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紅色文化傳播的整體格局與現實取向

　　 【黨史鉤沉】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工農大眾在贛南、閩西等地區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斗爭。為了配合紅色政權的生存與發展，中央蘇區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紅色文化傳播運動，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最早的有組織有系統有規模的思想宣傳與文化傳播工作。在非常艱苦的環境中，中央蘇區紅色文化傳播以明晰的現實取向，淋漓盡致地發揮了思想引導、精神激勵、社會動員的效能，“喚起工農千百萬”。整體而言，中央蘇區的紅色文化傳播既別具一格，自成體系，又相互融通、相互呼應，共同構成了紅色文化傳播的整體格局。

　　報紙與期刊傳播

　　 根據現存的各類文獻材料，從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同志率領紅四軍從井岡山轉戰贛南、閩西，開創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至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撤出中央蘇區，開始長征為止，中央蘇區創辦的報刊數量僅現在可以知見的就有232種，實際的數量應該遠超此數。它們中既有鉛印的，也有石印與油印的，既有圖文並茂的多版大報，也有傳單式的簡便小報。留存下來的報刊品相較為完好的所佔比例很低，其中如《紅色中華》《紅星》《青年實話》《斗爭》等，其余大部分是殘缺破損的，有些甚至隻能見到一鱗半爪。

　　 中央蘇區的報刊基本上是黨報與機關報，其職責就是圍繞黨的工作重心開展採編業務。由於處在戰爭環境之中，中央蘇區中心工作在時間上大多是比較緊急甚至刻不容緩的。為了使報刊傳播發揮出真切的現實效能，採編者選擇了雙向極化的應對策略，在報刊上的體現就是充分肯定與嚴厲批評，以便在正反兩個方向上有力推動工作發展。從正面報道來說，最典型的就是密集地展示蘇區在擴大紅軍隊伍、購買與退回公債、捐資捐物送前線等活動中涌現出來的先進人物與先進事跡。此外，還以整版的篇幅列出紅榜登載先進人物的名單。另一方面，《紅色中華》《青年實話》《紅星》等都在發刊詞中把新聞批評列為辦報辦刊的重要手段，同時在辦報過程中充分發揮監督和批評功能，是否具有批評性，在當時成了評價報刊的一個重要視角。

　　 蘇區報刊在實踐中形成的基本共識，除了報刊應該為黨與蘇維埃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務、報刊應開展積極的新聞批評之外，還有對受眾的充分重視。在蘇區報刊的採編者看來，辦報的過程中應該與受眾密切聯系，並且深入介入他們的生活，介入的具體方式就是大力推動讀報運動。由報刊的通訊員組織或推動開辦識字班、掃盲班，以報刊為教本，培訓受眾接受報刊的能力與習慣。《紅色中華》報在一個《特別通知》中給通訊員規定了五項任務，其中第五項任務是“建立讀報小組，爭取廣大的讀者”。李富春撰寫的《“紅中”百期的戰斗紀念》一文，對百期后的《紅色中華》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其中有一點就是“每鄉每村的識字班和夜校及俱樂部，應有讀報組的組織，團聚群眾向他們講解每一期《紅中》的主要內容”。《〈青年實話〉的革新計劃》涉及辦報的各個方面，有一條內容為：“發展讀報運動，特別是在少隊童團的大隊中，要指定同志宣讀，各學校可以採取作課本用。”不僅《紅色中華》《青年實話》，中央蘇區的其他報刊也都有倡導與實施讀報運動的規劃與行動。

　　 讀報運動的普遍開展，提高了報刊的發行量，提升了蘇區群眾的文化素養。毛澤東同志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就通過蘇區報刊的發行量，說明群眾文化水平的提高：“《紅色中華》從三千份增至四萬份，《青年實話》發行兩萬八千份，《斗爭》二萬七千一百份，《紅星》一萬七千三百份，証明群眾文化水平是迅速提高了。”還需指出的是，蘇區報刊採編者以讀報運動深入介入受眾的生活情境，實際上是在業務流程中增設了一個文字聽讀訓練環節，並使之成為報刊傳播全過程的原點，這體現出了蘇區報刊工作者對報刊現實功能的深切期待，以及對大眾傳播精髓的認識。

