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檔案中的人民政協

　　形成《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定稿前的修改稿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決議，每年10月1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這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記錄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

　　《請以大會名義急電聯國否認國民黨反動政府代表案》提案全文

　　閱讀新中國誕生時期的人民政協檔案，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個火熱的年代。看似冰冷的檔案，不僅溫暖閱者的內心，還依舊鮮活地綻放著美麗與魅力。就讓我們輕輕撩開她身上的紅蓋頭，來傾聽它飽含深情地訴說——

　　第一檔： 五一口號·馬迭爾賓館·《諸問題》

　　1948年4月，時任新華通訊社社長的廖承志給中共中央發了一封簡短的電報，詢問在五一勞動節到來之時，中央有什麼重要事情發布？廖承志的電文引起毛澤東主席的注意。很快，一份《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放在了毛澤東主席的案頭。這是一份原本共有24條的初稿，毛澤東主席把第23條“中國人民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劃掉，將第二十中條“中國共產黨萬歲”改為“中華民族解放萬歲”。之后將口號的第5條進行了較大修改：“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在“五一口號”發出后，第一個回應的是新加坡華僑領袖陳嘉庚。第二天，民革、民盟、民進、民促、致公黨等各民主黨派向全國發表通電，還有更多的團體和個人，也紛紛發表聲明擁護共產黨的號召。

　　“振臂一呼，應者雲集”。從1948年秋天開始，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裡，數百名遠在香港、上海和海外等地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為一個真正民主的大會，為共商建國大計，踏上了奔赴解放區的秘密之旅。回憶當年，有人寫下這樣的語句：“那是連雲彩都向北飛的日子。”

　　向北！向北！沒有人能否認，在這場政治大遷徙的背后蘊藏著一個千古真理，這就是人心向背才是歷史的真正裁決。魯迅的兒子周海嬰在旅途中拍攝的照片成了這段歷史的重要見証。一張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區路線圖，則也清楚明晰地記載了北上之路的興奮與艱辛。

　　北上的主題非常明確，籌備政協會議。

　　1948年秋冬時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指定中共中央東北局領導人高崗、李富春就籌備新政協、建立新中國的重大問題，與到達哈爾濱的民主人士開始進行實質性協商。

　　10月8日，周恩來率中央統戰部草擬了《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和《提議邀請參加新政協的單位表》兩個文件。兩個文件，經毛澤東審改后，發給了中共中央東北局高崗、李富春。中央指示高崗、李富春就文件中提到的新政協諸問題，與在哈爾濱的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王紹鏊、高崇民、朱學范等舉行商談，並指示“他們如有不明了之處，你們應善為解釋。”與此同時，周恩來及中央統戰部的同志與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等進行了會談協商。

　　11日，毛澤東致電中共中央東北局，指示高崗、李富春與在哈爾濱的民主人士懇談一兩次，征得民主人士對新政協的意見並請民主人士提出籌備新政協會議的名單。十天后，在哈爾濱馬迭爾旅館會議室，高崗、李富春根據黨中央的電報指示精神，邀請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王紹鏊、朱學范和高崇民，舉行了第一次“新政協諸問題”座談會，就《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交換了意見。

　　這次座談會，標志著協商籌開新政協會議由此開端。

　　23日，第二次座談會舉行。大家對新政協的原則、新政協的參加范圍、新政協重要討論事項、如何成立中央政府，以及籌備會的組成等具體事宜進行討論，發言非常踴躍，會場氣氛熱烈。

　　11月15日，高崗、李富春與在哈爾濱的民主黨派代表人士舉行了第三次座談會。

　　經過三次重要協商及以后的幾次座談，並結合香港等方面討論的情況和意見，中共中央由高崗、李富春為代表，與在哈爾濱的民主人士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王紹鏊、高崇民、李德全、朱學范8人，在25日達成《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至此，這項牽動人心，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代表協商開啟建國程序的文件，經多次討論順利結束。

　　這份醞釀於西柏坡及李家庄，往返於西柏坡、哈爾濱、香港等地，最終在哈爾濱達成的文件，是民主人士到東北解放區后﹔在新政協籌備活動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它為新政協籌備會的成立、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召開、中央人民政府的組成乃至新中國的誕生，都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如今，這一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就懸挂在哈爾濱馬迭爾旅館會議室，向觀者實時敘述著其誕生的過程和在其協商進程中的點點滴滴。

