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商建立新中國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得到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積極響應。從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有20多批、1000多位黨外人士紛紛進入解放區，為籌備新政協、籌建新中國貢獻智慧和力量。中國共產黨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付出了巨大犧牲，在即將取得革命勝利的時候為何要一心請黨外人士來協商建國呢？

　　全力爭取最廣大人民的普遍支持

　　盡管取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偉大勝利來之不易，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最大底氣不是源於武裝斗爭，而是源於廣大人民。人民是共和國的堅實根基，人民是我們執政的最大底氣。1949年，即將走上執政舞台的中國共產黨，需要得到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知識分子在內的最廣大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請黨外人士進行協商建國，是取得最廣大人民支持的必要途徑。

　　在各地，中國共產黨通過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來加強與人民的溝通和協商。1949年7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在城市迅速召開各界代表會議的指示。8月9日，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在中山公園中山堂召開，25個界別的332名代表來自社會各領域。民主人士費孝通也參加這次會議，他看到“穿制服的，穿工裝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長袍的，還有一位戴瓜皮帽的”坐在一個會場，一起討論問題，不由感嘆“在我說是生平第一次”。8月13日，毛澤東到會祝賀並提出，希望全國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樣的會議，加強政府與人民的聯系，協助政府進行各項建設工作。

　　有效解決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政權代表性問題

　　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勞動節口號的時候，明確提出成立新中國的兩個步驟：一是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二是召開人民代表大會來成立新中國。但是，由於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許多地方剛剛解放，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不具備召開條件，所以隻能由政治協商會議來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人民代表大會由選舉產生，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所以解決新政協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關鍵問題是增強代表性。

　　一方面，從人數上增加代表性。在各民主黨派積極響應“五一”勞動節口號之后，中共最初准備在哈爾濱召開政治協商會，擬由30個單位、180名代表參加。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進，新政協會議改在北平召開。1949年6月，以李維漢為組長、章伯鈞為副組長的新政協籌備會第一小組，負責擬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名單及代表人數。經過籌備會反復協商，征求各方意見，最終確定45個單位及特邀代表662人參加會議，比初定的180人翻了三倍多。從成分來說，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都有代表出席﹔從地區來說，東北到黑龍江，西北到新疆，東南到台灣，各省區都有代表出席，還包括少數民族及國外僑胞。有代表提出，隻叫新政協無法與原來的舊政協真正區別開來，周恩來建議在“政治協商會議”前加上“中國人民”四字，得到大家的贊同。此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名稱便沿用下來。

　　另一方面，通過廣泛協商增加代表性，充分吸納各方面的意見建議，夯實新中國政權的代表性之基。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為例，它規定了新中國的國體政體，具有臨時憲法的性質。1949年，新政協籌備會第三小組負責起草《共同綱領》，該組的組長和副組長分別由周恩來、許德珩擔任，組員包括陳劭先、章伯鈞、章乃器、朱學范、廖承志、鄧穎超等各方面人士23人。《共同綱領》初稿完成以后，反復討論和修改了7次，包括先后到達北平的各界代表五六百人分組討論了兩次，第三小組自身討論了3次，籌備會常務委員會討論了兩次，廣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見。9月22日，《共同綱領》草案提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審議，又經過與會代表的討論和修改，最終於29日通過。

　　廣泛凝結黨內外人才建設新中國的合力

　　1949年3月，中共中央離開西柏坡進駐北平香山，毛澤東稱之為進京“趕考”，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即將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其歷史角色也即將從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斗爭向領導人民進行國家建設轉變。此時，國家建設方面的人才，尤其是城市管理、建設等方面的人才大多在黨外。新中國成立時，中共黨員人數為448.8萬，從成分上來看，絕大多數是工人、農民和軍人，佔到86.1%，其中農民黨員又佔大多數。從學歷上來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約15萬人，隻佔3.3%。這個時候，僅憑中共一己之力想要把國家建設好是非常困難的，需要團結黨外的人才和力量共同奮斗，協商建國能夠起到凝聚人心、匯聚力量的作用。

　　在新政協的662名代表中，共產黨員約佔44%，工農和各界的無黨派代表約佔26%，各民主黨派的成員約佔30%，黨外代表佔了大多數。中央統戰部曾把參加新政協的單位人選和各項統計印制成一本表冊，毛澤東看后風趣地說，這是一部協商建國、包羅萬象的“天書”。通過協商建國，中共與民主黨派的關系更加融洽，當時黨外人士在各級政權機構中也佔了很大比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人員構成，副主席6人中，黨外人士3人，委員56人中，黨外人士27人﹔政務院副總理4人中，黨外人士2人，政務院委、部、會、院、署、行等共有34個部門，黨外人士擔任正職的有15人。這就廣泛凝結了黨內外各方面人才建立和建設新中國的智慧和力量。協商建國的偉大實踐完成了建立新中國的歷史偉業，搭建了共和國的“四梁八柱”，塑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民主團結的形象，對我國探索符合國情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形式產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