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軍從這裡走出打天下……

195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授予1048人將帥軍銜，包含元帥10名、大將10名、上將55名、中將175名、少將798名，至1964年，又補授和提升了566名將官，共計1614名開國將帥。其中，僅湖北紅安、安徽金寨、江西興國、湖南平江、江西吉安、江西永新、河南新縣、湖北大悟、安徽六安、湖南瀏陽十個縣就產生了451名開國將軍，佔總數的28%，由此被民間喻為“將軍縣”。這些誕生共和國第一代將軍的紅色土地，是中國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軍隊的重要發源地，書寫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點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鐫刻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坐標。

（一）

湖北紅安，原名黃安，黃麻起義即源於此。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以“紅”命名，改黃安為紅安，褒獎這座英雄的縣城。在這片神奇的熱土上，先后走出董必武、李先念兩位國家領導人，誕生了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紅二十八軍3支紅軍主力，孕育出200多名將軍，徐向前親筆題寫“兩百個將軍同一個故鄉”，其中1955—1964年授銜的有61名，居全國縣城之首，紅安成為當之無愧的“第一將軍縣”。來自紅安縣的開國將領中許多都是黨史軍史上赫赫有名的戰將，有少年得志的陳錫聯上將、“旋風將軍”韓先楚上將，有上甘嶺戰役的重要功臣秦基偉中將（1988年被授予上將軍銜）、“二野朱可夫”王近山中將，還有短臂將軍羅應懷少將。

安徽省金寨是全國第二將軍縣。革命戰爭時期，金寨10萬英雄兒女先后參軍，絕大多數血洒疆場、為國捐軀。金寨縣共有59位開國將軍，其中1位上將，8位中將，50位少將，包括全軍唯一被兩授上將軍銜的洪學智，正兵團級卻堅決請求讓銜的徐立清中將，中原突圍、屢建奇功的皮定均中將，被毛澤東當面稱之為“游擊專家”的林維先中將等。金寨開國將軍全部榮獲八一勛章、獨立自由勛章、解放勛章，有6位將軍同時獲得三枚一級勛章。

江西興國，是全國著名的蘇區模范縣、紅軍縣、烈士縣。蘇區時期，全縣23萬人口，參軍參戰的就達9.3萬余人，為國捐軀的達5萬多人，長征路上幾乎每一公裡就有一名興國籍將士倒下。在血與火的考驗中，孕育了54位開國將軍，不僅有最年輕的開國上將蕭華、“華夏名將”陳奇涵，還有首批入朝、全程參戰的志願軍“十大虎將”之一溫玉成，唯一參加過陸海空三大軍種的曾克林，等等。毛澤東曾稱贊興國人民創造了“第一等的工作”，並親筆書寫了“模范興國”的獎旗。

湖南平江，位於湘鄂贛三省交界處，曾發生秋收起義、平江起義等重大革命事件，現登記在冊的革命烈士達2.1萬人，佔湖南省烈士總數的五分之一，走出了張震、蘇振華、傅秋濤、鐘期光等52名開國將軍，其中上將4名，中將10名，少將38名。

江西吉安，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一、第二次反“圍剿”的主戰場。在這塊共產黨人的精神沃土上，孕育了曾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余秋裡、梁興初、肖望東等46位開國將軍，其中中將13名，少將33名。特別是吉安縣官田鄉走出的四位開國將軍，有三位同屬舉州自然村，人們稱之為“一村三將領，隔潭四將軍”。

江西永新，是湘贛革命根據地湘贛省委駐地，也是三灣改編、龍源口大捷所在地。在這裡成立了全國第一個農村黨支部——秋溪黨支部，建立了井岡山第二個軍事根據地，還誕生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永新共走出了41位開國將軍，其中王恩茂和張國華，他們倆一個鎮守新疆，一個鎮守西藏，堪稱新中國戍邊名將。此外，永新還是井岡山第一位女紅軍賀子珍的家鄉。

河南新縣，地處鄂豫兩省邊陲，有著輝煌的革命履歷，曾是鄂豫皖蘇區首府所在地，也是劉鄧大軍千裡躍進大別山的落腳地。在這片“抓一把泥土能擠出血”的土地上，誕生了許世友、李德生、鄭維山等37位叱咤風雲的開國將軍，僅泗店鄉一個鄉就走出9位將軍，而箭廠河鄉肖灣村一個自然村就有4位將軍。

湖北大悟，以革命紅旗不倒、組織活動不斷、武裝斗爭不停而享譽全國，28萬人的縣域先后有16萬人參加革命，7萬人壯烈捐軀，可謂“山山埋忠骨，嶺嶺皆豐碑”。紅色大悟培育了37位開國將軍，為紅軍雪中送炭的“虎將軍”徐海東大將、“中國航母之父”劉華清海軍少將（1988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用一個團制衡敵人13個團兵力的“不世將才”程世才中將，還有“黑虎將軍”聶鳳智、“鐵匠將軍”周志堅都是大悟人。