　　第二檔：舊政協·新政協·人民政協

　　“政治協商”“新政協”“人民政協”的變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其中有怎樣的“故事”呢？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國民政府禮堂開幕，到會代表共38人。其中國民黨代表8人，共產黨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黨代表5人，社會賢達（無黨派人士）代表9人。中共代表周恩來在開幕式上致辭說：“這樣的政治協商會議，在中國政治歷史上還是創舉……要在共同綱領的基礎上，實現各黨派、無黨無派人士合作的舉國一致的政府。”在31日閉幕的政治協商會議上，通過了政府組織案、國民大會案、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案、憲法草案等有利於和平民主的五項協議。

　　這次大會閉幕的第二天恰是除夕，所以在重慶街頭人們將抗戰勝利的喜悅與和平建國的預期，疊加交匯在一起，由此在重慶街頭呈現了酒宴歌舞、爆竹沖天、徹夜難眠的景象。

　　然而，這一景象如虛幻一般，很快消失殆盡。在蔣介石的授意下，1946年3月1日至17日在重慶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竟把政協剛剛通過的決議稱之為“黨國自殺”，叫嚷“不能把統治權交給多黨政府”。全會通過的宣言和十三項決議案幾乎推翻了所有政協協議。對此，就連前來“調處”國共關系的美國特使馬歇爾也不得不承認，“國民黨內頑固分子則竭力破壞政協綱領”。由於國民黨當局一意追求獨裁，各民主黨派領袖不得不紛紛遠避香港。

　　“五一口號”發出后，毛澤東致電時在香港的李濟深和沈鈞儒的信中仍稱“政治協商會議”。對此稱謂，毛澤東主席這樣解釋說：“是因為三年以前我們曾和蔣介石國民黨一道開過一次政治協商會議。那次會議的結果是被蔣介石國民黨及其幫凶們破壞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但很快，在表述上就有了“新政協”的稱謂。周恩來說，“（新）政協是沿用了舊的政治協商會議的名稱”，但“舊的政治協商會議已經讓國民黨反動派破壞了。可是大家都熟悉這一組織形式，所以今天我們沿用了這個名稱，而增加了新的內容”。

　　“新政協”和“舊政協”當然具有本質的不同。最顯著的一點，是國民黨主持的“舊政協”是民主和偽民主妥協，而把“南京反動政府系統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及反動分子”排除在外的“新政協”，將是在中共的領導下，民主的各階級、各階層共商國是。

　　1948年8月后，隨著各界民主人士相繼應邀進入解放區，中共中央就籌備召開新政協問題同他們進行了進一步商討，並很快達成協議。由於解放戰爭的形勢發展迅速，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北平也在1949年初宣告解放。由此，新政協會議召開的地點，便由哈爾濱移至北平。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開幕。毛澤東在開幕式上講道：“這個籌備會的任務，就是：完成各項必要的准備工作，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同在這一天，中國民主同盟代表沈鈞儒在發言中率先在“新政協”之前冠之“中國人民的”這一界定。他說：“今天是中國人民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開幕的日子”。“我們今天開始籌備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正是這樣的一種人民的大協商會議。”“今天所開始籌備的這個新政協會議，雖然不是通過全民普選而產生的人民代表大會，但是因為它將盡可能廣泛地包括全國各階級、各黨派、各人民團體、乃至各種職業、各種信仰的廣大人民的代表，它的實際威信，一定是不亞於一個人民代表大會的。”

　　沈鈞儒這個不長的發言，“人民”一詞竟出現了26次之多。而他所提到的“中國人民的政治協商會議”“人民的大協商會議”，更是充分表達了民主人士對即將誕生的新政權的人民性的認同與期盼。

　　基於此，1949年9月17日的政協籌委會第二次會議上，周恩來正式宣布“新政協會議”定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雖然“原來叫作新政治協商會議，在第一次籌備會全體會議中也這樣叫過”，但新政協組織法起草小組經過討論，認為以一個“新”字來區別於舊政協，這種提法不夠明確。因為新政協排除了國民黨反動派﹔還有，全國各階級、各地區都有代表參加，誠為中國人民空前的一大盛會，故而在“政治協商會議”前加上“中國人民”四字，成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對於這一稱謂，第二天的《人民日報》及時向外界進行了公布：“即將召開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已經由該會議籌備會改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稱中國人民政協。”

　　1949年9月21日晚7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22日，第二小組組長譚平山在大會上對中國人民政協，再做進一步解釋，道出全體代表的意願：“籌備會原來授權於本小組的，是起草《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條例》，現在已改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其理由應為：“新政協是針對著舊政協而言，舊政協包括國民黨反動派在內，是帶有妥協性的﹔新政協是把國民黨反動派除外，是革命性的。為了一新人民的耳目，故有改為‘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必要。再者，這次出席代表六百六十余人，就成分來說，從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到民族資產階級都有代表出席﹔就地區來說，東北到黑龍江，西北到新疆，東南到瓊崖、台灣，各省區都有出席代表，包括少數民族及國外僑胞。這是四面八方的大團結，誠為中國人民空前的一大盛會，故應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更能名副其實。”

