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文格為人格的一種延伸——文學家何家槐的治學之道

何家槐（1911—1969年），著名文學家、評論家和翻譯家。他在上海先后就讀於中國公學和暨南大學，1932年加入“左聯”，成為“左聯”后期重要的領導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何家槐長期在中央黨校任教，講授寫作和現代文學等課程。他一生與文學打交道，從創作到評論，始終堅持通過文學來反映現實、改造社會。

作家應該深入社會

在浙江金華省立七中讀書期間，何家槐經常閱讀五四時期新文學作品，表現出對文學的濃厚興趣，他與同學創辦校園文學社團薔薇社，合編文學期刊《浮漚月刊》，開始創作新詩和散文。在這期間，何家槐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文學觀，他認為“文學家都是社會的產物，他所表現的全是社會的真相”，作家的使命“是在表現社會，移易社會，改造社會”。對於作家如何創作出反映現實社會的優秀作品，何家槐提出，首先應該“豐富自己的生活”。他將作家與科學家進行比較，認為作家不能像科學家一樣，隻置身於實驗室，而應該走向更廣闊的社會，收獲多方面的、復雜的、錯綜變化的生活經驗，“要聽細微輕妙的音樂，要聽粗嘈悽厲的歌聲”。

何家槐不僅在觀念上倡導作家應該深入社會、豐富自己的生活，而且在自己的創作中也積極踐行。1925年，當時還在中學讀書的何家槐，就曾勇敢地走出校園，深入農村，參加學生愛國運動，1926年底又到杭州總工會開展北伐宣傳。抗戰期間，他從事抗戰文化宣傳和統戰工作，先后參加過淞滬會戰、武漢會戰、昆侖關和桂柳戰役。這些經歷，不僅豐富了何家槐的生活，也使得他的寫作具有了反映現實的深度和廣度。

20世紀50年代，何家槐在中央黨校講授寫作課程，他不斷強調“生活”的重要性，要求中央黨校的學員，“必須積蓄和佔有豐富的材料，使我們在寫作時能夠左右逢源、隨心所欲地自由選用和驅使材料”。他在授課中經常以毛澤東和魯迅的創作為例，告誡學員必須豐富自己的生活，否則寫出來的文章將平淡無奇。這些對文學與生活關系的認識，對於我們當下從事日常性寫作和文學性寫作依然具有重要指導價值。

文格與人格相統一

“文如其人”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極其重要的理念，何家槐也秉持這一理念，視文格為人格的一種延伸，將為文之道作為為人之道的重要構成。他強調，真正的文學家必須“養成偉大的人格”，“他們敢說庸人所不敢說的話，他們敢做庸人所不敢做的事”。他重視現實環境對作家人格的鍛造作用，認為作家“應該扣緊自己的心弦，捉著時代的精神”。

成長於動亂的時代，“革命”也成為何家槐“養成偉大的人格”的主要實踐路徑。他主張，“真真文學家也就是真真革命家”，他們“都是社會改造者，人類的明星，他們確有偉大的人格，不撓不屈的精神，先知先覺的才能，他們確有驚人的力量，領導我們向著前進”。在中學時代何家槐就積極參加愛國學生運動，成年之后，便直接投入革命的洪流中。1934年4月，何家槐與周立波等一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長為我們黨在文藝戰線上的一名“老兵”。追求進步和愛國是何家槐為文、治學的最終目標，他的創作無不體現著一位進步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

戰爭年代，何家槐沒有躲在書屋將自己局限於個人的小天地，而是“用筆時候用筆，用槍的時候用槍”，執筆從戎，參軍報國。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前夕，何家槐加入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從事慰勞難民和傷兵、編輯文學刊物《光明》半月刊、撰寫戰時新聞和參加街頭宣傳等工作。除了這些重要的工作，年輕的何家槐“始終渴望著更遼遠的地方和更艱苦的斗爭”。1937年9月，他通過朋友找到上海進步文人錢亦石，希望能夠加入他領導的戰地服務隊。據何家槐后來回憶，錢亦石在與他初次會見的“面試”中，曾擔心他會因吃不了戰爭的苦、放不下家庭等有諸多猶豫。但實際上，面對錢亦石的“試探”，何家槐並沒有任何遲疑，毅然選擇舍小家為大家、為抗戰盡一份力。

在近十年的軍旅歲月中，何家槐始終不忘共產黨員的初心，他將抗戰與文學創作有機結合起來。為了使文學更好地服務於抗戰的現實需要，他由早期主要寫作小說和散文轉向寫作雜文和短論，積極倡導“國防文學”，“表現每一件值得表現的救國運動，描寫每一個值得描寫的民族戰士”。1942年，何家槐出版了雜文集《冒煙集》，批判抗戰環境中出現的種種丑陋現象，謳歌民族氣節和愛國精神。1945年，何家槐又與司馬文森、陳殘雲等在廣州創辦進步雜志《自由世界》，揭露國民黨統治的黑暗。作為一名作家，何家槐始終胸懷底層民眾，實現了文格與人格的統一。

寫作必須嚴肅

何家槐一生熱愛寫作，他還出版了《作文基礎知識講話》，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作法講授（研究）提綱》《寫批判性和論辯性的文章必須一針見血》《從所謂“硬寫”談開去——文風漫談之一》等文章，暢談文章的寫作之道以及文風等話題。

如何提升創作者的寫作水平，何家槐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勤於寫作”，在寫作實踐中總結經驗、提升技巧。但他也表示，我們不能為了寫而寫，尤其不能為了趕任務而“硬寫”，“因為硬寫文章不但很苦，而且也往往寫不好，容易助長不好的文風”。如何解決“多寫”和“硬寫”之間的矛盾，何家槐提出了三條建議：第一，盡量爭取寫自己平時有些研究或至少與自己研究項目有關的文章。第二，為了能夠對付臨時的緊急任務，完成與自己研究無關或關系不大的文章，必須平時多多接觸實際、聯系群眾，注意時事、研究政策，廣泛閱讀書報、隨時積累材料，以免臨渴掘井，手足無措。第三，必須在寫作前下一番功夫，就自己選定的題目搜集一些新的材料，多多益善，並須進行科學的分析研究﹔還必須有足夠的醞釀時間，千萬不可沒有思考成熟就貿然動筆，急於求成，免得寫作起來胸中無數，而致一再返工，造成時間浪費。

除了勤奮，何家槐還特別強調“寫作必須嚴肅”。在他看來，“寫文章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是一個艱苦緊張的勞動過程，因而我們必須採取嚴肅認真的態度，不可稍存苟且僥幸的心理”。他認為，寫作者要能夠虛心向韓愈等古代作家學習，戒除馬虎輕率的寫作態度，“任何時候都誠誠懇懇、嚴嚴肅肅地從事寫作”，如此方有可能創作出精品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