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生長精神的紅土地

　　2022年10月27日上午，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專程從北京前往陝西延安，瞻仰延安革命紀念地，重溫革命戰爭時期黨中央在延安的崢嶸歲月，緬懷老一輩革命家的豐功偉績，宣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賡續紅色血脈、傳承奮斗精神，在新的趕考之路上向歷史和人民交出新的優異答卷的堅定信念。

　　一塊紅土地與一群“朝聖”者

　　1939年6月至12月，中共連續下發3個接收知識分子參軍的重要文件。其中，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號召“放手吸收青年來延安學習”。除抗大等院校外，各敵后抗日根據地也陸續開辦了14所抗大分校、5所陸軍中學和1所附屬中學。

　　當年，很多知識青年千裡迢迢、不畏艱險地來到這裡，試圖尋找救國和人生理想。那個年代，許多年輕人從進步報紙《救亡日報》的中縫裡看到過延安辦的抗日軍政大學和陝北公學等招生廣告，就打聽著如何去延安。有些南方人聽說過：“大西北的冬天，冰天雪地，連耳朵、鼻子都會凍掉的！何況還吃小米，住窯洞！”但這一切並沒有讓那些有著革命熱情的年輕人打退堂鼓。他們通過當地的八路軍辦事處等機構開介紹信，表明了自己的志願和要求，輾轉來到延安，受到接待處的熱情接待。

　　延安革命紀念館展廳裡有這樣一組數字：1937年8月1日，抗大第三期開學，從全國各地來的知識青年就有477人，佔全校學員的37%。1938年4月16日，抗大第四期開學，從全國各地來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達到4655人。1939年1月，抗大第五期正式開學，外地來的知識青年竟達到10403人……展出的圖片和數字上可以清楚地看到，1937年七七事變以后，一批又一批知識青年沖破日寇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層層封鎖，奔赴延安。

　　這些青年，有的從敵佔區、國統區經歷千難萬險而來，有的從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緬甸、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及南美洲、北美洲來。其中就有賀敬之、劉熾、於藍、王昆、馬可、李煥之、黃准、陳強、田華……剛到延安的陳荒煤被安排在魯藝，他曾回憶：“我剛到魯藝的第三天，正是舊歷年的晚上，我第一次看見了紅五角星的燈，光輝照耀著一群歡笑的臉……毛主席站起來，那樣歡喜地親切地向我們說‘同志們，今天我們很快樂’的時候，我止不住流淚了。”

　　據統計，僅1938年到1939年這一年多的時間裡，兼任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就26次到抗大講課。許多聽過毛澤東講課的抗大學員回憶說，聽毛澤東講課是一種精神享受，毛澤東的神採聲情，語言幽默，引人入勝，能把深奧的道理講得淺顯易懂。他還曾多次到陝北公學去演講，講統一戰線，講持久戰、游擊戰，講團結，講批評與自我批評。

　　成千上萬的青年來了，為了追求他們的理想，為了堅守他們的信念。沒有住的地方，就自己動手挖窯洞，僅抗大一所學校半個月就挖好175孔窯洞，修筑一條3公裡長的盤山“抗大公路”。每孔窯洞住七八個人，共睡一條土炕。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他的《西行漫記》裡寫道：“有什麼別的學校由於‘紙荒’而不得不把敵人的傳單翻過來當作課堂筆記本使用……以窯洞為教室，石頭磚塊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牆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轟炸的這種高等學府，全世界恐怕就隻有這麼一家。”延安是個小地方，人民負擔不起這麼多人吃飯穿衣，他們就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沒有糧食自己種，僅抗大第五期學員就開荒兩萬畝，人均三畝多。除了種地，還喂豬養雞、紡紗織布、打草鞋、造粉筆……