安徽六安，即現在的六安市金安區和裕安區。作為六霍起義——繼黃麻、立夏節兩大起義之后鄂豫皖邊區又一大規模武裝起義的發源地，走出了新四軍抗日名將梁從學、“旋風縱隊”主力師長徐國夫等34位開國將軍。現裕安區內的獨山鎮，因為誕生了16位開國將軍，是我國獨一無二的一處英雄小鎮。當地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一鎮十六將，獨秀大別山。

湖南瀏陽，與平江縣南北毗連，有著深厚的紅色底蘊。秋收起義部隊曾在瀏陽文家市會師，“農村包圍城市”自此一語定乾坤，奠定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光輝起點。盡管瀏陽走出的開國將軍總數（共30位）不及其他九縣，但卻走出了王震、宋任窮、楊勇等5名上將，還走出了新中國第一位女將軍李貞，譜寫了“敢為人先、自強不息”的瀏陽精神。

從行政區劃來看，十大將軍縣裡，有3個隸屬湖北，2個隸屬江西，2個隸屬安徽，2個隸屬湖南，1個隸屬河南。事實上，從地域分布即可看出，十大將軍縣基本處於井岡山、大別山一帶的兩大老區，在“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探索形成中，在工農武裝割據的建設發展中，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星火燎原中，一大批將才在血與火的斗爭中成長，成為打下紅色江山、建立紅色政權的中堅力量。

（二）

“滾滾長江水，巍巍大別山﹔哺一代英才，育虎膽將軍﹔破家干革命，毀身紓國難。”十大將軍縣中，紅安、金寨、大悟、新縣、六安同屬大別山區。大別山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建黨基地，是人民軍隊的重要發源地，是黨探索局部執政的實踐地，也是紅四方面軍的發祥地。

早在共產黨初創時期，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陳潭秋在武漢傳播馬克思主義學說和革命思想，因此，鄂豫皖一帶一直有農民運動的良好基礎。在早期建立農民革命武裝的實踐中，當地農民協會就組織了“敢死隊”“炮隊”等農民武裝，新縣六鄉炮隊隊長就是后來的開國上將許世友。這些農民革命武裝既是黃麻起義的骨干力量，也是后來鄂豫皖邊區紅四方面軍形成和發展的主要基礎之一。1927年11月，鄂豫皖三省黨組織堅決貫徹八七會議精神，舉行黃麻起義，打響了鄂豫皖地區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起義軍攻克縣城后成立了黃安縣農民政府和中國工農革命軍鄂東軍，建立了鄂豫邊根據地。“小小黃安，人人好漢。銅鑼一響，四十八萬。男將打仗，女將送飯。”這首在大別山區流傳甚廣的民謠展現了當年人民群眾的革命熱情，自此黃安紅旗不倒，武裝斗爭從未間斷，14萬黃安英雄兒女為革命獻出寶貴生命，並因紅色基因更名為“紅安”。無獨有偶，在血與火的歲月中，不足10萬人的新縣，就獻出了5.5萬優秀兒女的生命，幾乎村村有烈士、戶戶有紅軍，直到現在，新縣還有兩個鄉未恢復到大革命前的人口。紅安、新縣的將軍幾乎無一例外地受黃麻起義影響而參加紅軍隊伍，可以說，是革命的烽火狼煙淬煉了其意志、鑄就了其品格，為他們成長為高級將領奠定了基礎。

1929年5月，大別山區第二次大規模武裝起義——商南起義爆發，又稱立夏節起義，建立了紅三十二師，隨后依托起義成果迅速擴大赤區，建立豫東南革命根據地。立夏節起義后，僅安徽金寨南溪鎮附近就有2000多人參加紅軍。隨后金寨境內成立了以紅三十二師為代表的11支成建制紅軍主力部隊，為紅四方面軍誕生打下基礎。

1930年，中共六安中心縣委領導六安、霍山等地農民發動了六霍起義，即大別山第三次大規模武裝起義，建立了紅三十三師，逐步開辟了皖西革命根據地。大別山的三大起義，建立了相對成熟的革命武裝，奠定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雛形，孕育了紅軍隊伍和革命火種，在中國革命史上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大別山區的金寨、新縣、大悟都是國民黨政府為加強對鄂豫皖邊界地區的反動統治而新增設的縣份。蔣介石希望“增設縣治、分而治之”。然而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新增3縣不僅沒有發揮作用，反而后來都成了赫赫有名的紅色將軍縣。

