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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員走近政治經濟學的“高峰”

——王學文在中央黨校

田玉玨

2023年01月08日08:39    來源:學習時報

王學文,原名王守椿,1895年5月生,江蘇徐州人。1910年赴日本留學,受教於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1927年回國,當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任中央黨校教務主任、管理委員會主任,后歷任中央馬列學院副院長兼教務處處長、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敵工部部長兼敵軍工作干部學校校長、陝甘寧邊區銀行顧問等職。解放戰爭時期,歷任華北財經學院院長、中央財政經濟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馬列學院教授等職。1985年2月逝世。

王學文一生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致力於《資本論》和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財政經濟問題等研究,出版有《社會問題概論》《中國經濟學概觀》《政治經濟學研究大綱》等論著。早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他就提出了對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論証,這是他的一個突出理論貢獻。王學文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先后在許多院校和黨校講授《資本論》、政治經濟學與經濟思想史,為國家培養了大批理論工作者與經濟工作人才。

在黨校課堂全面深入講授政治經濟學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達陝北之后,就迅即決定恢復因長征而停辦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並直接稱為“中共中央黨校”,由董必武任校長、成仿吾任教務主任。王學文在黨校工作期間,先后任政治經濟學研究室主任、教務主任、管理委員會主任,日常事務性工作很繁雜,但他一直是政治經濟學課程的主要授課人,為學員講授政治經濟學及《資本論》。

受辦學條件、師資力量等因素制約,當時許多人對中央的干部教育方針認識不到位,對於毛澤東提出的“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等論述沒有深刻領會,教學上出現教條問題。

王學文在教學中非常注重這個問題。他嚴格忠實原著,同時講授方式朴實無華,力求用馬克思主義著作科學性、革命性和邏輯性的力量引領學員,絕不嘩眾取寵。他經常教導學員,學習政治經濟學要反對教條式的形式主義作風,如果不注意了解精神實質,未經深入鑽研,即便看了書、聽了課也還是講不出來,更不要說運用到實際當中。他說,學習要記得、懂得,問你能答出來,能經得起反駁。聽過他講課的學員都反映他學識淵博,講課一絲不苟,講究科學性與准確性,從不夸夸其談。

王學文非常注意因材施教,每次講授新課時,總是先了解學員的文化程度、社會經歷以及他們的具體要求。講課時有的放矢,深入淺出,循循善誘,親切自然。當時使用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特點隻講階級性、黨性,王學文感到講得不夠全面。在與一些同志研討基礎上,他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概括為科學性、統一性、完整性、歷史性、發展性、預見性、階級性、黨性、國際性、革命性、戰斗性、實踐性12個特點,並逐個做了解釋,相關成果還發表在1940年《中國文化》第2期上。

首次以中國視角著書解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1948年8月,王學文任華北財經學院院長兼研究室主任。時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考慮到,新中國成立后,廣大干部和大專院校師生迫切需要學習馬列主義的讀物和課本,就委托王學文編寫《政治經濟學教程》。1949年6月,王學文到中央馬列學院任教員、研究處副處長,主講政治經濟學,同時繼續編寫《政治經濟學教程》。

當時,王學文事務性工作很多,同時還要授課,但他仍擠時間編寫教材。他計劃編寫一部廣義的政治經濟學教程,分緒論、由原始共產社會經濟到封建社會經濟、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包括帝國主義時期經濟)、社會主義社會經濟與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政治經濟學教程緒論》(以下簡稱《緒論》)僅用一年時間就編寫出來。

《緒論》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深入淺出地對政治經濟學的對象、特點、任務和研究方法做了比較詳細的論述,闡明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疇,批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與各色各樣修正主義者的錯誤觀點,被稱作是一本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較詳細的中國解釋書。從目前掌握的資料看,王學文所著《緒論》也是國內學者首次以中國視角解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教材。

后來,盡管王學文大部分時間已不再執教,主要做經濟研究工作,但他還是熱心於政治經濟學教材編寫工作。1956年4月,專門撰寫《編寫政治經濟學教材的幾點意見》,提出具體編寫的敘述上,要注意理論的展開與歷史的發展,注意不是經濟史(經濟發展史)而是經濟原理的闡述,要有分析、有綜合﹔要注意有系統地聯系中外經濟實際,尤其是在聯系中國經濟實際中,不隻限於經濟基礎或經濟本身,還可聯系到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關系﹔對於經濟政策和經濟規律也不能混同起來,要分而論之,強調“理論必須成為經濟實際的反映”。這些重要見解,對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干部教育培養尤其是經濟理論修養方面的教育培養,發揮了重要作用。