　　一首詩與一種情懷

　　賀敬之16歲就來到革命聖地延安，17歲在延安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進入魯迅藝術學院學習，不久開始文學創作並取得顯著成績。關於自己在延安學習、生活的經歷，賀敬之曾有過回憶和評價。他說：“從自然生命來講，是延安的小米飯、魯藝的小米飯養育了我，‘小米飯養活我長大’是我的真實寫照﹔從政治生命來講，我是在延安入的黨，延安給了我政治生命。延安魯藝決定了我的一生。”從賀敬之飽含深情的話語裡，我們可以看出，這段生活成了賀敬之一生中最重要、最難忘的經歷，所以他也情不自禁地把延安比作自己的“母親”。

　　1946年，賀敬之因革命工作需要離開延安，但延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以及延安的戰友和父老鄉親仍縈繞在他的記憶和夢境裡。1956年，賀敬之從北京來延安參加西北五省（區）青年造林大會。回到了闊別10年之久的“母親”的懷抱，賀敬之心情異常激動，《回延安》正是對這種激動心情的真摯而生動的抒寫。

　　那是1956年3月上旬的延安，延河流水清澈見底，到處洋溢著蓬勃的朝氣，顯示著春日的來臨。團中央主持的西北五省（區）青年造林大會將要在這裡召開。各新聞機構都派人到會採訪。會議開幕后，遇到停電的情況，小型發電機轟鳴的馬達聲給西北人民廣播電台記者郭強的寫稿帶來了極大干擾。后來，郭強被安排到延安南關路東一個舊平房的旅社寫稿和住宿。

　　走進一個不大的房間，郭強看到裡邊有兩張床，靠裡的一張顯然住了人。這時，領路的同志告訴郭強：“領導安排讓你住這兒，與賀敬之同志住在一起！”一聽賀敬之，他喜形於色，連聲說“好、好”。他知道賀敬之是榮獲斯大林文學獎的歌劇《白毛女》的執筆者之一，和他住在一起，自己將會得到不少教益。

　　在交談中，賀敬之告訴郭強，他是吃延安小米長大的，重回延安，感到比回到出生的故鄉還要親切。他說寶塔山下、延水河畔、荒坡上、土窯洞裡，到處都留著他親切的回憶。他接著說：“這次重新去了棗園、楊家嶺、王家坪，也去了當年魯藝所在的橋兒溝，訪問了久別的延安父老鄉親，他們都是那樣深情地接待我，用延安的土特產酒棗、粘糜子糕、南瓜子招待我……和鄉親們講起當年的往事，又看到延安今天的變化，我的心情，實在難以平靜下來……”

　　這些現實情景強烈地沖激著賀敬之的心扉，不僅驅使他寫了《回延安》這首膾炙人口的名詩，還寫了一篇相關內容的散文《重回延安——母親的懷抱》，同時也為他幾個月后的長詩《放聲歌唱》孕育了思想感情的萌芽。那時他也隻不過是30歲出頭的青年，在早春尚有寒氣的延安，他常穿件細毛呢大衣，言談舉止，也確有一種文質彬彬的詩人氣質。

　　幾天后，兩個人比較熟悉些了，郭強問賀敬之到延安后寫了什麼大作。賀敬之風趣地說，隻有幾首“小作”，還是陝北民歌“信天游”，是老調子了，正在改。郭強趁熱打鐵，向他索稿，說：“《信天游》更好，我們廣播電台可以請人朗誦，還可組織文工團的歌唱家演唱。”賀敬之聽了，欣然應諾。

　　過后，賀敬之交給郭強一份詩稿，並謙虛地讓他先看看提點意見。郭強反復看了幾遍，深深為這首詩所表達的朴實、深沉的內容和真摯、凝練的感情所感染。欣喜之余，他把稿子神秘地藏在身邊，深感這是一份十分稱心的特約稿件。對他們的新聞界同行，他一直嚴守“機密”，生怕被他們“捷足先登”。

　　大會閉幕后，郭強回到西安。對《回延安》這首詩，他一面請話劇團著名演員張痴朗誦，一面准備請劉燕萍用《信天游》演唱。但誰能料到，他的播出計劃竟然沒有獲得主編的批准。郭強很不服氣，多次據理力爭，甚至把《回延安》詩稿讓全組的10位編輯傳閱討論，並且一一簽名表態。大家普遍認為：“這是一首好詩，可以採用各種方式播出。”但這也不能說服主編。事情到了這種地步，郭強決定把詩稿送往《延河》雜志。正要寫信給賀敬之的當口，又出現了一次新的跌宕。