安徽以前沒有金寨縣，隻有一個名叫金家寨的小鎮，但革命運動卻轟轟烈烈。1932年6月，蔣介石調集30萬重兵對鄂豫皖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為激勵部下公開許諾，誰的部隊最先攻下金家寨，就以誰的名字命名設立一個新的縣。最終，衛立煌部進佔金家寨，蔣介石立即兌現承諾，以金家寨為中心，將安徽六安、霍山、霍邱及河南固始、商城等縣的交界地帶，各劃出一部分新設一縣，命名為“立煌縣”。1947年，劉鄧大軍千裡躍進大別山，第3縱隊8旅解放了立煌縣城，新組建的縣委、縣民主政府決定將立煌縣更名為金寨縣。

在衛立煌部佔領金家寨后，國民黨“圍剿”軍中路軍劉峙部佔領河南光山縣南部重鎮、鄂豫皖蘇區首府新集。蔣介石立即將河南省光山和湖北麻城、黃安等縣的交界地帶，各劃出一部分增設一個新的縣，並以劉峙的字取名為“經扶縣”。1947年8月，劉鄧大軍6縱擊敗了盤踞在經扶縣境內的國民黨軍和地方反動武裝，人民紛紛提出更換縣名，有人提議叫“伯承縣”，劉伯承立即表示，“我們革命的勝利是人民的勝利，無產階級的勝利，共產黨的勝利，是集體的創作，絕不是某一個人和某些人的功績。用個人名字命名，沒有任何好處。”后經考慮，縣政府駐地在新集鎮，此為一“新”﹔人民當家作主，開始了新的生活，此為二“新”。於是，在縣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上，經扶縣正式更名為新縣，並一直沿用至今。

1933年1月，蔣介石下令將湖北省的孝感、黃安、黃陂及河南省的羅山、信陽等縣的交界地帶，各劃出一部分增設一個新的縣，並以當地的禮山之名命名為“禮山縣”。1949年4月6日，禮山縣全境獲得解放。禮山縣雖然不像立煌縣、經扶縣一樣以國民黨將領名字命名，但也是國民黨政府為加強反動統治而起的縣名，同樣不適宜沿用。1952年9月，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批准，借紅色根據地大悟山之名，將禮山縣改名為大悟縣，以表彰大悟人民為革命所作出的卓越貢獻。

（三）

十大將軍縣中，興國、吉安、永新、平江、瀏陽分布在羅霄山脈中段的湘贛邊界一帶，都是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地。早在北伐時期，毛澤東就決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為重點開展農民運動，故而這些地區革命組織成熟、群眾革命意識強。1927年八七會議后，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特派員的身份領導了秋收起義，當起義受挫時，毛澤東力排眾議，在瀏陽文家市主持召開前委會議，從實際出發，說服部隊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偏僻山區轉移，至9月29日在永新縣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隨后決定把革命紅旗插上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此舉確立了中國革命的正確方向，之后形成了中國革命最大一塊革命根據地，創建了中央紅軍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因此，這一地區的工農群眾能接觸到最先進的革命思想，不斷為革命隊伍輸送力量，聚集和誕生了眾多中國革命的優秀人才，可謂是紅軍的“大本營”。

毛澤東曾7次到興國，起草了《興國縣土地法》《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等著名篇章，並在興國辦過“土地革命干部訓練班”。蘇區時期，由於大量青壯年男子都在前線參軍參戰，勞動力嚴重不足，為發展農業生產，支援革命戰爭，興國婦女還打破“女子不下田”的傳統，提出“婦女學犁耙”“婦女參加生產”的口號。在參加長征的紅軍12個主力師中，有7個師是從興國出發的，其中“興國模范師”“少共國際師”“中央警衛師”3個師大多是興國子弟。

永新和吉安都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從地理位置、群眾基礎等方面對永新予以了極高的評價，還要求“用大力經營永新，創造群眾的割據，布置長期斗爭”。他親自選送了5支槍給永新縣委，幫助永新建立地方武裝，還親自擘畫建設了九隴山軍事根據地，與井岡山軍事根據地互為犄角，兩面紅旗高高飄揚，紅六軍團在此誕生。吉安東固是江西最早的蘇區——贛南蘇區的發源地，是三次反“圍剿”斗爭的主戰場。1929年至1930年，數十萬群眾配合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四軍、紅一方面軍第一軍團和江西地方紅軍武裝“九打吉安”，重創國民黨軍。毛澤東感慨道，“此行何去？贛江風雪迷漫處。命令昨頒，十萬工農下吉安。”軍民團結的鋼鐵長流由此可見一斑。紅軍佔領吉安后遂成立了中央蘇區第一個省級蘇維埃政權——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正式形成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瑞金建立奠定了堅實基礎。

