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毛澤東評價為：“認真”

何其芳（1912—1977年），原名何永芳，四川萬縣人，著名現代詩人、散文家、文學評論家，和李廣田、卞之琳並稱為“漢園三詩人”。1931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畢業后在天津、山東、四川等地從事教育工作。抗戰爆發后來到延安，受到毛澤東接見。后在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任教，為革命文藝做了大量拓荒工作，發表作品《生活是多麼廣闊》《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1948年到中央馬列學院（后為中央黨校）當國文教員，后擔任語文教研室主任。1949年參與中國文聯成立的籌備工作，並於1953年調入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參與創建了新中國第一個文學研究機構。何其芳一生都保持著強烈的學習精神和自我省思的能力，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科學研究規律。

創作要有明確的立場和觀點

何其芳幼年上私塾時便種下了熱愛讀書的種子，進入新式學校學習后，廣泛閱讀“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學作品，觸發了詩歌創作熱情。1930年，18歲的何其芳開始嘗試發表詩歌和散文作品。1936年出版的詩集《漢園集》和散文集《畫夢錄》讓他聲名鵲起，但這些作品無不體現著青春少年的憂郁氣質。

抗戰的爆發激發了何其芳的愛國熱情，創作風格也發生了變化。1938年，何其芳與卞之琳、沙汀輾轉三千裡奔赴延安，被延安熱情的空氣強烈感染。在魯迅藝術學院教書、在晉西北和冀中經歷戰斗生活的時光，是他思想轉變的開始，他逐漸全身心地融入革命的洪流。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給了他最徹底的思想洗禮。之后，何其芳成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戰士，他的詩歌裡滿溢著對延安的贊美和戰斗的激情，如《夜歌》《我歌唱延安》《北中國在燃燒》等。此后的一生，何其芳都在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來檢查自己的創作和思想，他經常寫紀念文章，不斷回顧講話對他的教育和影響。

在重慶做統戰工作期間，何其芳創辦新刊物、開拓宣傳陣地，團結青年文學愛好者，引導他們提高政治信念和寫作水平，幫助他們發表作品。面對年輕人提出的各種問題，他在《新華日報》上連續發表《談寫詩》，系統回答進步文學青年的困惑，並且為他們指出了詩歌要表現的方向：“今天是一個新的群眾的時代，最好的詩的源泉，或者說我們最應該感到富於詩意的，不是個人的哀樂，不是自然的美景，而是人民大眾的生活與其斗爭。最好我們抒情能抒人民之情，敘事能敘人民之事。”這也是何其芳完成自我思想改造后的宣言。

正是在不斷的自我改造中，何其芳從詩歌創作轉向撰寫文學評論類的文章，通過評論來闡明革命文藝工作者的創作方向和創作方法：“一個創作家需要有明確的立場和觀點。沒有人民大眾的立場，沒有科學的觀點，我們無法使我們的藝術與真理相結合。”在從純粹的抒情詩人轉變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戰士的過程中，何其芳意識到民族救亡才是創作主題，戰斗文章更應該是寫作重心。

秉持實事求是的學風

1953年，何其芳和鄭振鐸一起組建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不拘一格地延攬了一批頂級學者，提出文學所的目標任務就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研究我國和外國的文學與文學理論，以及整理文學遺產，促進我國文藝科學水平的提高和文學創作的繁榮。他本人在閱讀和研究中更是注重結合中國文學的實際，實事求是地對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進行運用和闡釋。

在主持撰寫《中國文學史》時，何其芳從確定指導思想、全書體例到組織安排等都親力親為，全面指導工作，既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又結合中國文學傳統，堅持用文學研究規律去開展工作，始終秉持著實事求是的學術作風。對於當時有關中國文學史是否貫穿著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的斗爭、民間文學是不是中國文學的主流等爭論，他指出這些問題關乎應該用什麼樣的政治標准和藝術標准編寫《中國文學史》，關乎如何評價過去的作家和作品。他澄清了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的概念，道出“真實地反映現實並不是現實主義的同義語”，並指出，在中國文學史研究中把許多作家和創作都劃入現實主義或反現實主義，這是一種不符合實際的不正確的“公式”，把一些優秀的作家粗暴否定了，把中國文學傳統的豐富性簡單化庸俗化了。對此，何其芳還提出三個努力方向：第一，准確地敘述文學歷史的事實﹔第二，總結出文學發展的經驗和規律﹔第三，對作家和作品的評價要恰當。

認真對待學術工作

何其芳對待學術工作，事無巨細、從不怠惰，常常忙碌到清晨，隻睡兩三個小時，幾十年如一日。毛澤東評價何其芳：他最主要的特點就是“認真”。

在學術研究中，何其芳的“認真”直接體現在閱讀材料的嚴謹性上。他主張盡可能全面佔有材料，且是第一手材料。在20世紀50年代初，他為撰寫《屈原和他的作品》一文，反復查閱文學所館藏的屈賦注本，閱讀了當時能夠找到的所有《楚辭》注本。在工作中需要引用外國理論家、作家的文字時，要找到各種譯本進行反復比對，甚至請人找來原文進行核對，他認為唯有如此，才不會曲解原著的真正意義﹔對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引用則更是不能馬虎，他一定會去核對原文，絕不斷章取義，他明確表示：“有些人所引用的‘馬列主義’是經不住查對的。”

在掌握材料上何其芳不僅對自己嚴格要求，對同事的工作也提出了同樣的標准。在文學所，他要求參加撰寫《中國文學史》《唐詩選》等集體成果的研究人員必須詳細、大量地佔有材料，要在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經過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找出其中的規律、得出可靠的結論﹔作注釋必須查証權威資料，力求准確，絕不能似是而非，對於疑難問題更不能回避。同事完成的初稿，甚至包括作家小傳和注釋，他都要認真審讀，親自進行訂正和修改，書稿或文章得到他的修改的同事，對待工作也更為認真起來。何其芳的藏書極多，有時為了查找一條資料，他需要爬上爬下地尋找原書，進行核對，直到把問題落實了，他才能真正放心下來。

何其芳在給老朋友的信裡寫道：“這些年來，我這個人一天不做事情是難過的，過不慣，好像是勞動已經成為第一需要了。”他保持著堅定的立場、實事求是的精神、朴實無華的工作信念，把黨的事業視為最重要的人生目標，為新中國的文學研究事業貢獻了畢生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