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與中央黨校

任弼時是我國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首任校長、中央黨校的重要領導，為中央黨校的發展提出了諸多建設性意見，關於黨性問題亦有精辟而深刻的論述，在黨校的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的首任校長

1922年，年僅18歲的任弼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冬，中共長沙黨組織派從蘇聯回國的任弼時到安源，協助劉少奇創辦了安源黨校——中國共產黨創辦最早的一所黨校，劉少奇任校長。

1925年1月，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表示要通過建立黨校增強學員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別會議通過《開辦最高黨校問題》的決定，但因1927年國民黨發動“清黨”，共產黨的組織及活動被迫轉入地下，創辦高級黨校的計劃隻能擱置。1931年12月起，任弼時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及蘇區中央局黨校校長。

1933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局為紀念“科學社會主義的鼻祖”馬克思逝世50周年、廣泛傳播共產主義而創辦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在江西瑞金正式開學。該校就是中央黨校的前身，旨在訓練大批新的工農干部，徹底改造和加強黨團政府工會的工作，以爭取革命與戰爭的完全勝利。

任弼時出任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首任校長，楊尚昆任副校長。學校開辦三類班次：2個月的新蘇區工作人員訓練班，主要培養新蘇區與白區的工作人員，學額80人﹔4個月的訓練班，分黨、團、蘇維埃、工會工作四班，每班50人﹔6個月的高級訓練班，學額50人，由各省委、省蘇維埃及省工會派送。學校科目每班有所不同，主要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黨的建設蘇維埃的建設、工人運動、自然科學常識等。因條件艱苦，學校的設施十分簡陋，教室、飯堂、禮堂都設在祠堂裡，學生住的是民房，但這並不影響學員們的學習熱情。

學校的第一次學術講演安排在3月18日——巴黎公社紀念日，由董必武主講“巴黎公社”。毛澤東也是學校的兼職教員，主講蘇維埃運動史﹔任弼時和鄧穎超主講中共黨史，朱德講授軍事課。有位學生在其筆記中繪聲繪色地記錄了任弼時授課的景象：“任校長叫大家坐下，轉身在黑板上寫：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與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接著講中國共產黨產生的國內國外歷史條件，講毛主席、李大釗同志對建黨的貢獻，講董必武、何叔衡、陳潭秋等同志都參加過第一次黨代表大會。那時隻有12名代表，幾十名黨員，代表了中國革命的希望。我聽得很有味道，當了6年共青團員和共產黨員，還不知道共產黨是怎樣成立的。現在可找到根源了。”

1933年4月下旬，任弼時被調任湘贛邊區省委書記兼湘贛軍區政治委員，張聞天接任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校長。6月14日，學校舉行了第一次畢業典禮——新蘇區班學員畢業。主席團在開幕詞中指出了學員2個月學習的重大意義：“新蘇區和邊區的同志……將運用戰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到實際斗爭中去﹔領導千百萬工農勞動群眾為蘇維埃政權而奮斗到底。”

積極參與推進中央黨校的改革

任弼時多次參與討論有關中央黨校改革的會議，對黨校的招生與教學提出了許多重要意見。1941年12月1日，任弼時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在討論中央直屬干部學校改造計劃時，他建議今后中央黨校的學員主要招收地委書記以上的干部，學員應多學些馬列主義理論，並學習運用理論分析問題，同時學習些實際政策﹔中央黨校過去的教員應繼續使用，由中宣部管理，使之理論聯系實際，同時應培養新教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若軍政學院不與中央黨校合並，則組織由任弼時、陳雲、鄧發參加的管理委員會，任弼時為主任。

12月17日，任弼時參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決定將八路軍軍政學院合並於中央黨校，同時通過了一系列重要決議，如《對目前黨校的整理辦法》《關於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決定》指出了目前延安干部學校存在“理論與實際脫節、所學與所用的脫節”的缺點。為了改正缺點，《決定》要求干部學校除了正確教授馬列主義的理論之外，還須增加中國歷史與中國情況以及黨的歷史與黨的政策的教育，使學生既學到理論，又了解實際﹔將中央黨校明確定位為“培養地委以上及團級以上具有相當獨立工作能力的黨的實際工作干部及軍隊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級與中級學校”。

