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從群眾中來

　　周恩來一生以智慧超群著稱，堅持實事求是是其超群智慧的根源。他認為事情是好是壞都要從客觀存在出發，不能從主觀想象出發，因此他一生都很注重調查研究。

       現場了解情況

　　周恩來的工作作風是綿密周到、深入細致，這一作風表現在調查研究中，就是一定要親歷一線現場，實地了解情況。

　　1949年4月，中共中央剛搬到北平不久，國民黨潛伏的特務蠢蠢欲動。25日凌晨兩點，崇文門外北平電車公司南廠停車場突發大火，燒了59輛電車。由於事發地屬北平市公安局外三分局管轄，該局值班人員是個留用人員，他按照解放前舊警察辦事的習慣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報告。恰好當天早晨，周恩來開會聽取北平市治安情況匯報，得知前一天發生了火燒59輛電車事件，他立即詢問一起開會的北平市公安局領導和負責治安工作的處長：去過事發現場沒有？大家都說沒有去。

　　他又問案件具體情況，結果一問三不知。周恩來很生氣：“這個會先不開了。這樣大的事情，誰都不知道！現在就到現場看看去。”在往返事發現場的路上，他自責道：“我們這一車都是些官僚主義啊！”簡單的一句話卻讓大家受到極為深刻的教育。北平市公安局隨后作出規定：以后發生重大事故，市公安局、有關業務處、分局領導必須親自趕到現場了解情況，指揮工作。

　　20世紀50年代，北京的交通狀況也不是很好，上下班高峰期經常出現道路擁堵，職工頗有怨言。周恩來知道后，在1954年和1958年兩次親自乘公共汽車和電車，進行實地體驗和調查。1954年的一天，他特意選擇下午5點的下班高峰時段，在文津街北京圖書館公交站坐上公共汽車，然后又改乘無軌電車，在北京市區轉了大半圈，親身體驗廣大職工每天等車和擠車的煩惱。有了親身體會，他隨即與有關部門同志討論研究解決公共汽車和電車擁擠的具體辦法。他還指示，凡有條件的單位都要用大車接送職工上下班，以緩解交通緊張的狀況。同時，通過調換宿舍，使一些職工得以就近單位居住，步行上下班，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交通壓力。

       多聽不同意見

　　事物是復雜的。到一線調查研究，也必須對事物進行分析、比較和綜合，多聽不同意見，才能防止主觀片面地看問題，才能了解到真實情況。這一點周恩來也深有體會：“我們下去調查，必須對事物進行分析、綜合和比較。事物總存在內在的矛盾，要分別主次﹔總有幾個側面，要進行解剖。各人所處的環境總有局限性，要從多方面觀察問題﹔一個人的認識總是有限的，要多聽不同的意見，這樣才利於綜合。事物總是發展的，有進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進行比較，才能看透。下去調查，要敢於正視困難，解決困難。一個困難問題解決了，新的困難問題又來了。共產黨人就是為不斷克服困難，繼續前進而存在的。畏難苟安，不是共產黨人的品質。”善於虛心聽取不同意見、博採眾長、多謀善斷，正是周恩來做調查研究工作的一個顯著特點。

　　以水利工作為例，水利問題極為復雜，又極為重要，周恩來曾感嘆：“解放后二十年我關心兩件事，一個水利，一個上天（指導彈、衛星）。這是關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雖是外行，也要抓。”號稱“外行”的他在治水過程中極為重視聽取不同意見。1970年10月，為解決豫西、鄂西、湘西和川東三線建設和工農業生產所需的用電問題，武漢軍區和湖北省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交興建長江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的請示報告，經周恩來召集國務院業務組會議討論研究，於當年12月批准了該請示報告。但后來有些人不尊重建設規律，一味蠻干，導致工程倉促上馬，施工過程出現嚴重技術問題，加上樞紐布置不當，妨礙航運，工程陷入進退兩難困境。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主任林一山等人主張修改方案，有些人卻極力反對，兩種意見相持不下。

　　1972年11月8日至21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了葛洲壩工程會議，在長達20多個小時的三次匯報會中，身患重病的他耐心聽取各種不同意見，分析了葛洲壩工程存在的問題，反復強調：“長江出亂子，不是一個人的事，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是整個國家、整個黨的問題。”“我第一擔心是通航，第二是泄洪，整頓隊伍也很重要，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當然，主要是設計，要把方案搞出來。長江上如果出問題，砍頭也不行，這是國際影響問題。建國二十幾年了，在長江修一個壩，不成功，垮了，要載入黨史。我對這個問題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在綜合了各種意見后，他果斷決定：大壩主體工程暫停施工，對葛洲壩工程進行修改設計，並成立由林一山負責的葛洲壩工程技術委員會，負責重新設計和修改的工作。周恩來經過仔細研究和綜合比較，及時作出正確決策，挽救了葛洲壩水利工程。

       重視專家意見

　　周恩來歷來重視科學，尊重專家學者。1950年8月，他在一次講話中談到治水時說：“我們今天必須用大力來治水。要開展這一工作，把全國的水利專家都集中起來也不夠。”1972年，在討論葛洲壩問題時，他再次強調科學：“水利至少有三千年的經驗，這是科學的事，都江堰總算是科學，有水平，有創造嘛！兩千年前有水平，兩千年后應該更高嘛！”他之所以倚重林一山，就是因為林一山是長江水利問題專家，對葛洲壩問題有精辟科學的見解。

　　1962年，他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講到進一步改進計劃工作時說：“我們的計劃工作必須走群眾路線，傾聽群眾的意見，吸取各方面的專家、科學家們的意見。”他認為，在進行調查研究時，要注意做到“領導干部、專家、群眾三結合﹔既要提倡敢想敢說敢做的革命精神，又要提倡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每當遇到專業性技術問題時，周恩來就會向有關的專家學者征求意見。

　　例如在解決中緬邊境問題時，中國的歷史專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從1956年開始，為了解決中國與周邊鄰國的邊界問題，周恩來決定把解決中緬邊界問題作為一個突破口，為解決一系列邊界問題開一個好頭。他在《關於中緬邊界問題的報告》中指出：“中緬邊界問題有復雜的歷史背景，在處理中緬邊界問題的時候，必須認真地對待歷史資料，必須以正確的立場和觀點對歷史資料進行科學的分析和判斷，把可以作為法理依據的歷史資料同由於情況變化隻有參考價值的歷史資料加以區別。”他親自查閱了漢朝以來的有關歷史記錄，理清了中國歷代政府對邊境地區的管轄情況，搜集了各種歷史地圖，請教了龔自知、王季范、尹明德、於樹德等專家，並請歷史學家郭影秋擔任顧問。他組織專家小組考察歷史上中緬邊境的變動情況，研究了19世紀以來有關中緬邊界的歷次糾紛和交涉經過，弄清了邊界未決問題的由來，研究了中緬邊境地區雙方居民的民族分布、居住和耕作情況，以及國際法有關邊界問題的論述和國際慣例。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他提出了正確的指導思想和談判方針，為解決中緬邊界問題奠定了基礎。

　　（摘編自《新湘評論》2018年第2期 鄭林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