《安化縣志》。這是毛澤東閱讀具體地方志的較早記錄，而他每到一地便設法查閱方志的習慣也由此逐漸養成。

青年毛澤東曾積極組織一批有志青年赴法國勤工儉學，但他自己卻沒有出國留學。究其原因，從1920 年3 月14 日他致周世釗的信中，可以找到部分答案：“吾人如果想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於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層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系，恐怕有些困難。”

1921 年新年伊始，新民學會部分會員在長沙召開新年大會，經過討論，決定把新民學會宗旨由“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調整為“改造中國與世界”。這不僅成為新民學會的共同目的，也成為毛澤東的畢生追求。而為了實現這一宏圖大志，毛澤東東奔西走，南征北戰，足跡大江南北。他更急切地想要了解中國、了解世界，而閱讀方志也成為他通曉國內情形的重要途徑之一。

1929 年3 月，紅軍佔領福建長汀。毛澤東在長汀辛耕別墅閱讀《汀州府志》。1929 年6 月，紅四軍“七大”散會后，毛澤東回到龍岩新邱厝。鄧子恢按毛澤東的要求，從縣圖書館搬來一大捆書報，其中就有《龍岩州志》。

1930 年3 月的一天，毛澤東讓警衛員把共青團興國縣委書記蕭華找來。蕭華趕到時，見毛澤東正在仔細地看一本清代道光年間編纂《興國縣志》。紅軍攻佔瑞金后，毛澤東又找到一部清代乾隆年間的8 卷本《瑞金縣志》，雖隻剩下7 卷，但毛澤東仍如獲至寶地認真翻閱。

長征時，紅軍渡過湘江后，總部命令要求輕裝。王稼祥望望毛澤東的鐵皮箱，問道：“你鐵皮箱裡還有那麼多古書，都是必要的嗎？”毛澤東認真地說：“《三國演義》《水滸》，還有一些唐宋詩詞、路上撿來的地方志，都是必要的，比飯鍋、牙刷還必要。”長征途中，每攻下一個縣城或是每到一個重鎮，毛澤東都讓人為他搜集縣志和地方志，一看就是大半夜。遵義會議期間，徐特立派人給他送來一大堆書報，其中就有清代道光年間編纂的《遵義府志》若干卷。

延安時期，毛澤東在潛心攻讀馬列主義著作的同時，也認真閱讀包括方志在內的文史書籍。他又反復閱讀了《讀史方輿紀要》。陝北地區的一些府志、縣志，包括《延安府志》在內，毛澤東也讀過。1936 年，毛澤東還讀過山西的一些地方志。在整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也都是如此。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愛讀方志的興趣依然如故。他藏書中的《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四部備要》《萬有文庫》《古今圖書集成》等史籍，其中就收有總志、省志、府志和縣志內容。毛澤東還特意收藏了一些省志、府志和縣志，以及《南岳志》等專志。毛澤東外出視察，都要找來當地方志看，很多地方圖書館至今仍保存有他借書的記載。

1952 年10 月，毛澤東視察黃河時，由羅瑞卿轉告平原省負責人，調閱他要的《中州志》一書。在視察黃河以后，毛澤東又與河南省委書記張璽就治理黃河問題談到深夜。臨睡前，他還瀏覽了《河南通志》《汴京志》等。

1956 年12 月29 日，毛澤東致信周世釗，內稱：“請你代候曹子谷先生，謝謝他贈詩及贈南岳志。”

1958 年3 月，中央在成都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一到成都，立即要來《四川省志》《蜀本紀》《華陽國志》等閱讀。以后，他又要來《都江堰水利述要》《灌縣志》，還在書上批畫圈點。他還親自選唐、宋、明三朝詩人寫的有關四川的一些詩詞，連同《華陽國志》一並印發給與會同志。

1958 年9 月16 日，毛澤東在安徽合肥視察工廠后回到賓館，已是晚上10 點，但他仍無倦意，繼續閱讀《安徽通志》。

1958 年11 月13 日，毛澤東到河南遂平視察，他在車上閱讀明萬歷年間修的《汝寧縣志》。

1959 年6 月30 日，毛澤東登上廬山，早上便讓秘書借來《廬山志》，之后又要來《續志》。毛澤東對工作人員解釋了廬山的山名由來，還講述了朱熹“下轎伊始問志書”的典故。淳熙六年（1179）三月，朱熹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縣）走馬上任，當地屬官們轎前迎接，他下轎開口就問《南康志》帶來沒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覷。毛澤東說：“朱熹這個典故流傳后，‘治天下者以史為鑒，治郡國者以志為鑒’和‘以志呈閱’就成了后人的慣例。今天你們也要懂得以史為鑒，才能辦好事。”