　　西安《工人文藝》編輯楊小一看了《回延安》詩稿，大加贊賞，連聲稱好。聽了郭強的打算后，他拍著胸脯說：“你先不要送《延河》，讓我們《工人文藝》發表！”隔了幾天，郭強向他打問情況，他悻悻然地說：“我們的頭頭也是有眼無珠，我和你一樣，做不了主，送《延河》吧！余念是詩人，他們識貨！”

　　余念即詩人玉杲，當時是《延河》副主編，接到郭強的電話，他讓郭強立即把稿子送去。不久，編輯部來電話：“好！他們不發我們發！”郭強告訴《延河》，需要寫信給作者打招呼。大約10多天以后，郭強接到了賀敬之從北京寄來的回信。信是用毛筆寫的，表示：同意《延河》發表《回延安》。另外，賀敬之還把這份經過再次修改的稿子謄抄附信寄給了他。筆跡婉麗秀美，瀟洒自如，令人愛不釋手，郭強把手稿給《延河》抄了一份，把原稿保存了起來。

　　就這樣，經過幾次波折和往返，詩歌《回延安》終於在1956年7月的《延河》月刊上第一次和廣大讀者見面了。

　　對於這次回延安，賀敬之后來在2013年重回延安參加“重回延安尋根之旅——弘揚魯藝精神，共建魯藝家園”系列活動時，曾深情而又謙虛地說：“《回延安》這首平凡的詩對偉大的延安來說無關宏旨，巍巍寶塔山不是靠這首詩揚名的。不過對我個人來說，它確實是我的心路歷程和創作歷程中的一個重要的印記。1956年我參加了由團中央組織的西北五省（區）青年造林大會，回到離別10多年的延安。會議期間，我和代表們參觀了黨中央當年在延安各處的舊址，在楊家嶺山頭上種了樹，又探訪了母校魯藝所在地橋兒溝的干部和鄉親，十幾天來一直心情激動，確實是感到回到了母親的懷抱。大會結束前要開一個聯歡會，我准備用‘信天游’的形式唱出這次重回延安的感受。延安的3月還很冷，夜間一邊哼唱著一邊寫，一邊激動地流著淚，不覺中感冒嗓子失聲了，不能上台朗誦，回來就在文學刊物《延河》上發表了文字稿。”

　　賀敬之的《回延安》是中學語文課本中的名篇。這是一首以陝北民歌“信天游”形式寫成的新詩。詩人以飽滿的激情，回憶延安的戰斗生活，贊頌延安的巨變，展望延安的未來，表現了作者思念“母親”延安的一片赤子之心，抒發心中對母親延安的眷戀。

　　延安是賀敬之生活戰斗過的地方，對延安他有著深深的情感。故地重游，詩人的心情特別激動：“心口呀莫要這麼厲害地跳，灰塵呀莫把我眼睛擋住了”。“莫要”“莫把”兩個祈求的詩句，說明詩人無法控制自己內心激動的情緒。接下來幾句，黃土貼心、夢回延安、摟寶塔山、千呼萬喚，連續幾個情節和動作表達了詩人對母親延安的眷戀。全詩共分5個部分。第一部分，寫詩人闊別10年后重回延安母親的懷抱，與親人相見時的興奮和喜悅之情。

　　賀敬之曾這樣談到過自己創作《回延安》的心得與感受：“我這首詩之所以引起讀者共鳴並流傳下來，隻能說是由於寫了我人生經歷中對‘母親’——延安、黨、祖國的真情實感，是發自內心深處的聲音。”他還說：“比起當年魯藝的師長們和老同學們以及從延安出去的廣大干部，無論在文藝創作或其他工作上，自己的貢獻都很少，每次回想起來總是深感愧疚。不過，當想到整個延安，想到這個名字標示的偉大歷史內容和輝煌業績，卻不能不永遠為之驕傲。想到作為它隊伍中當年的一名小兵和今天還活著的一名老兵，我不能不感到無比榮幸。”

