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與中央黨校

由一個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者，成長為一名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從一名清末的秀才，蝶變為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校長，董必武的一生輝煌而傳奇。他同中央黨校的淵源主要集中在兩大時期：蘇區時期，董必武任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教務長、副校長﹔中央黨校轉至陝北后，董必武任校長，對中央黨校的創建和早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常駐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的副校長

董必武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和反袁斗爭，后又為創建中國共產黨而積極奔走。1921年7月，董必武由湖北赴上海出席黨的一大，為黨的創始人之一。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董必武是湖北省和武漢地區轟轟烈烈革命運動的核心領導人物之一，在湖北和全國都頗具聲望。

1928年，董必武開始三年的旅蘇時光，這一時期的刻苦攻讀與實踐歷練，為他日后主持中央黨校工作打下堅實基礎。初到莫斯科的半年間，董必武同徐特立、吳玉章、林伯渠等資歷較深的革命家被編入中山大學的特別班，重點學習剛剛結束的黨的六大的決議。1929年春，董必武由共產國際保送進入列寧學院，也就是蘇共黨校學習。在此，他接受了系統全面的英文授課，除專門學習馬克思、列寧的經典著作之外，還特別研究各國革命斗爭的經驗。課程之余，董必武一頭扎進圖書館，連星期天和節假日也很少休息。他常說：“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這是我的學習信條。”

為適應革命與戰爭的需要，1933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創辦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張聞天任校長，楊尚昆任副校長，1932年從蘇聯回國的董必武被任命為教務長。楊尚昆調離后，他即接任副校長，由於當時的校長幾經變動或由組織部部長兼任，董必武實際主持著這一時期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的日常工作。

對於學校的各項具體事宜，董必武都分外重視。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原設在瑞金城葉坪洋溪村，后遷至瑞金沙洲壩鄉黃竹坎下村。葉坪洋溪村的校舍，曾是一個大地主的宅院。院內有一座兩層小樓，上層當宿舍，下層做教室，上大課就把庭院做課堂。學校共設初級、高級和新蘇區工作人員三種訓練班，學員也從最基層的干部到省級干部都有。盡管學校規模不大，但大到教學計劃的安排、講課教員的聘請，小到學員食宿等后勤事宜，董必武均事必躬親、一一落實。

這個時期，黨校專職教師很少，多是請首長到校上課，董必武也肩負教學任務。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的第一次學術講演即是由董必武承擔的。1933年3月18日，時值巴黎公社紀念日，董必武即以“巴黎公社”為講題給全體學員上了第一堂大課，學校俱樂部裡的學員濟濟一堂，不少校外同志也聞訊趕來。當時，各班具體開設的科目主要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與黨的建設、蘇維埃的建設、工人運動、歷史、地理和自然科學常識等。董必武主要負責給三個班的學員講蘇維埃政權建設和黨的建設。

董必武的教學切合實際、獨具風格，受到學員普遍歡迎。當時，學員普遍文化水平較低，好多學員還是文盲。董必武針對這一情況，講課盡量深入淺出、生動具體、通俗易懂，使學員能聽得懂。比如，在講黨的先鋒作用時，董必武把黨比作火車頭，把人民群眾比作火車廂，黨的先鋒作用就好比是火車頭帶動整個車廂有節奏地飛奔前進。有人說，直到過了近半個世紀，聽過他講課的人對他講的一些內容仍記憶猶新。

1933年8月13日，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為第一批畢業學員舉行了隆重的畢業典禮，董必武發表了熱情的講話。他說：“開學的時候正是我們處在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的前夜，而今天我們已經粉碎了國民黨的第四次‘圍剿’。現在國民黨蔣介石正在瘋狂地布置對蘇區和紅軍的第五次‘圍剿’，粉碎敵人這次新的‘圍剿’，爭取中國蘇維埃的出路，是每個學生最光榮的任務。”董必武還宣讀了楊尚昆發來的歡迎學員畢業后到紅軍中去的電報。

擔任中央黨校校長

1935年10月，董必武隨中央紅軍經過整整一年的長途跋涉，走過雪山草地，勝利抵達陝北。這時，黨面臨著迎接抗日戰爭、鞏固發展黨與紅軍等重任，急需培養大量干部，把一批又一批的新干部送到各方面的戰線上去。1935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在瓦窯堡恢復中央黨校，董必武任黨校校長，成仿吾任教務主任，龍標貴負責黨務工作。

