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脊椎動物學之父楊鐘健

　　楊鐘健（右） 與學生孫艾玲（左） 一起進行學術研究。

　　在中國古動物館，古爬行動物展廳可謂最具人氣、最為熱鬧的展廳之一，展廳中一具頗有特色的恐龍化石標本格外引人注目：它的腦袋呈長方形，擁有細長的脖子和尾巴，前肢短小、纖細，后肢則修長、粗壯……若是了解這具恐龍化石發掘背后的故事，便會在種種感受之余又萌發出一種對科學家理想與使命的傳承感，會將一個名字銘記在心。

　　他就是中國古脊椎動物學之父，是我國古脊椎動物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也是我國著名地質學家和古生物學家楊鐘健。

　　“國事嗟如此，忍作袖旁觀？”

　　從小，楊鐘健就跟隨父親在外求學，受到讀書向上、教書育人的家庭氛圍的影響，楊鐘健自小受到了系統化的教育培訓，1913年考入西安三秦公學中學班，后來又轉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學就讀，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8年考入北京大學地質系，1923年從北京大學地質系畢業后赴德國慕尼黑大學深造古生物學，1927年獲得博士學位，他豐碩的研究成果為我國近代科學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楊鐘健更是秉承其父親“德厚教深”的高貴品德，對他人的悲喜、國家的命運充滿關注與共情，一生都致力於將自己的所學為國家和人民作出貢獻。

　　楊鐘健的家國情懷貫穿其一生，他憂國憂民的思想和科學救國、學以致用的精神，從他的諸多詩作中得到了生動的體現。

　　在1923年赴德國留學以后，他寫道：“國為哀不揚，舌亦失自由。到處遭白眼，淚向天涯流。”面對這樣的遭遇，他寫道：“國事嗟如此，忍作袖旁觀？此生無所補，空為一青年。”1928年歸國后，他滿懷期待地寫道：“數年來異域為客，今幸已重回歸地。”看到滿目瘡痍的祖國，他寫道：“天生我輩必有用，忍看神州半沉淪。指錐雖愧雕虫技，救亡亦存報效心。”抗日戰爭時期，在學校南遷昆明、科研條件惡劣的情況下，楊鐘健堅持科研、鼓勵大家保持信心，寫出“三年苦斗亦堪傷，多少士兵死戰場，愧我書生無寸鐵，龍玩骨石在后方”的詩句……

　　“埋地知有千萬載，今朝掘君喜相逢”

　　在北大求學時，楊鐘健就與地質系學生共7人，共同組織建立“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會”，這是中國第一個地質研究團體。1927年在德國慕尼黑大學地質系獲得博士學位，其論文《中國北部之嚙齒類化石》發表后獲得國內外的廣泛贊譽，被認為是中國古脊椎動物學誕生的標志。1928年2月，楊鐘健應翁文灝之邀返京到“中央地質調查所”工作，主持周口店發掘工作。楊鐘健在此開啟了全新的科學研究生涯。

　　翁文灝邀請楊鐘健回國工作與當時研究工作的進展情況，和國際形勢都有密切的關系。1918年，仰韶文明的發現者、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開始在周口店周邊發掘化石，於1923年、1926年發現了兩顆牙齒，並於1926年瑞典王子訪問中國時公布了在中國發現了距今50萬年的古人類的消息，震驚了全世界。

　　1933年起，楊鐘健開始轉向古爬行動物化石研究，特別是恐龍化石的研究，他先后做出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山西首次發現三疊紀肯氏獸動物化石﹔在寧夏、新疆等地發掘出中生代后期恐龍化石，開創了中國西北地區恐龍研究的歷史……一系列研究成果說明了地質歷史時期中國大陸與南方大陸之間的密切聯系，對証實大陸漂移假說有重大的學術意義。諸多成果中，最為重要、影響最為深遠的，還屬許氏祿豐龍的發掘與研究工作。

　　1937年，中華大地硝煙遍布，楊鐘健斷然拒絕了日本人要他去日本“講學”的要求，毅然南下輾轉到昆明，主持雲南祿豐動物群化石的發掘和研究工作。

　　楊鐘健帶領研究室南遷至昆明郊外的瓦窯村，為躲避戰火，他們在一座破敗的關帝廟中頑強地展開工作，其科研環境的簡陋在楊鐘健的詩中也有體現：“起接屋頂漏雨水，坐當腳底空穴風。”在內外交困的環境中，楊鐘健鼓勵大家一定要有信心、要向前看，這樣個人命運、學術研究、國家前途就都會有希望。

