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窯洞對”的歷史底氣

1945年7月，毛澤東與應邀訪問延安的黃炎培在延安機場。

       “窯洞對”經過

　　1945年7月1日，在抗戰勝利前夕，在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歷史關頭，一架飛機降落在延安簡陋機場上，從飛機上走下來6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他們是黃炎培、褚輔成、冷僪、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鈞。他們來延安的目的，是想促成國共雙方恢復和談，實現國內和平。

　　他們到延安時，中國共產黨已經有120多萬黨員，是領導120余萬人民軍隊的大黨，且剛剛開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正是蒸蒸日上之時。中共熱情接待了他們，並且請他們在延安隨便看。黃炎培等人看到了人民群眾對共產黨發自內心的擁護和愛戴，深為延安蓬勃向上的社會風氣所感染。他們是從國民黨和“陪都”重慶來的，自然把延安和重慶作了對比，認定將來必定是共產黨得天下。

　　黃炎培是個思慮久遠之人，他出於對中國共產黨寄予的厚望和對中國歷史發展的深刻思考，非常希望中國共產黨得天下后能長期坐天下。在考察完畢即將飛回重慶之前，他們先和周恩來、朱德等進行了會談。7月4日，毛澤東在百忙中抽時間在楊家嶺的窯洞裡會見了黃炎培。一見面，毛澤東就問：“任之先生，這幾天通過你的所見所聞，感覺如何？”黃炎培沒說多余的話，直接對毛澤東坦言：“我生六十余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聽后，庄重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聽了毛澤東的回答，十分高興，他說：“這話是對的，隻有把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隻有把每個地方的事，公之於每個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個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在當時，乃至后來很久，很少有人知道，毛澤東在“窯洞對”中說的話，並非隨口而談，實際上我們黨早就有這方面的實踐。

       蘇區的發軔

　　實行民主，讓人民監督政府，發軔於中國共產黨在江西建立人民政權之時。那時，我們黨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一個領導區域覆蓋贛南閩西、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擔任主席。讓人民監督政府，就是毛澤東的發明。

　　毛澤東深諳中國歷史，也熟讀馬克思主義著作，深知“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的道理，更知道列寧說過“給我一個強大的人民監督制，我能把整個黨和國家中的官僚腐敗翻轉過來”的話。因此他在任職之初就強調：“蘇維埃必須吸引廣大民眾對於自己工作的監督與批評。”在蘇區，群眾對蘇維埃政府事務有知情權、參與權、督促權。中央蘇區有公民權的任何人，都有權對任何干部直接提出批評、建議、申訴、檢舉、控告。

　　舉報箱，是中國共產黨的發明。1932年9月，中央工農檢察部剛剛頒布的《工農檢察部控告局的組織綱要》規定，各級工農檢察部都必須設立控告局，接受和處理普通群眾對蘇維埃機關工作人員貪污浪費、違法亂紀和官僚主義等不良作風的檢舉揭發控告。當時有群眾提出，如果被舉報的是直接管我們的干部呢？如果是控告局的人呢？怎麼辦？沒幾天，蘇維埃政府就發明了舉報箱（當時稱控告箱），這種舉報箱是木制的，上邊標示：蘇維埃公民無論是誰都有權向控告局控告貪污、浪費、官僚腐化和消極怠工的現象。干部群眾用它檢舉揭發，僅瑞金縣一個月就追繳貪污款6000多元大洋。

       邊區的探索

　　我黨在蘇區血與火的洗禮中渡過一個個艱難歲月，但是，實行人民民主，讓人民監督政府的做法始終沒有丟棄，而是一直帶到了延安。當我們黨立足陝北並領導邊區政府后，又探索出了人民監督機制新形式。

　　有誰見過政府領導人自己背著干糧袋，穿山溝、過小河，步行幾十裡甚至百余裡，到偏遠山村去直接聽取群眾批評意見的？當年，領導邊區的共產黨要求各縣縣長必須和群眾面對面，共同檢查政府工作，征求群眾對政府和干部的意見，總結人民群眾創造的經驗。工作中出現重要錯誤的縣長，必須當面向群眾進行自我批評。

　　對那些工作中有明顯缺點、工作干得不好、出了問題的干部，群眾可以直接批評。清澗縣一個區長包庇貪污分子，很多群眾說他為人不清白，要求查處。上級派人來查，果然查實了他的問題，撤銷了他的區長職務。

　　普選，並非西方專利。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環境中，我黨就在邊區搞了三次民主選舉。邊區各地根據特殊情況，發明了投票、投豆、香點、舉手等許多選舉方式，其中，“投豆”和“香點”是尊重陝北大多數不識字群眾選舉權，又為選舉人保密的特殊方式。“投豆”也稱為“豆選”，方法是：被選舉人背對選舉人坐著，每個人身后放一個大碗，誰想選哪個人，就在他背后的大碗裡投入一顆豆子，背后大碗裡豆子多者當選。“香點”也稱“香選”，辦法是：事先在不同顏色的選票上將不同的被選舉人名字寫上，並且當場告知哪種顏色的選票屬於哪一個被選舉人。選舉人想選誰，就用香在自己選定的選票上燒一個洞，最后以燒洞多的選票，確定選出者。

　　在邊區，中國共產黨在發動人民監督政府方面，突出的著力點，就是以法護廉。立足陝北不久后，1938年8月，我黨就頒布了《陝甘寧邊區政府懲治貪污暫行條例》，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懲治貪污的辦法，第一條就規定：“貪污數目在五百元以上者，處死刑或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1941年頒布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第八條規定：“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

　　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的共產黨，必然有“公心”“公道”，有“公心”“公道”共產黨治理下的延安，必然有“公制”。當年的延安真正做到了“十個沒有”：沒有貪官污吏，沒有土豪劣紳，沒有賭博，沒有娼妓，沒有小老婆，沒有叫花子，沒有結黨營私之徒，沒有萎靡不振之氣，沒有人吃摩擦飯，沒有人發國難財。

　　共產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的利益就是黨的最高利益。因此，隻有共產黨才能實行真正的民主，切實做到讓人民監督政府。這就是毛澤東“窯洞對”的歷史底氣。

　　（摘編自《黨史博採》2022年04期 陳立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