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隻見公仆不見官”的生動寫照

1946年12月1日，是朱德60歲生日，董必武以一首《祝朱總司令六秩榮壽》稱贊朱德的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骨頭生若鐵般硬，胸次真如海洋寬。要作主人不作客，甘為民仆恥為官。”朱德作為答謝也依韻和詩：“耕者有田風俗厚，仁人施政法刑寬。實行民主真行憲，隻見公仆不見官。”“隻見公仆不見官”是延安時期黨的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及清正廉潔作風的真實寫照，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崇高品格風范，深刻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為誰做官、怎樣做官這個根本問題。

“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這一面”

延安用五谷雜糧滋養了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支持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從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是黨中央和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在延安生活和戰斗的13年，黨領導中國革命事業從低潮走向高潮、實現歷史性轉折，扭轉了中國前途命運。在延安的13年，中國共產黨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形成了“隻見公仆不見官”的生動局面和嶄新氣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這一面”就是“隻見公仆不見官”的生動體現。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黨秉持與人民“有鹽同咸，無鹽同淡”的蘇區作風，與人民群眾“有福同享，有難同當”。1944年9月8日，毛澤東在延安棗園操場上同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和中央警衛團的千余名官兵一起，為因執行燒炭任務而犧牲的中央警衛團戰士張思德召開追悼會，毛澤東作題為《為人民服務》的演講時強調：“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澤東親筆題寫了“向為人民利益而犧牲的張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詞，高度評價張思德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比泰山還重。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黨的七大首次將“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寫進黨章，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延安時期，黨始終堅守“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這一面”的人民立場。1944年秋，在綏德地區召開的司法會議上，習仲勛在《貫徹司法工作的正確方向》講話中提出：一、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這一面。二、不當“官”和“老爺”。三、走出“衙門”，深入鄉村。這不僅是對司法干部的要求，也是對其他部門干部的要求。

“國民黨政府必敗，延安共產黨必勝”

1940年，被毛澤東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的愛國僑領陳嘉庚率南洋慰勞團回國慰問抗戰將士並到重慶。蔣介石曾撥出8萬元的專款，並聯系30多個黨政部門，組成了近5000人的歡迎南洋僑胞回國慰勞團委員會。陳嘉庚得知蔣介石為了接待慰勞團特批了8萬元的專款用於接待時，感到十分失望，甚至對國家未來感到迷茫，他在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上刊登聲明：“在此抗戰中艱難困苦時期，望政府及民眾實踐節約，切勿消耗物力。”

1940年5月，陳嘉庚到延安訪問。在延安的時間雖短，他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景象：與國統區餓殍遍野的情況相比，這裡的人們雖然貧窮，但個個臉上都充滿了生機，每一個人手上都有自己的事情干，紡織的紡織，種田的種田，這讓陳嘉庚大為觸動，看到了他理想之中的社會：“沒有貪污，沒有腐敗，沒有上下尊卑，隻有軍民一心共同為了明天而努力奮斗的人們。”陳嘉庚受邀到毛澤東所住的窯洞見面。窯洞裡隻有一張方桌以及幾張經過多次修補的木椅，毛澤東穿著粗布軍裝，與國民黨高官的形象截然相反。毛澤東特地留下陳嘉庚共進晚餐，拿來款待他的隻有兩道青菜，還都是毛澤東自己種的，唯一稱得上豐盛的還是鄰居送的一大碗雞湯。延安之行，讓陳嘉庚看到了國共兩黨的差別，徹底改變了對共產黨的看法，盛贊延安“其領袖及一般公務員，勤儉誠朴，吃苦耐勞”，感慨：所見所聞，不論政治與軍事，大出我之意料……由是斷定“國民黨政府必敗，延安共產黨必勝”。美國記者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寫道：“從最高級指揮員到普通士兵，吃的穿的都一樣。”斯諾稱其為“東方的魔力”，是中華民族的“興國之光”。

用“延安作風”打敗了“西安作風”

黨中央在延安期間，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住窯洞、吃粗糧、穿布衣，用“延安作風”打敗了“西安作風”。抗日戰爭進入到戰略相持階段后，日本帝國主義實行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包圍封鎖陝甘寧邊區及各抗日根據地，停發八路軍、新四軍經費，加之華北等地連年遭受自然災荒，致使包括延安在內的抗日根據地發生了極大的困難，軍隊供給瀕於斷絕，陷入沒糧吃、沒衣穿、沒被蓋、沒經費的困境。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生產動員大會，毛澤東號召陝甘寧邊區軍民“自己動手，生產自給”，要求部隊在不妨礙作戰的條件下參加大生產運動。

陝甘寧邊區黨政機關、部隊、學校和群眾響應號召，首先開展起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吳玉章“延安五老”都親自動手，種菜紡紗。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大生產運動取得了巨大成績。延安的生活條件是十分艱苦的，干部和群眾一樣，住的是土窯洞，點的是煤油燈，吃的是小米飯、野菜，穿的是粗布衣，沒有油，沒有紙，沒有鞋襪，沒有被蓋。延安軍民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一面生產，一面打仗。

延安時期，艱苦奮斗的精神體現在上自總司令，下至每一個戰士身上。1937年，身為八路軍總司令的朱德在致函四川的親屬時指出：“我為了保持革命良規，從來也沒有要過一文錢，任何閑散人來，公家及我均難招待。”為此，續范亭曾寫詩贊頌朱德：“時人未識將軍面，朴素渾如田舍翁。”1939年5月30日，毛澤東在《新華日報》上為抗大確定教育方針時指出：“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這三者是造成一個抗日的革命的軍人所不可缺一的。”曾經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在延安的臥室極為簡單，沒有箱櫃，隻有用木板制作的活動書櫥，裝著各種書籍和文件。平常隻有簡單的幾件衣服，用包袱一裹當枕頭用﹔在大生產運動中，他制定了個人生產計劃，決定當年的棉衣、單衣、鞋襪、被單、毛巾、肥皂等全不要公家供給。林伯渠曾賦詩自勵：“待客開水不裝煙，領得衣被用三年。淡巴菰一畝公糧繳，糖蘿卜二分私費贍。施肥鋤草自動手，整舊如新不花錢。”

陝甘寧邊區因此成為全國最進步的地方和民主的抗日根據地：毛澤東評價它“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當年的陝甘寧邊區政府，從基層的鄉長，到最高層的邊區政府主席，各級領導人都實行最低的津貼制度，當時國民黨的縣長月工資為180元，而邊區的縣長月津貼僅3.5元，邊區政府主席的月津貼也不過5元。共產黨的干部不是做官發財的官老爺，而是廉潔奉公的人民公仆，這種鮮明的對比，是陝甘寧邊區政權能夠贏得人民真誠擁護的根本所在，也是國民黨政權失去民心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