1942年2月28日，任弼時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3月2日，中央書記處辦公廳發出《關於政治局對黨校組織及教育方針之新決定的通知》，決定中央黨校直屬中央書記處，毛澤東負責政治指導，任弼時負責組織指導，日常工作由鄧發、彭真、林彪組成的新的管理委員會負責，並決定對中央黨校的教學內容和學習方法加以改變，停止過去所定課程，在本年內教育與學習黨的路線。針對這次改組，4月1日的《解放日報》評論稱：中央黨校“再度改組的目的，據負責中央黨校政治教育的彭真同志談，‘是使黨校教育能完全吻合毛主席整頓三風的精神’”。

4月11日，中央政治局討論中央黨校政治教育計劃時，任弼時又建議：黨的路線的學習和研究是今年的安排﹔中央黨校學員第二學年要研究中國近百年史、政治經濟學﹔第三學年主要研究黨的具體政策。

可以說，任弼時所強調的歷史與現實結合、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學原則，讓學員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直接或間接推動了中央黨校的教學變革，使其更能適應現實工作的要求。

整風運動中關於黨性問題的說明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要求干部黨員“增強自己黨性的鍛煉，把個人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把個別黨的組成部分的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使全黨能夠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為了響應中央的號召，使全黨進一步領會《決定》的精神，1941年下半年，任弼時撰寫了《關於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他在《大綱》中對黨性的含義、如何鍛煉堅強的黨性等問題作了說明。他認為，共產黨員的黨性是“無產階級最高度的階級覺悟和階級意識”﹔無產階級的利益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利益，黨員應當以“無限的忠實性和堅定性為這個利益服務”，使個人的利益服從於黨的利益，將黨的利益放得高於一切。1942年3月10日，任弼時出席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又專門討論了《決定》，以求得對文件精神的實質了解。

1942年7月14日，基於1941年撰寫的報告大綱，任弼時在中央黨校作了關於增強黨性的長篇報告，解答了整風運動中黨校學員在學習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及其他整風文件時提出的許多問題。

在報告中，任弼時重點闡述了中央為何1941年作出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黨性的含義、如何反對宗派主義、怎樣增強黨性等問題。他解釋，將黨性鍛煉作為單獨的問題提出來是因為當時黨面臨著特殊局勢——既與日本進行殘酷斗爭，又與資產階級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黨由小黨成為大黨，80萬黨員中75萬是新加入的，成分復雜，新黨員亟待教育。接著，任弼時又對《決定》的中心思想進行了說明，即強調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全黨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強調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都應服從黨的中央。任弼時特別指出，宗派主義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宗派主義主要表現在“對黨外產生排外性”“在黨內產生排內性”，前者表現在共產黨不親近工人農民，后者有不同表現，有的表現為本位主義，即隻注意自己工作部門的利益，把局部的利益與整體的利益對立起來﹔有的表現為小團體主義，或少數人的小集團的活動。

針對有人提出的《決定》對於黨的建設起了哪些作用，任弼時也作了詳細說明。他表示，這一決定總結了黨二十年來對於領導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的經驗教訓，指明了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如何鞏固黨的團結﹔決定發出后，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比過去更加統一，也為整風學習運動作了思想准備。

1943年1月7日至9日，在中共西北中央局高級干部會議上，任弼時作了題為《關於幾個問題的意見》的長篇演講。在演講中，任弼時闡述了黨的本質，指出黨是無產階級之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黨必須是“最能革命的最能夠代表人民並為人民謀利益”的，同時又對增強黨性的重要性作了說明。

中央黨校是我黨培養高級干部的主陣地，黨性教育在其教學中佔據重要位置，任弼時關於黨性問題的論述直至今日仍具相當的指導意義。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