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時期的黨內教育

　　黨的百年歷史也是一部自我革命史與自身建設史。黨內教育無疑是我們黨從寥寥五十多人不斷組織化，進而領導全中國形成“六合同風，九州共貫”景象的重要手段。回溯黨的幼年時期，嚴峻的革命形勢使得中央緊急會議成為進行黨內教育的主要形式。

       初步呈現

　　黨的五大和八七會議是建黨以來黨內教育的較早實踐呈現。是時，我們黨存在著較嚴重的思想混亂、組織渙散問題，處在大革命的危急時刻和失敗關口，召開中央緊急會議成為短時內清掃白色恐怖陰霾、正確認識中國革命性質和前途問題的被迫之舉和迫切之需。

　　黨的五大會議批判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二次革命論”右傾理論觀點，提出了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加強農民斗爭的建議，並強調要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如《職工運動決議案》提出“要發展工人教育”“要多注意政治的教育”和“到軍隊中去、拿槍去”的職工運動新方針。

　　八七會議將沒有得到落實的土地革命政策口號轉變為具體行動，結束了黨內存在的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在大革命失敗后的路線和政策。《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在土地革命、武裝斗爭、創造軍隊等中國革命的發展問題上具有一定指導意義，強調土地革命問題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要強化黨在土地革命運動中的領袖地位。《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進一步對工人運動在領導、組織、訓練等方面提出要求。《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在組織問題上提出了建立本黨全國交通網和形成堅固的秘密組織的要求，且“凡破壞紀律者，都應從嚴懲辦”。《兩湖暴動計劃決議案》要求將武裝斗爭與土地革命和政權建設相結合，毛澤東也創造性提出“槍杆子裡出政權”的著名論斷。

　　作為革命危急時期的兩次中央緊急會議，盡管黨的五大和八七會議在“右”和“左”上都有明顯的錯誤，但在總體上對黨的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是“既涉及黨的指導思想或路線是非，又涉及歷史內容巨大變化的轉折”。通過會議的舉行和會議決議的形成，黨內存在的錯誤思想觀點和行為傾向得到批判、黨內矛盾和爭論得以部分解決，在關鍵時刻使全黨先后有了對土地革命、武裝斗爭、政權建設等問題之基本正確的認識起點和實踐轉變點，在極短的時間內實現了較好的教育效果。

       直接開展

　　古田會議直接給予黨內教育問題以重大關切。是時，至少有八個錯誤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蔓延在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內，黨的領導機關既沒有對這些錯誤的思想進行“一致的堅決的斗爭”，又沒有對黨員進行充分的“正確路線的教育”，使不正確的思想嚴重妨害了黨的正確路線的執行。《古田會議決議》針對“黨內教育問題”單列篇章加以說明。其指出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的問題，為了紅軍的健全與擴大，為了斗爭之能夠負荷，都要從黨內教育做起，因而要有計劃地進行黨內教育。一要從教育上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肅清單純軍事觀點的理論根源﹔二要教育黨員懂得黨的組織的重要性﹔三要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四要加強教育，從思想上糾正個人主義﹔五要加緊教育，批評不正確思想，肅清流寇主義﹔六要從思想上、制度上和政策上肅清盲動主義和糾正盲動的行為﹔七要用規定的十種材料和十八個方法去教育黨員和黨的指導機關等等。古田會議及決議不僅對黨內錯誤思想及其存在原因進行深刻剖析，還提出要以黨內教育作為思想建黨的重要手段，系統闡明了開展黨內教育的意義和方法，不僅在黨內教育史和黨的建設史上畫下濃重一筆，對黨的建設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遵義會議作為黨領導民主革命歷史發展的生死攸關轉折點，亦產生了巨大教育效益。為挽救處於危急關頭的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從根本上撥黨中央軍事領導路線之亂，批判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確立了毛澤東的正確軍事原則及其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寫道：“政治局擴大會指出過去黨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對於我們黨的整個路線來說，不過是部分的錯誤。這種錯誤也不足以使我們悲觀失望。黨勇敢的揭發了這種錯誤，從錯誤中教育了自己，學習了如何更好地來領導革命戰爭到徹底的勝利。黨揭發了這種錯誤之后，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強了。”遵義會議作為我們黨依靠自身力量解決黨內突出問題的一個關鍵會議，不僅僅重新確立了正確的軍事和領導路線，更是完成了一次從中央擴展到主要軍事指揮人員的自我革命、自我教育，以思想、政治、行動的統一挽救黨於危急時刻。

　　上述會議僅持續一至兩天，且在規模上局限於中央、紅軍內部，雖然與后來大規模的黨內集中教育活動有所不同，但卻在實際的歷史進程中產生了具有裡程碑式的集中教育效果。正如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所言及的：“會議不僅解決了問題，而且在解決問題的過程當中，要考察問題的環境，要參考上級的指示，這樣就發動了同志們的心思才力，由會議的政治化與實際化，同志們每個的頭腦也都政治化實際化了。每個同志都政治化實際化，黨的戰斗力就強大起來了。這就是會議的教育意義。”

       優良傳統

　　延安整風運動以馬克思主義黨內教育運動的方法開啟了黨的歷史上第一次較大規模的黨內集中教育運動，奠定了黨內集中教育的基本模式。

　　隨著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黨員人數從大革命時期不到6萬發展到開展整風運動時達到80多萬，黨員成分愈加復雜。在黨內仍然遺留著早期產生的“左”傾錯誤思想的基礎之上，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也在對黨的組織肌體造成侵蝕。在這一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布《關於鞏固黨的決定》，明確強調，鞏固黨的中心一環，就是加強黨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階級教育與黨的教育。故而，一場從延安開始、輻射全黨范圍、再到延安結束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有序展開。

　　我們黨的這次整風運動以“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為主要任務，以“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為基本方針，先后經過高級領導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全黨整頓三風、總結經驗三個階段。隨著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的三套歷史文獻（《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兩條路線》）的出版和學習，全黨尤其是高級領導干部在研究和討論黨的歷史問題中對整風運動有了新的認知並形成共識。《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為整風運動的主要結晶，標志著黨內思想初步達到了統一。整風運動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立場和方法區分了黨員反黨反革命行為與工作錯誤的不同性質，避免了此前簡單粗暴的黨內斗爭方式，開辟了民主革命時期黨內教育實踐的新高度。其不僅為緊接著的“三查三整”整黨整軍運動提供了黨內教育的典范，還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進行黨內集中教育和黨建工作提供了寶貴歷史經驗。正如毛澤東所認為的，若能真正做好黨內教育和黨的作風整頓工作，“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績，我黨百年大計即已奠定”。

　　（摘編自《南京審計大學學報》2021年第6期 潘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