中央黨校辦學環境十分艱苦，臨時設在瓦窯堡附近的第二完小。12月初，董必武帶領大家克服師資匱乏、缺少教室、沒有桌椅板凳等困難，因陋就簡地開始招生。在大雪紛飛中，陝北的干部作為第一批學員入學。這一期主要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訓練班，重點講授中共中央為適應抗戰需要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如富農政策、工商政策。第二期是瓦窯堡會議之后舉辦的，重在傳達和學習中央政治局會議關於擴大民族革命陣線、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等精神，毛澤東親自向在黨校學習的高級干部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為了保証教學質量，董必武、成仿吾還專門舉辦了一期教員班。

在戰時的特殊環境中，董必武率中央黨校數度搬遷。1936年2月，黨校的部分學員、教員在成仿吾帶領下東渡黃河參加東征，董必武受命留守。為避免地方軍閥部隊乘機侵襲，董必武率領中央黨校隨中央機關轉移至保安 （今志丹縣）。因為縣城太小，中央黨校就分散住在保安縣城以西、以任家坪為中心的附近上下二十裡的一條大山溝的四個村子裡。董必武除擔任蘇維埃政權建設課程的講授外，還常奔走在各村之間，了解學員的學習、思想、生活狀況，親自抓黨的工作、教學工作。在工作中，董必武善於發現問題，總能及時組織相關人員探討研究，改進完善。

1936年6月，紅軍東征部隊回到陝北，一批愛國青年學生也不畏艱險來到這裡，他們中大部分被送進中央黨校學習。黨校教學也根據黨面臨的形勢任務變化相應調整。這一時期，黨校設立了高級班和普通班。普通班新設立了白區（即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班和白軍（即國民黨軍隊）工作班，專門訓練到國民黨統治區和國民黨軍隊中進行統一戰線工作的干部。董必武仍講蘇維埃建設，並請周恩來、鄧穎超到白區班和白軍班講黨的政策，請李維漢給高級班講黨的建設。

此外，中央黨校還專設了一個少數民族班，培訓跟隨中央紅軍長征來的少數民族干部，如天寶、扎西旺西、楊東生就是少數民族班的學員。少數民族班班雖小但教學卻從未放鬆，雖然隻有十來個學員，但董必武卻傾注了比常規班更多的心血。在他的關注下，教員從漢字、漢語開始教起，一字一字、一句一句，培養出黨校第一批少數民族干部，這其中不少學員日后成為少數民族地區的重要領導人。

在董必武的領導下，中央黨校自上至下，人人革命精神飽滿，用濃厚的工作和學習熱情克服著窘迫的物質條件。

率領中央黨校進駐延安

1936年秋，陝北天氣漸冷，為妥善安排學校教員和學員的吃、住及取暖問題，董必武率領中央黨校師生遷移至長城腳下的定邊。10月，紅四方面軍、紅二方面軍同中共中央、紅一方面軍會合，紅四方面軍的黨校與中央黨校合並。

為了做好合並后中央黨校的工作、增強黨和紅軍的團結，董必武特別重視對教員和學員進行思想政治教育。他時常宣傳中共中央團結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方針，說明張國燾拒絕北上的錯誤是其個人問題，不能與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混為一談，清除了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指戰員中散播的消極影響。同時，董必武教育黨校原有的學員正確看待這一問題，對待紅四方面軍的同志要尊重、團結。由是，中央黨校呈現出團結向上的氛圍。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遷入延安，中央黨校在2月隨之遷往，校址設在延安東門外橋兒溝天主教教堂內，董必武繼續擔任校長。此時的延安，成為全國人民仰慕的燈塔，廣大愛國青年心中的聖地，這也給中央黨校的辦學提出更高的要求。隨著環境漸趨穩定和輪訓任務增多，2月17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中央黨校工作，對中央黨校的培養目標、招生對象、教學內容以及現有學員的安排等作具體指示，努力使黨校教學適應黨從土地革命戰爭向全民族抗日戰爭的重大戰略轉變。張聞天在會上指出，為適應新形勢，中央黨校的任務應有所改變，培養對象要重點放在白區干部上面，課程、教材要隨之改造，重新研究討論。校長董必武當即表示照意見執行。這一時期，中央黨校的課程較之瑞金和初到陝北時期更加完善。

1937年3月，董必武被調往抗日軍政大學，培養第一批從全國各地、海外到延安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張學良、楊虎城部下的軍官，開啟了他干部教育培訓事業的新篇章。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