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國鈞：鑒微百草 矢志興藥

徐國鈞在工作中。

　　1996年之前，中國藥科大學第一實驗大樓212房間，總有一盞燈亮到更深夜靜時，不管春夏秋冬。這是著名生藥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徐國鈞的工作室。

　　1937年常熟淪陷，徐國鈞在逃難途中幸遇當時在國立藥學專科學校任教的同鄉周太炎先生。正是經周先生介紹，他進入國立藥學專科學校，從擔任助理技術員到就讀國立藥專，並留校任教。他在昔日的國立藥學專科學校，今日的中國藥科大學，整整學習工作了67個年頭。

　　徐國鈞步入中藥領域半個多世紀，由他主編或參加編著正式出版的教學、科研專著和參考書達52部，主審或審閱出版的著作有15部﹔主要負責、合作研究發表的有關生藥鑒定、化學成分、藥理作用、資源開發方面論文近400篇。而這些累累碩果，大部分是他用一隻眼睛完成的。

       顯微鑒定力破“神仙難辨”之說

　　1972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而女尸的手中竟握著一把中草藥。只是這些草藥早已炭化，它們大多被加工成不規則的塊段或細小碎片，經過2100多年的“殉葬”，實在難以辨識。

　　考古工作者很想知道它們究竟是什麼草藥？這些草藥對古尸的保存能起什麼作用？然而，考古學家對此卻束手無策。

　　這時，生藥顯微鑒定的開創者徐國鈞進入了他們的視野。徐國鈞由於少年時目睹過假藥劣藥橫行中華，因此始終把藥材的真偽鑒別放在心上。他是國內第一個把植物解剖學的顯微鑒定方法移植到藥材鑒別領域的人。

　　粉末生藥學是鑒定粉末狀態的藥材和制定中藥材鑒別標准的重要依據之一。早在1951年，徐國鈞就從數年來觀察所得的材料中選擇了101種植物類生藥整理成《粉末生藥檢索表》。

　　1956年，他以家庭常備良藥“靈應痧藥”為突破口，通過反復觀察、分析和比較，排除了不同藥材間同類細胞、組織的相互干擾，找出各種組成藥物的專屬性特征，成功地從“靈應痧藥”中檢出了麝香、蟾酥、天麻、麻黃、甘草、蒼術、丁香、大黃、雄黃、朱砂10種藥材，與處方完全一致。這項研究成果的發表，開創了中國中成藥鑒定的先河。

　　從1964年開始，他發表了《粉末藥材顯微鑒定研究》的一系列論文，並在1975年把其中100種粉末藥材鑒定的全文和特征圖匯編成冊。在這個過程中，徐國鈞也發現了不少中成藥成品與藥典處方不相符的情況，在幫助藥檢、藥品管理部門在中成藥品質監察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1972年，正是憑著植物藥顯微鑒定的一手“絕活兒”，徐國鈞在接到馬王堆藥材鑒別的任務后，與合作者一起，通過數月的努力，成功將茅香、高良姜、桂皮、花椒、辛夷、藁本、姜、杜衡、佩蘭9種藥材一一分辨了出來，解開了這一千古之謎。

       創建中藥系統研究新模式

　　在中藥顯微鑒定領域，徐國鈞早早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他很快又意識到，除了要解決中藥材真偽問題，還要關注中藥的品質評價，系統展開質量研究。

　　“我國文化歷史悠久，藥用資源豐富，有中藥近萬種，常用的也有五六百種。由於歷史的原因，地區習慣用藥的差異，同名異物、同物異名現象，以及多來源品種普遍存在，因此，必須對常用中藥進行系統的品種整理和質量研究，明確藥材基原，澄清混亂，確定最佳採收期，建立質量評價標准，為中藥材生產和應用提供科學依據。”徐國鈞在《關於中藥、天然藥物學科發展的淺見》中寫道。

　　“七五”和“八五”期間，徐國鈞作為主要負責人之一，開啟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國家科技攻關項目——“常用中藥材品種整理和質量研究”，並組織南方協作組完成了112個大類藥材的研究。

　　這是一項非常龐大的工程。每一種藥材都要經過本草考証、藥源調查、分類學鑒定、性狀鑒定、顯微鑒定、商品鑒定、理化分析、化學成分、採收加工、藥理作用10個方面的系統研究，在中藥發展史上都是一個創舉。

　　徐國鈞要求一人負責一種藥材，在全國范圍內進行藥源調查，採集原植（動）物標本，作分類學鑒定﹔收集對口藥材和商品，作性狀、顯微鑒定和理化分析﹔並進行化學成分及藥理活性的研究，從頭至尾。

　　歷經十年攻關，“常用中藥材品種整理和質量研究”課題拉動了生藥學學科發展，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青年學術帶頭人和骨干，並得到了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徐國鈞的名字位列第一。這也是我國藥學院校中唯一的一項國家級科技成果一等獎。

       與病魔斗爭的一生

　　徐國鈞一生共培養了近30名博士生，學生們第一次見到他都很好奇，因為導師帶了一副非常特殊的眼鏡，左邊眼鏡像墨鏡一樣。隨著接觸的慢慢增多，他們才了解到導師眼睛背后的故事。

　　1957年，正當年富力強的徐國鈞與研究中藥化學的趙守訓一起滿懷熱情地編著高校教材《生藥學》，那時正是他最忙碌的時候，幾乎天天工作到凌晨三時。

　　“1957年10月初左鼻持續流涕，涕中帶血，經常頭痛。當時工作任務重，我上課時用棉花塞住鼻孔，以免流出血涕來，且仍能工作到深夜。至12月中旬，頭痛劇增，出血愈多，不得已到醫院檢查，認為需要住院。在住院前一天，我是在左鼻孔塞凡士林紗布，頭部劇痛的情況下上了最后一堂課。”徐國鈞曾記錄了當時的身體狀況。

　　他最終被診斷為左篩竇未分化癌，醫生不得已將左眶內物全部摘除，包括他的左眼。徐國鈞的生命雖然得救了，但手術和放療后，傷口表面暴露出很多碎骨片，他的余生是在持續性頭痛和傷口慢性感染中度過的。

　　“面對這樣的事實，是向病痛屈膝，不工作、少做工作，還是向疾病作斗爭，爭取早日工作和多做工作？”如此自問的徐國鈞在手術后不到3個月就出現在了工作台前，半張由於接受放療當時已變得焦黑的臉又伏在了顯微鏡上。

　　為了保全自己大腦的記憶思維能力，他堅決不吃止痛藥，不打止痛針，全憑高強度的工作來對抗傷口的劇痛。術后兩年，徐國鈞和教研室的同事合作，在《生藥學》基礎上，經過多次的廣泛調查研究，結合生產實踐，編寫出了部220萬字的《藥材學》，全書插圖1300幅，至今一版再版，被稱之為近現代中藥研究中的“四大巨著之一”。

　　1995年，由於常年受到后遺症影響，徐國鈞中風入院。但經搶救出院后，已經年過七旬的他再次投入到緊張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中去。

　　徐國鈞是他們那一代科學家裡邊為數不多的“草根”科學家。他從學徒開始，到就讀國立藥專，並留校任教，得到了學校、前輩們的栽培和幫助。生病手術后，他始終認為是黨和國家的關懷給了他第二次生命。他一輩子忘我地工作，正是源於內心的感恩之情：人活著不能忘本。

　　（摘編自11月28日《中國科學報》 胡珉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