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透徹會通是研究的第一關

周予同（1898—1981年），原名周毓懋，筆名天行，浙江瑞安人，歷史學家、中國經學史家，著有《經今古文學》《中國現代教育史》《中國學校制度》《開明本國史教本》《本國史》《中國歷史文選》《群經概論》等著作。1916至1920年在北京高等師范學校（今北京師范大學）國文部求學，其間積極投身五四運動。1921至1932年任商務印書館國文部編輯、教育雜志社主編，並在上海大學執教。之后，周予同又在多所大學任教，擔任過安徽大學文學院院長、暨南大學教務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1957年起兼任中國科學院上海歷史研究所籌備委員、副所長。此外，還擔任過上海市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文史館館務委員、《辭海》副主編等職，對中國經學史研究、歷史學科教育作出了開拓性貢獻。

從事實和史料入手撥開思想迷霧

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周予同就在家鄉目睹過著名漢學大師孫詒讓的風採，並因之接觸到了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的書籍，還與同學組織研討小組，自學古籍和詩詞。他在北京高師求學期間，又聆聽了著名經學大師錢玄同等人的課程，因此打下了經學研究的基礎。1925年起，周予同把學術旨趣轉向中國經學史，並圍繞於此發表了一系列論著，如《經今古文學》《經學與經學之派別》《經學歷史》《群經概論》《治經與治史》等。

在五四運動時期的民主思想影響下，周予同轉向研究經學史，體現出他強烈的現實政治關懷。他在自傳中談道：“一九一五年袁世凱政府規定學校添設讀經。不久袁世凱也就由總統變成皇帝了﹔一九二五年北洋軍閥政府又要在學校裡添設讀經，不久段祺瑞槍殺學生的‘三一八慘案’又隨著發生了。這不能不讓我感到號召讀經是反動行為的預兆。”因此，1926年8月，當孫傳芳又強令東南五省學校添設讀經的時候，周予同寫了一篇《僵尸的出祟》，揭露“經”只是穿戴著古衣冠的僵尸，“它每次出現，總要給徒有招牌的民國一點禍患”。他認為：經是可以研究的，但是絕對不可以迷戀，絕對不可以讓國內大多數的民眾，尤其是青年的學生去盲目崇拜。所以“經學之繼承的研究已大可不必，而經學史的研究當立即開始”。周予同正是想借此學術工作喚起青年學人解放思想，超脫傳統的學派偏見，從事實和史料入手，撥開迷霧，擺脫落后的泥沼，從思想上文化上對封建社會進行揭露。

1959年起，周予同開始在復旦大學歷史系為高年級學生講授中國經學史，與此同時，他決心把自己數十年的研究成果進行一番整理，先撰寫了一系列專題論文，又寫成一部完整的中國經學史。他和其他學者合作，於1961至1963年發表了八九篇專題論文，例如《“經”、“經學”、“經學史”》《王莽改制與經學中的今古文學問題》《關於中國經學史中的學派問題》《從顧炎武到章炳麟》等。除了對中國經學史的研究作出巨大貢獻，這些成果為中國哲學、文學、史學、文字學等研究也開設了一條便利的途徑。

每字每句絲毫不能馬虎

1961年起，根據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選計劃會議的決定，周予同擔任了大學歷史專業教材《中國歷史文選》的主編。經過3年努力，他和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助手們完成了《中國歷史文選》上、下兩冊的編寫工作，並把上冊修訂再版。這部編著收錄了各種典型的歷史作品，培養了學生閱讀並運用文言文史料的能力，也向學生介紹了有關中國史料學和中國史學發展概況的常識，出版后得到了各地高等院校歷史系師生的廣泛好評，影響極為深遠。

在教材編寫過程中，周予同在選注文章時既考慮到幫助學生過古漢語的文字關，又注意給他們以一定的歷史專業知識。他按照中國史學發展的線索選注各個時期的代表性史著——有的著重於史料意義，有的則偏重於文學價值，有的兩者兼顧﹔同時照顧到各種史著的不同體裁，例如《史記》的本紀、年表、世家、列傳4種體裁，就各選一篇。為了適應大學一、二年級學生不同的語文水平，上冊的注釋偏重於字句的解釋，下冊的注釋偏重於材料的補充。怎樣用最經濟的篇幅，讓學生得到盡可能多的知識，為日后進行科學研究打下基礎，是他關注的重點。

周予同對注釋工作有豐富的經驗，他指出：“注釋有簡注、詳注、集注好幾種。注釋得好，使后人從事研究工作可以節省許多精力。我國的古籍浩如煙海，不可能全部都詳細注釋或者譯成現代語。如果能對一般名著都加以簡注，就很不錯了。”在《中國歷史文選》中，為了適合教學的要求，周予同採取了簡注的辦法，但“盡管‘簡’，每字每句卻也絲毫不能馬虎”。此外，《中國歷史文選》所收錄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一篇短小的解題。周予同非常重視解題，他說：“古籍的解題寫得好，對讀者領略文意也有很大的幫助。短短幾百字，不僅要把作者的生平、著作的時代背景和寫作過程都簡明扼要地介紹給讀者，還要將歷代的直到近人超過前人的研究成果盡可能地薈萃在一起，這樣就可以大大節省讀者翻閱資料的時間。”

在編選教材的工作中，周予同還非常注重培養青年教師，時刻注意鍛煉他們的治學能力。一位參加編注工作的青年教師這樣說過：“周先生對我們是既放手又嚴格要求，在我們寫的注釋或解題的初稿上，到處可以發現周先生紅筆圈改的痕跡。從思想內容到文字標點，無不細細修改。一遍兩遍，百改不厭，很多甚至是全部重寫過。”復旦大學歷史系的中國經學史研究后來之所以代代有傳承、成績斐然，離不開周予同當年的精心栽培。

掃除非歷史非科學的方法

周予同從事史學研究超過60年，一直秉持著科學嚴謹的學風，重視史料的重要性。為了向青年學術工作者傳授經驗，在晚年他就治史的基本方法論有過這樣的表述：“討論歷史問題，我覺得要注意史料，就是說首先要區別哪些史料可信、可用，哪些史料不可信、不可用。換句話說，對於研究對象，首先不要先存肯定或否定或半肯定半否定的主觀，然后在這古往今來、浩如煙海的文獻中去找論証來替自己的臆說張目。”他指出，論史當然不可陷於“客觀主義”，但決不可以不客觀。不然的話，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結果不是百家爭鳴，只是迷惑當世、貽誤后學。他指出，“我說過我贊成‘古為今用’，但必須尊重歷史，採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態度”，“我還要說研究歷史應該‘古為今用’，但必須‘論從史出’，牽強比附的影射，主觀武斷的類比，種種非歷史非科學的方法，需要在學術界繼續掃除”。

周予同特別強調“基本功”的問題。他認為，“歷史人物都已過去了，他們留給我們的只是一些用文字寫下來的記錄，而我們了解或批判他們也隻好通過文字，所以文字的透徹會通是研究的第一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