　　會議名稱，經過充分協商確定，並最終成為廣泛的政治共識，這就是民主的體現，更是“人民至上”的體現。由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經過組織程序正式改名后，具有了執行“最高國家政權機關”的職權，並賦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能制定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並據此選舉產生新的國家政權的歷史使命。

　　第三檔：提案·決議案·建議案

　　在第一屆政協會議上的代表，人才薈萃、智力密集，能書善論，情況精准，分析確鑿，指向明晰，由此引出的提案，就有了家國情懷和責任擔當。也正是出於對新中國工作的直接參與，郭沫若等44人，在政協會議上率先提出《請以大會名義急電聯合國大會否認國民黨反動政府代表案》。這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第一個提案。

　　這個第一的提案，成為檔案館的珍藏。打開這份檔案，字跡清晰，讀之有聲：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擬請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名義急電在開會中的聯合國大會，或用宣言普告全世界，否認國民黨反動派的代表權，並要求重新由人民中國派代表參加，在人民中國正式代表參加大會之前，所有國民黨反動派代表的發言、提案及所能有的關於中國的決議，一概否認。

　　言簡意賅，觀點鮮明，僅131個字，卻超現了中國人民的心聲。

　　這件提案，充分顯現了提案人的代表性之強。在提案上署名的44人中，各黨派團體的首席代表有10人，除領銜提案人郭沫若為無黨派民主人士首席代表外，還有民革、民盟、民建、民進、三民主義同志會、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全國工商界的首席代表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馬敘倫、譚平山、蔡廷鍇、陳叔通，以及總工會、青年團、全國文聯首席代表李立三、馮文彬、沈雁冰。這來自18個單位、覆蓋了第一屆政協代表的黨派、區域、軍隊、團體、特邀人士、五大界別，成為第一屆政協會議全部代表提案中跨界最多的一例。

　　這件提案，可謂五湖四海、濟濟多士、和衷共濟、心同此願，構成了多黨合作，攜手維護新中國合法的國際地位和國家權益的生動政治局面。

　　這件提案，可謂開先河，並名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史、中國人民政協史、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史。

　　這件提案，誕生在25日。從9月21日開會，僅四天半的時間，提案的領銜人郭沫若就利用會議間隙，征求各路代表，得以完全同意並簽名匯聚而成。這無不呈現出第一屆政協會議百端待舉、緊張有序、快速和諧的議事氛圍，同時，也體現了領銜提案人的親和力。

　　在這次大會上，致公黨還以黨派名義遞交了一份《由中央人民政府研究和實行護僑政策案》，這件提案對維護華僑的合法權益，保護華僑的生命財產和人身自由，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是人民政協歷史上最早的黨派提案。對這份歷史檔案原件復讀，聲音洪亮：

　　近年來國外各地政府排華，華僑生命財產和自由備受蹂躪，擬請大會提出嚴正護僑聲明，並由中央人民政府研究和實行護僑政策案。

　　人民政協歷史上的第一份黨派提案，開創了民主黨派團體提案的先河。這件提案不僅對維護華僑的合法權益，保護華僑的生命財產和人身自由，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且對豐富中國民主的實現形式、拓寬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路徑起到了促進作用。同時，也為黨派參政議政體現出黨派特色、為黨派集體提案提供格式遵循。由此，中國致公黨提出的這件提案具有重大歷史意義。

　　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四項重要決議案：一是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的決議案：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定於北平，自即日起改名為北京﹔二是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年的決議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採用公元，本年為1949年﹔三是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決議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四是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決議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紅地五星旗，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

　　1949年10月9日下午3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第一次會議，共推毛澤東為主席。

　　在這次會議上，許廣平委員發言：“馬敘倫委員請假不能來，他托我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應有國慶日，所以希望本會決定把10月1日定為國慶日。”

　　林伯渠委員發言附議，要求討論決定。

　　毛澤東主席說：“我們應作一提議，向政府建議，由政府決定。”

　　當天會議一致決議，通過《請政府明定十月一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以代替十月十日的舊國慶日》的建議案，送請中央人民政府採擇施行。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宣告：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日，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的偉大日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日。

　　正是這個建議案，新中國有了國慶日，有了國慶節！

　　（本文作者朱彥為西北政法大學教授、民盟盟員，閆樹軍為北京古都學會影像專委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