以科學態度引領學員學習政治經濟學

當時,中央黨校、馬列學院的學員都是長期在一線工作的干部,有些文化水平不高,對學習政治經濟學有畏難情緒。

王學文總是對學員們說,政治經濟學是科學、是真理,因此就需要科學頭腦、科學知識和抽象分析判斷等能力。對於沒有這種素養、不習慣這樣思索分析的人,政治經濟學是難懂的﹔但是難懂,並不是不能學習、不能克服的困難。經驗告訴我們,隻要努力學習深入鑽研,是能夠打下基礎的。當然這並不是短時期所能做到的,需要長時期不斷的努力,堅持不懈地學習下去,日積月累,才會逐步生根長干長枝葉以至開花結果。

當時還有學員覺得,政治經濟學和實際的經濟政策相距甚遠,無法指導實際工作。王學文糾正了這種觀點,指出這只是不理解政治經濟學的表面看法。他說,我們學習政治經濟學,掌握了經濟上的原則與規律,就可以知道這些原則與規律是存在於經濟現象與經濟政策之中的,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通過經濟現象和經濟政策,又可以進一步認識經濟原則與經濟規律。

對於專門學習研究經濟學的同志和實際從事財經工作的同志,王學文在教學上有更高的要求: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經得起追問、深問,否則就只是學到了詞句、表面、膚淺的層次,還沒有學通。在學通的基礎上,還要不斷地學習與實際聯系,自己不懂,可以請教別人。在工作崗位上的同志,一方面要積極提高自己的經濟理論,同時要努力熟悉自己的業務,經常地注意理論與實際結合。他還肯定了一些擔任領導干部的學員自己動手搞經濟研究的做法,指出這樣“自己先搞通,再領導別人,並聯系到本部門的工作”,學習更有成效。

他和學員在一起的日子,從來都是把自己當成其中的一分子,與大家坦誠相見。那時候,他的窯洞裡經常燈火通明、人來人往,是學員們很愛去的場所。

一生潛心研究和傳授《資本論》

王學文作為經濟學家,在全身心投入教學工作的同時,潛心於《資本論》研究。不論環境多麼惡劣、工作如何變動,《資本論》始終沒有離開過他的身邊。他精通日語,又懂德文和英文,因此讀《資本論》經常是幾種文字對照著讀,逐章逐句反復推敲。

1958年至1963年,王學文先后在中宣部、北京大學和中央黨校等處講授《資本論》。他始終保持敬畏態度,從頭至尾認真細致地閱讀《資本論》,參閱國內外大量資料。他在不同場合講授,總是講一遍修改一遍,經過五年辛苦作業,終於完成了《資本論》一至三卷的全部講稿,當時中央黨校還把他的講稿作為教材鉛印發行。

在《資本論》教學中,王學文很注重引導學員用對方法、端正態度。

系統學習、融會貫通。王學文認為,《資本論》三卷是科學的、系統的著作,要想好好地了解它,必須系統學習,不是摘要、綱要等類書籍所能代替的,必須按照其理論體系,一篇、一章、一節地讀下去,才能了解其全貌。不同的學員對《資本論》的理解有不同的進度和程度,在這方面他從不提倡“平均主義”,但要求都必須把融會貫通當做努力的目標,隻有讀懂、讀通,才能了解這門科學,掌握其理論,成為自己的東西。

有重點地學習。王學文說,《資本論》包括許多方面的知識,可謂“百科全書”。如果沒有可能全部閱讀,可以把重點放在資本主義經濟運動過程的闡述上。他還提示學員,學習這個經典著作,抓重點並不只是抓中心的一點,要抓中心,也要抓圍繞中心、聯系中心的其他因素,否則就不能成為中心、成為重點。

要“鑽進去”。王學文強調,學習《資本論》要多加思考、深入鑽研,特別是對不易了解的部分,要細心閱讀、充分考慮,“鑽進去”就覺得有味道了。他還很具體地指出,“鑽進去”就是要一層一層地深入學習,多問幾個“是什麼”“為什麼”,多用對照比較的方法,如果能夠自問自答得比較准確了,對問題的了解就算比較深入了。

要“鑽出來”。王學文說,鑽研《資本論》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如果“鑽進去”卻“鑽不出來”,就是教條主義、“學究”作風。他鼓勵學員結合《資本論》的學習,加強對社會主義經濟的各種問題的思考,聯系實際進行調查研究,到農村、工廠、商店等經濟單位參觀調研,向農民、工人、店員和其他經濟工作人員學習,請經濟領導機關負責人作報告等,都是很好的方式。王學文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的學生、中央黨校副校長范若愚曾說:“王老一生研究經濟學經歷的過程,也正是‘鑽進去’又‘鑽出來’的艱苦過程。”

王學文常常鼓勵別人說,學習的過程中要有不畏險阻攀登世界高峰的決心和毅力,社會科學的高峰不同於自然界的高峰,高峰之上還有高峰。隻有面對矛盾問題去了解矛盾問題,才能清楚地認識矛盾問題﹔面對困難去了解困難,才能清楚地認識困難。不要隨意中斷,“一曝十寒”。在理論研究上,也是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別人不能代勞的。王學文的這番話,對於我們今天做好理論學習和不斷攀登社會科學高峰有著深刻的啟示意義。

(責編:王子鋒、王瀟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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