　　一首紅歌與一種精神

　　“夕陽輝耀著山頭的塔影，月色映照著河邊的流螢，春風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結成了堅固的圍屏。哦，延安！你這庄嚴雄偉的古城，到處傳遍了抗戰的歌聲。……”80多年前，《延安頌》這一飽含革命深情的旋律深入人心，迅速飛遍抗日根據地，並遠播大江南北。當年，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聽著這首歌曲奔赴延安，一到延安再次聽到《延安頌》更是熱血沸騰。莫耶就是《延安頌》的詞作者。

　　莫耶，原名陳淑媛，出生於福建安溪。1937年10月，莫耶赴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學習，從此更名為莫耶，次年春進入魯藝首期戲劇系學習，夏天轉入文學系。正是這年夏天的一個傍晚，莫耶和同學們一起來到了延安的一處高地，鳥瞰全城，一種前所未有的情緒被調動了起來。夕陽照耀寶塔，寶塔輝煌無比。更晚一些的時候，月亮升了起來，延河映照著天上的星星和窯洞裡星星點點的燈光，伴隨著歡聲笑語流淌。兩種景致疊加在一起，讓莫耶透過月色仿佛看到了無數投身革命的青年，正昂首闊步地從延安奔向抗日的前方。

　　心潮澎湃的莫耶迅速創作了一首歌詞《歌頌延安》，並交給在延安的青年作曲家鄭律成譜曲。拿到歌詞的鄭律成一氣呵成完成了歌曲《歌頌延安》的譜曲創作。於是，一首曲調氣勢恢宏、委婉流暢，抒情性和戰斗性水乳交融著的歌曲誕生了。

　　1939年春天，延安大禮堂裡舉行晚會，座無虛席。《歌頌延安》作為第一個節目登場，贏得了觀眾們雷鳴般的掌聲。隨后，《歌頌延安》定名為《延安頌》。《延安頌》傾注了詞曲作者對革命聖地的無比熱愛和由衷的贊美之情。

　　鄭律成曾這樣回憶創作這首歌曲時的心境：“當時延安還很荒涼，山上光禿禿的，沒有樹，生活很艱苦。但是延安是革命聖地，是當時中國人民的燈塔和希望，人們懷著對革命的向往，從全國各地來到這裡，又從這裡把革命的火種帶到四面八方。延安充滿了朝氣，到處都洋溢著熱情和明朗的歌聲，我深深地愛上了這個朝氣蓬勃，充滿了青春氣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著想寫這樣的歌，它應當是優美的、戰斗的、希望的，以它來歌頌延安，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筆創作這首歌。”

　　《延安頌》的歌聲響徹延安城，傳遍各抗日根據地，甚至傳到國統區和敵后以及海外華僑中。大批革命青年高唱這首歌奔向延安，加入抗日救國的行列﹔在美國紐約，愛國華僑每次為八路軍舉行的募捐活動中，《延安頌》和《義勇軍進行曲》是固定演奏曲目。當年流行的紅色歌曲《延安頌》對於當時的國統區來說，應該完全是一首赤色宣傳的禁歌了。然而，就是在那樣的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這首《延安頌》在1940年還是被巧妙地更換為《古城頌》的歌名，刊登在了國統區出版刊物《新音樂》第二卷第三期上，足見這首歌曲的影響之大。

　　早年，很多青年志士正是唱著它奔向延安，投入抗戰的革命洪流。今天，《延安頌》已經成為世代傳唱的經典，成為革命聖地延安的音樂符號，它所描繪的“理想國”延安，更成為一個偉大時代的“代名詞”、一段歲月與傳奇的回聲、一個情懷與精神的象征。

　　（作者系天津音樂學院音樂史研究者，有學術成果入選教育部2021年全國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