1965 年5 月21 日，毛澤東重上井岡山途中，夜宿湖南茶陵縣委大院。他對張平化說：《茶陵州志》，1927 年第一次打茶陵時就想看，沒有搞到，現在不知能不能借到？張平化迅速請縣檔案館送來一套八本線裝清朝同治九年（1870）版、民國二十二年（1933）重印的《茶陵州志》。當天夜裡，毛澤東一直讀到凌晨三點。

毛澤東還有一個習慣，就是每遇到初識的同志，通常會問其貴鄉何處，然后總能說出其家鄉的特點或典故。比如，1937 年4 月，毛澤東在延安初見彭真。彭真說自己是山西侯馬人，毛澤東說：侯馬是一個好地方，春秋晉國在那裡建都，漢朝周勃封絳侯於此。1940 年3 月，毛澤東在延安楊家嶺窯洞見到師哲，得知他是韓城人，馬上說：“噢，你和司馬遷是同鄉。”1942 年4 月13 日，毛澤東和作家曹葆華等人談話。曹葆華是四川嘉定人，毛澤東點點頭，說：“中國有兩個嘉定，一個在四川，一個在江蘇。四川的嘉定是一個水陸碼頭。”曹葆華沒想到，毛澤東對他家鄉居然知道得這麼清楚。1956 年1 月10 日，毛澤東南巡途徑長沙，在火車上會見省、地、縣負責人。當他得知寧鄉縣第一書記張鶴亭是河北省大名縣人時，風趣地說：“原來你是北京大名府人氏啊！盧俊義還是你的老鄉呢！”說得大家都笑起來。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

毛澤東大量熟讀方志，不僅是為滿足求知欲，更是將其當成調查研究的一種方式。1941 年8 月1 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決定》指出：“中央設置調查研究機關，收集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關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在《決定》“關於收集材料的方法”中，明確要求：“收集縣志、府志、省志、家譜，加以研究。”1958 年3 月，在成都會議上，他主張繼承修志傳統，倡議各地都編修方志。這一倡議極大地推動了全國各地新方志的編纂，使這一工作受到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重視。

從毛澤東寫的大量文章可以看出，他的很多分析和判斷都得益於他閱讀方志。例如，1928 年《井岡山的斗爭》中指出：“邊界各縣還有一件特別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數百年前從北方移來的客籍人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界限，歷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時發生很激烈的斗爭。”再如，1933 年8 月的《必須注意經濟工作》和1934 年1 月的《我們的經濟政策》等文章，都談到根據地歷史上的情況，這無疑是在開展社會調查的同時又查閱了有關方志。

1949 年秋，中央在討論進軍西南時，毛澤東決定讓西康人廖志高任省委書記。毛澤東說：情況復雜，對當地熟悉的人，了解情況，好辦事。1950 年，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問廖志高：“你的家鄉是何時開發的？”廖說不知道。毛澤東說：“是唐朝開發的。”廖又問：“你怎麼知道的？”毛澤東說：“是看你們的縣志。”

1958 年3 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聽取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匯報缺水問題時，問：你們山西有個聞喜縣，你知道為什麼叫聞喜？陶說不知道。毛澤東說：“漢武帝乘樓船到了這裡，正好傳來在越南打了大勝仗的捷報，漢武帝就給這個地方起名叫聞喜。漢武帝那時就能坐樓船在汾河上行駛，可見當時汾河水量很大，現在汾河水干了，我們愧對晉民呀。”

毛澤東不論走到哪裡，總對那裡的文化古跡有很濃的興趣。他不僅自己去看，還常常拿這些去考別人。1958 年8 月5 日，毛澤東赴河北安國視察。車輛開進安國大街，經過藥王廟，毛澤東問安國縣長焦家駒：“這廟裡的藥王姓什麼？”縣長說不知道，毛澤東有些不滿意：“一個縣長不知道藥王姓什麼？”藥王廟中祭祀的邳彤，是東漢光武帝劉秀部下二十八宿將之一，邳彤熱愛醫學。《祁州志》載，邳彤死后葬於安國南關，卻在宋朝“顯靈”，為宋秦王治愈頑疾，被立廟祀之，並加封為王。在毛澤東看來，藥王廟是寶貴的文化資源，而一縣之長卻不甚了了，難免令他不滿。

（作者系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教授、副院長，一級巡視員）

（來源：《月讀》，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