　　標語與漫畫傳播

　　 由於簡便易行，標語傳播早在紅軍草創時期就已經開始。當時紅軍宣傳隊除了口頭講演外，還經常撰寫張貼標語。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紅軍中標語傳播形成了基本的路徑。譚冠三在回憶中記述：“為了宣傳群眾，部隊裡專門組織了宣傳隊，三個宣傳員組織一個宣傳分隊，分隊上面則有中隊。宣傳隊每到一地或行軍途中，就寫標語，宣傳群眾，凡是能寫的地方，全都寫上標語。”1930年4月，紅四軍政治部發布了《宣傳員工作綱要》。其中規定：宣傳隊應指定專人背負所有宣傳品及糨糊筒，每位宣傳員則必須備好一副寫標語的用具，用白或黑的顏料，將本部規定的各種標語，隨時隨地寫於行人容易見到的牆壁上。

　　 中央蘇區所在的區域大多地處偏僻，當地百姓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漫畫傳播由於可以超越文字障礙直接為百姓接受，受到蘇區宣傳組織者的高度重視。1931年4月《中共中央關於蘇區宣傳鼓動工作決議》強調，應編印發行畫報畫冊及通俗小冊子，認為：“為要適合於一般工農群眾的興趣，與一般比較落后的女工童工苦力工人農民的文化水平，黨必須注意編印發行畫報畫冊及通俗小冊子的工作。”

　　 蘇區的漫畫除了編排在畫報畫冊上之外，其傳播主要方式是通過懸挂張貼公開展示，而且往往與標語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其中有兩類漫畫甚至與標語相互融合，難分彼此。第一種是畫像與標語的組合，內容既有文字又有圖像，文字是標語，圖像是漫畫﹔第二種可稱為標語漫畫，通過對文字的變形與夸張，就形成了文字畫像，所以它既是標語又是漫畫。

　　 蘇區標語與漫畫傳播的特點之一是覆蓋性。陳毅在向中央報告紅軍狀況的報告中介紹：“紅軍到達一個縣城，隻要三小時，宣傳工作可以普遍。”許多群眾說紅軍一到滿街鮮紅，等於過年。1930年10月下旬，國民黨政府軍隊在江西集結，意在以10萬之眾對紅軍展開“圍剿”。11月10日，紅軍第一方面軍前敵委員會發布了一份宣傳動員令，號召全體工友、農友、紅軍將士每人都要寫規定好的十二個口號，“十二個口號的力量，每一個抵得紅軍一軍”。特別要求不僅在屋外寫，屋內也要寫，“前壁后壁左壁右壁，堂屋內，睡房內，廚房內，茅廁內，一概給他們寫得滿滿的”。

　　 蘇區標語與漫畫傳播的另一個特點是輻射性強。中央蘇區的標語與漫畫等宣傳品不僅以覆蓋性的方式存在於眼前的空間，而且其傳播還有延展性與輻射性的一面。劉作撫給中央的一份報告中，描述了贛西南的標語與漫畫的宣傳：“如發明河流宣傳，制許多的木板寫上宣言、標語放在各處的河流裡，即隨流水流到吉安以及他處去了。空中宣傳制一孔明燈，把宣傳品系在燈上聽它飛去，有時吉安的對河高山上可以放到吉安城裡去。”其中提到標語與漫畫等宣傳品的河流傳播與飛行傳播方式，在閩西也很早就運用了。在不借助現代傳播技術的前提下，竟然可以使傳播過程超越空間的阻隔，使標語與漫畫在蘇區具有鋪天蓋地的傳播力與輻射力。