平江和瀏陽是湘鄂贛根據地的核心地區，作為湖南農民運動的中心，為秋收起義貢獻了巨大力量。平江起義后，起義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在彭德懷的率領下踏上井岡山，留在平江的黨員干部堅持游擊戰爭，在平江、瀏陽、大冶等縣境內開辟了數塊根據地。彭德懷率紅五軍主力返回湘鄂贛邊后，馳騁轉戰，組建了紅三軍團。

（四）

與其說開國將軍大多出自位於井岡山、大別山的十縣，不如說這兩大革命老區培育了燦若繁星的將軍。總結起來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地理條件利於武裝斗爭。中國革命的戰略支點多在偏遠山區、幾省交界處，遠離反動勢力統治的中心，交通不便、經濟滯后、人民窮困，醞釀著革命的巨大爆發力，還可利用敵人派系矛盾爭取戰略生存空間。特別是對於革命早期以游擊戰為主的工農紅軍來說，地勢險要、幅員廣闊的山區才能更好地保全自己、消滅敵人。雄踞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帶的大別山，南接長江可直趨寧漢，北向豫皖可俯瞰中原，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井岡山地處湘贛邊境，屬於羅霄山脈中段，地勢險要，進可攻退可守，利於極大地保存和發展武裝力量。以江西永新來說，永新縣境內的九隴山位於湘贛兩省交界處，峰巒疊嶂、林深蔽日、削崖深壑、溪泉流瀉，九個山沖形成天然的屏障，僅有三個隘口通往山外，易守難攻，回旋余地大，便於屯兵和藏兵，與敵開展游擊斗爭，是天然的革命根據地。

二是文化傳統流淌忠勇信義。十大將軍縣多歷史悠久、人杰地靈，人民多忠勇豪邁、深明大義、舍生忘死。大別山五縣，受楚文化影響較深，富有民族氣節、尚武精神、憂患意識。有“文章節義之邦”美譽的吉安縣，是廬陵文化的發祥地，自古人文薈萃、人才輩出，由唐至清，“進士六百，一對榜眼，兩名探花，五位狀元，均謂鼎甲”，涌現了民族英雄文天祥等一大批彪炳史冊的仁人志士。永新自東漢建縣已有1800多年，素有忠勇風骨，南宋末年，元朝廷派遣大隊兵馬進攻永新，當地義軍抱石沉潭，“我等決不忍辱偷生，與其血染敵刃，不如跳潭成仁！”跟隨的3000余百姓也相繼赴水，視死如歸。“千年古縣”瀏陽、汨水之源平江，文人蔚起，才士篤生，又有瀟湘敢為天下先之革命精神和英雄氣概，形成了崇文尚武的地域文化。這為先進革命思想在這些地區的早期傳播奠定了良好人文基礎。伴隨五四運動的風雷激蕩，十大將軍縣中很多都是進步思想的率先傳播地，比如1920年金寨就建起馬克思主義小組，成立中共筆架山農校支部，建立了鄂豫皖地區最早的黨組織。

三是苦難生活激發革命斗志。十大將軍縣走出的開國將軍出生時間大多分布在20世紀頭20年，正值中國封建勢力腐朽衰敗、帝國主義殖民侵略、軍閥割據混戰的舊社會，工農階級苦難深重。“窮人頭上三把刀，租重、稅雜、利息高。窮人面前三條道，逃荒、要飯、坐監牢。”這些民謠，就是當時勞動人民悲慘生活的真實寫照。將軍們多為貧苦農民家庭出身，飽受地租壓力、地主剝削，加上苛捐雜稅和兵丁夫役，普遍生活貧苦、階級仇恨深重，為求解放求翻身而革命的意念在諸多開國將軍的童年就已萌生，農民運動甫一發生便一呼百應、風起雲涌。

四是紅色基因錘煉英雄主義。在對新中國道路的不懈探索中，在長期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中，將軍縣凝結了威武不屈、堅忍不拔、顧全大局、甘於奉獻的精神。10位獨臂開國將軍中，就有5位出自將軍縣。一槍撂倒日軍指揮官的“神槍手”彭清雲少將、“左手舞龍蛇”的軍中秀才左齊少將是永新籍，被毛澤東夸贊“是個帥才”的余秋裡中將是吉安籍，血染黨証的陳波少將是新縣籍，自請降職的“團職將軍”蘇魯少將是瀏陽籍。彭清雲和左齊這對老鄉都是在伏擊日軍的過程中被擊中手臂，由於戰地醫療條件惡劣，彭清雲的手臂先后截了4次，九死一生﹔左齊截肢后用革命意志療愈自己，左手執筆拿槍、騎馬征戰，闖出一番新天地。他們身上無不流淌著汲取自紅色故土的堅毅勇猛、樂觀豁達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

（作者系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院上校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