　　在堅持不懈的研究下，楊鐘健、卞美年在雲南祿豐的科學考察中注意到當地人家的油燈是使用了脊椎骨化石的“龍骨油燈”，並在當地人收集制作油燈材料的地方發現了許多古生物化石，這就是舉世聞名的祿豐蜥龍動物群。其中的一些化石經辨認研究后認定是某種恐龍的化石。

　　隨著研究的深入，1941年楊鐘健、卞美年發表《中國古生物志 許氏祿豐龍》，祿豐成為世界上研究早期恐龍和哺乳類動物的標准化石地點和經典案例。許氏祿豐龍既是中國人獨立尋找、挖掘並研究的第一具恐龍化石標本，也是戰火紛飛中所做出的舉世矚目的科研成就，使我們的民族自信心獲得了極大的鼓舞和提升，是民族危亡之際民族文化和科學精神的薪火相傳的極佳體現。

　　為了紀念許氏祿豐龍這一歷史性的成果，1958年我國發行了紀念祿豐龍發現20周年紀念郵票，這是中國首個登上郵票的恐龍，可以說許氏祿豐龍是真正的中國“第一龍”。

　　1944年，楊鐘健確定了卞氏獸是很接近哺乳動物的爬行動物，因而后移了哺乳動物的最初出現時間。他的研究領域涉及爬行動物的各個門類和方面，填補了中國在該研究領域的空白，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爬行類化石資料最豐富的地區之一。楊鐘健也因此成為世界上最為重要的古生物學家之一：1956年被選為北美古脊椎動物學會的榮譽會員、蘇聯莫斯科自然博物協會的國外會員﹔1975年被選為英國林奈學會會員﹔在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他的巨幅相片與達爾文等懸挂在一起，彰顯著他在古生物領域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更應努力再鑽研，還有奇物待發現”

　　楊鐘健對祖國古生物事業的熱愛，不僅體現在他忘我的工作上，也體現在他對科學傳播事業的熱忱和獎掖后學的精神中。

　　楊鐘健是我國自然博物館事業的拓荒者，不僅參與了北京自然博物館的籌建工作，還從1959年北京自然博物館成立起一直擔任館長職務，對地質教育、科學博物館事業有極大的關注和貢獻。他熱衷於將地質學最新的研究成果向公眾傳播，發表的《新生代研究之回顧》《脊椎動物化石研究之新趨勢》《三十年來之中國古生物學》《古脊椎動物研究的基礎、現況與發展》《十年來的中國古生物學總論》《新生代研究的展望》等均對古生物學的普及作出重要貢獻。據楊鐘健的許多后輩學者回憶，他的重大心願之一，就是建立國家級的自然歷史博物館，但這一心願的實現還需要后輩的共同努力。

　　楊鐘健還為我國古生物學的建制化發展謀定規劃、培養人才。

　　早在雲南祿豐發掘化石時，他就培養出一批專業技工，能夠良好地從事化石的發掘整理工作。通過學術實踐，楊鐘健提出了“兩種堆積”和“四個起源”的研究戰略。“兩種堆積”指我國北方廣泛分布的土狀堆積——“黃土”，和南方廣泛分布的中生代、新生代堆積——“紅層”﹔“四個起源”則指魚形動物、哺乳動物、靈長類和人類的起源。按照這一研究戰略，他設置了研究所的四個研究室，培養出劉東生、賈蘭坡、劉憲亭、孫艾玲、吳新智等一大批人才。源源不斷的人才和健全的研究機制，使楊鐘健“更應努力再鑽研，還有奇物待發現”的學術理想一代代傳承下去。

　　在楊鐘健家鄉的紀念碑上，劉東生寫道：“他首創中國第一個地質研究會，首建世界上第一個古脊椎動物研究所……他是我國第一代自然科學家，集東方文化與西方科學於一身，開辟了中國近代科學史上光輝的一頁。”

　　（摘編自中科院之聲公眾號 焦鄭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