　　歌謠與戲劇傳播

　　 歌謠是民歌、民謠、兒歌、童謠等的統稱。在贛南閩西的廣大地區，居住著眾多客家民眾。客家人自古喜愛山歌，因此歌謠在蘇區的群眾基礎非常好。在中央根據地建立之后，蘇區的山歌融入大量的革命元素，蘇區人民盡情歌頌共產黨和紅軍，抒發自己翻身解放后的喜悅心情。《青年實話》編委會在1933年8月31日的《紅色中華》上刊發了一則啟事，表示為了編輯出版革命山歌小調集，需要“收集各地流行的革命山歌、小調”。其中又提到了編委會此前出版了革命歌集，“風行一時，一下子就銷完六千份，現正再版一萬五千份”。新型的紅色歌謠在蘇區受歡迎的狀況，由此可見一斑。

　　 蘇區的歌謠傳播主要有兩條路徑。第一，聚會演唱。1934年8月15日《紅星》報上登載的《火線劇社在連隊的活躍》一文中有這樣的描述：“他們用唱歌談話的方式，在紅色戰士中進行了戰爭的有力鼓動，常常可以聽著紅色戰士在那學唱……‘我們的位置在那邊羅列，吾沒錯！站在戰線最前線，嘿當真！’”這裡記載的是以演唱歌謠的形式，對戰士進行引導與激勵。第二，戶外展示。1929年1月，毛澤東同志和朱德同志率領紅軍向贛南、閩西進軍時，沿途張貼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布告》就是其中的一例。其開頭幾句為：“紅軍宗旨，民權革命。贛西一軍，聲威遠震。此番計劃，分兵前進。”這個用四言體文句寫成的布告，既將紅軍的宗旨表述得通俗易懂，又便於沿途百姓進行二次傳播。

　　 在中央蘇區，戲劇與歌謠、報刊、標語、漫畫一樣，是作為紅色文化的一種傳播載體而存在的。只是戲劇傳播在呈現方式上，因為有演員扮演與情境虛擬等因素，編創的空間相對更大。當時活躍在蘇區的戲劇，有話劇、歌劇，還有地方戲曲、京劇唱詞、蓮花鬧、小調等傳統形態。它們內容與現實生活緊密關聯，表現的是全新的先進理念與革命道理。在傳播手段上不受任何先設觀念的拘囿，追求淋漓酣暢的表達效果。比如套用傳統京劇《空城計》的唱腔，編創出反映1928年8月紅軍留守井岡山的部隊取得黃洋界保衛戰大捷的新劇《毛澤東空山計》，風靡一時。這種貼近現實又別出心裁的表現手段，把親和感與新奇感一同帶給了蘇區觀眾，是一種難得的觀賞體驗。

　　 蘇區戲劇傳播具有明顯的自身特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粘連性。一般的戲劇大多會精心營造一個與現實世界完全隔離的藝術境界，而中央蘇區的戲劇由於其秉持強烈的現實觀照取向，因而並未把建構一個純粹的藝術境界作為追求目標，其內蘊境界大多是與現實情境聯系在一起的。1933年春節期間，紅一軍團戰士劇社在黎川三都鎮演出了四幕話劇《廬山雪》，編劇是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導演是羅瑞卿。角色安排採用的是兵演兵、將演將的獨特形式。該劇以想象的方式表現了紅軍將士擊退國民黨軍隊發起的第四次“圍剿”，並且攻陷南昌城，其所承載的現實功能顯而易見。第二，對象性。蘇區戲劇與其他宣傳性作品一樣，具有清晰的目標定位。它們大多是針對特定受眾編創與演出，是面向前線的紅軍將士，還是蘇區的農民、工人或者婦女，往往從戲劇的題目中就能判斷。第三，流動性。蘇區的戲劇也會在常規劇場中表演，但是更多的時候是根據需要，送戲到前沿陣地、農村阡陌、城鎮街巷。以現實情境為演出場所，淡化舞台與非舞台的界限，也是意在充分調動戲劇現實的宣傳與鼓動功能。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弘揚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用好紅色資源，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中央蘇區的紅色文化作為一份蘊含著蘇區精神的寶貴紅色資源，曾引領與激勵廣大工農群眾、紅軍將士以飽滿的精神與昂揚的斗志，走上了紅色根據地開創與建設的革命之路。如今，如何充分用好紅色資源，發揮其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中的特殊效能，是我們應該思考與研究的新課題。

　　 （作者：陳信凌，系南昌大學人文學部主任、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