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大猷：為基礎研究“發聲”

馬大猷在工作中。

       重視做實驗

　　馬大猷是聲學家，被譽為“中國現代聲學的奠基人”。聲學研究離不開實驗，馬大猷也重視試驗。上世紀50年代，馬大猷創立的中科院聲學所聲學實驗室，是中國第一個專業聲學實驗室。聲學實驗室裡最有特色的實驗設施之一是消聲室。1956年，馬大猷設計建設全消聲室時，“消聲室”三個字在全世界都算得上新名詞。消聲室是一種可以吸收回聲的特殊實驗室。假設一個人在空蕩的房間裡說一個“喂”字，可能會聽到“喂哎哎”的聲音，但在消聲室裡，“喂”就是“喂”，不拖泥帶水。

　　聲學所還有一種與消聲室恰好作用相反的實驗室——混響室，也是馬大猷設計建造的。與消聲室正好相反，在混響室裡，“喂”會變成拖拖拉拉的“喂哎哎哎哎”。這種實驗室可以用來研究材料的吸聲效果。混響室房間空蕩蕩，房頂上懸著一條條可以讓聲音來回反射的彎曲金屬板，每一塊金屬板的大小、弧度、懸挂位置都是馬大猷計算出來的。

　　除了建消聲室、混響室之外，馬大猷還在香山腳下建過一間高聲強實驗室。那是為了服務人造衛星任務而建的。1965年，人造衛星研制任務啟動。噪聲會影響機械和工程安全，長時間處於高聲強環境中，飛機鉚釘會鬆動、蒙皮會破裂，人造衛星也會機械損壞、儀表失靈。高聲強實驗室是可以對衛星及其儀器設備進行聲疲勞實驗的地方。

　　消聲室、混響室、高聲強實驗室……各種各樣聲學研究的實驗室在馬大猷的手裡一個個出現，中國現代聲學研究的“底子”也一點點厚起來。

　　馬大猷也關注噪聲的環境污染問題。為了了解噪聲污染情況，馬大猷哪裡嘈雜去哪裡。他背著聲級計，帶著學生去大馬路、工廠、地鐵……1966年，他組織了第一次北京市交通噪聲調查研究，1972年又開展了地鐵噪聲的控制研究。最終憑著扎實的數據，他在1973年的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提出在廢水、廢氣、廢渣之外，應將噪聲列為環境污染四害之一。

       “常出怪主意”

　　馬大猷愛做實驗，卻不唯實驗。他說：“研究問題首先需要物理分析，解決問題只是數學上或實驗上的技巧，根本的是物理學上的見識。”他還說：“勤勤懇懇隻能嚴格照章辦事的人不適於搞基礎研究工作。相反，思想活躍、往往異想天開並常出怪主意的人可能更為適合。”

　　馬大猷就是個“常出怪主意”的人。1937年，22歲的馬大猷在清華留美公費生項目的支持下，赴美留學。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實驗室裡，馬大猷結識了一位出生於中國的美國師兄——博魯特。

　　博魯特的研究方向是建筑聲學，列出過一個矩形房間內簡正波數目的公式，被大家視為一項很突出的成就。馬大猷對博魯特的研究成果很感興趣，但總覺得這個公式有些煩瑣，於是就常把公式放進腦子裡轉一轉。

　　有一天，馬大猷正在吃早飯，這個公式又在他腦子裡轉了起來。忽然，他靈機一動，想到了一個不同的處理方式。他拿起紙筆飛快地算啊寫啊，最后，一個比博魯特公式更簡潔的公式出現在他面前。

　　到了教室后，他又當著大家的面演算一遍。大家先是一愣，隨后便響起熱烈的掌聲。博魯特也向他祝賀，承認馬大猷這一開創性方法比自己的“更為有用”。

　　1938年秋天，馬大猷和博魯特分別在美國聲學學會年會上宣讀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年僅23歲的馬大猷在國際舞台上一鳴驚人。直到今天，這個公式依然被印在波動聲學的教科書裡。

　　馬大猷從不吝嗇於分享他的科研“秘訣”：“研究的前提，就是得先有充分的學習，得具備豐富的基礎知識，又得比較全面地了解在某個領域裡別人都做過什麼工作、有些什麼結果，孤陋寡聞的人最容易做一點兒工作就說‘首創’或‘填補空白’之類的話。”

　　他的學生常常感慨“馬先生的腦子裡無時無刻不想著工作”。馬大猷也承認自己“最大的興趣就是工作”。有時，學生去老師家裡做客，馬大猷的妻子王榮和會和他們聊一些家長裡短的瑣事，氛圍輕鬆活躍。可是聊不了幾句，話題一不小心就會被馬大猷帶“偏”。王榮和常常笑著埋怨馬大猷：“你看你說不了幾句又講工作。”

　　馬大猷的最后一篇學術論文發表於2006年，研究的是微穿孔板的實際極限，那年他91歲。第二年10月，他因突發腦血栓住進北京醫院，從此離開了辦公室。

       不愛“說好話”

　　晚年的馬大猷對我國科技界的浮躁情緒十分擔憂，公開發表過多篇火藥味十足的文章。2005年，他發表《國家實力根本源於基礎研究》一文，文中寫道：“現在的科學家大多隻知道直接為生產服務是研究工作，不知創新，更不知基礎研究。”“有時看到一些科學家為引進日本產品還是德國產品而爭論，我臉都紅了。難道我們新中國成立50余年，科學水平就是這樣？科學家就干這個？”

　　在談到科研體制對於科研人員創造力的影響時，他說：“用行政領導方法領導科學工作的辦法必須取消。科學家（包括教授）和技術家是基礎研究的主要力量，必須保証他們在輕鬆、自由的環境中工作，實行學術自由，支持基礎研究。”由於憂心國家基礎研究發展，他一連六次給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寫信，呼吁加強基礎研究工作，提高國家自主創新能力，並得到總理的回信和贊同。

　　馬大猷不愛“說好話”的性格並非晚年才有。早在20世紀60年代的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他就因為不說客套話而有了“一馬當先”的美譽。

　　1962年，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科技界到會代表有450人左右，馬大猷被分在物理組。會議開幕時，作為中央科學小組組長的聶榮臻說，“要尊重科學、尊重事實，大家有什麼說什麼”，還提出了“三不”，即“不扣帽子、不抓辮子、不打棍子”。在第二天的討論會上，馬大猷率先發言：“昨天聶總報告‘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們頭上就有一頂大帽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果憑為誰服務來判斷，那就不能說我們還在為資產階級服務﹔如果說有資產階級思想或者思想方法是資產階級的，所以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麼腦子裡的東西不是實物，是沒法對証的。這個問題誰能從理論上說清楚？”

　　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來到廣州，讓參加會議的人一一表態。聶榮臻說，應當給知識分子摘掉資產階級的帽子。時任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也贊成。3月2日，周恩來總理向科學工作會議作報告時宣布，我國的知識分子一般不再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在接下去的會議中，又有小組討論認為，“帽子”摘了，但還沒有“加冕”。於是，3月5日和6日，陳毅副總理宣布，要為知識分子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之冕。

　　成功“脫帽加冕”后，馬大猷和幾位代表一起買酒舉杯相慶。

　　（摘編自11月17日《中國科學報》 倪思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