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戰役34師幸存的3位開國將軍

朱新春

2022年11月08日13:41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的湘江戰役，是中央紅軍戰略轉移開始長征以來，規模最大、戰斗最激烈、損失最慘重的一次大戰，也是關系到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最關鍵的一仗。

此戰役，中央紅軍在湘江上游廣西境內的興安縣、全州縣、灌陽縣，與30萬國民黨軍苦戰五晝夜，最終從全州、興安之間強渡湘江，突破了國民黨軍的第四道封鎖線，粉碎了蔣介石圍殲中央紅軍於湘江以東的企圖。整個中央紅軍，也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多人，銳減至3萬余人。

最為悲壯、可歌可泣的是紅5軍團34師。紅5軍團是全軍的后衛，而紅34師是后衛的后衛，是總后衛，承擔中央縱隊的殿后任務。

紅34師干部中，幸存活到新中國成立並在1955年第一次授銜時，被授予將軍的有時任師政治部主任、代政委朱良才，第100團團長韓偉，第100團第1營營長侯世奎。這3個人，分別被授予上將、中將、少將軍銜。

開國上將朱良才

朱良才（1900—1989年），是湖南省汝城縣人。1925年參加革命，1927年入黨。1928年參加湘南起義后，隨朱德上了井岡山，和譚政一起，分別擔任了剛剛成立的紅4軍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的第一任秘書。

1929年6月19日於福建龍岩（從右至左）：紅四軍政治部主任陳毅、紅四軍黨代表毛澤東、紅四軍軍部秘書譚政、紅四軍軍部秘書朱良才

毛澤東“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的黃洋界保衛戰，就是時任紅31團1連黨代表的朱良才，和連長王良指揮打的﹔毛澤東“命令昨頒，十萬工農下吉安”的吉安，就是時任紅103團團政治委員的朱良才，親率“敢死隊”突破的﹔毛澤東“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的張輝瓚，就是時任紅9師政治委員的朱良才，和師長徐彥剛，親自帶部隊活捉的。1933年8月1日，時任紅15軍政治委員的朱良才，由於屢建戰功，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榮獲二等紅星獎章。

二等紅星獎章和獎章獲得者的名單

1934年長征前夕，朱良才被任命為紅34師黨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沒幾天，他的腰部就負了傷。於是，他就坐在擔架上協助師長、政委指揮戰斗。

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路線的領導者在長征開始后，實行的是“大搬家”式的逃跑主義，致使隊伍往往一天隻能走10至15公裡。

紅34師由於是全軍的總后衛，不僅每天走的最晚，到的也是最晚。而且，為了防止部隊被敵人“粘住”，隻能採取交替掩護的方式后撤與行軍。這樣一來，部隊每天都要構筑好幾遍阻擊工事，天天都要與追擊之敵打上好幾仗。天天被敵人追著屁股，邊打邊退，邊退邊打。行軍、打仗、住宿都毫無規律與主動權。就是到了宿營地，也還要首先構筑警戒陣地與防御陣地，防止追擊之敵的夜間偷襲與攻擊。吃不上飯，睡不成覺，部隊十分疲勞。前邊的部隊是人越走越少，而紅34師是人越走越多。因為，如果在紅34師再掉隊，就成了敵人的俘虜了。所以，再走不動的人，到了紅34師后，無論如何再也不敢掉隊了。為了加強領導，朱良才被臨時任命為紅34師的代政委。

蔣介石親自策劃的第四道封鎖線，設在湘江西岸。他企圖利用湘江天險，布下“天羅地網”，以30萬人馬，加上飛機大炮，將紅軍和黨中央全殲於此。

11月26日，紅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參謀長劉伯承親自到蔣家嶺，召集紅34師的領導干部部署掩護全軍渡湘江的后衛阻擊任務。布置完畢后，兩人與紅34師師長陳樹湘、代政委朱良才、原政委程翠林握手告別。劉伯承還特別囑咐，你們既要完成軍委賦予掩護搶渡湘江的任務，又要做好萬一被敵人截斷后孤軍作戰的准備，這副擔子很重啊！

11月27日，湘江戰役全面打響。從當天開始，紅34師即按照中革軍委的命令和軍團的部署，先是在蔣家嶺、永安關、雷口關地域採取運動防御，阻擊、遲滯國民黨中央軍的追擊。繼而，又在水車地區採取堅守防御，掩護黨中央與紅軍主力渡過湘江。

水車既是中央紅軍的總后衛戰場，也是紅34師的主戰場，更是湘江戰役中打的最激烈、最殘酷的的4大主戰場之一。

面對鋪天蓋地、洶涌而至的敵人，在師長陳樹湘、代政委朱良才的指揮下，紅34師與從道縣、天堂圩扑過來的蔣介石嫡系部隊，即周渾元和李雲杰指揮的第3路軍、第4路軍展開了殊死的拼殺。盡管敵人佔絕對優勢，但紅34師仍像釘子一樣，兩天兩夜牢牢地守衛在水車阻擊陣地上，寸步不退。

幾天戰斗下來，整個紅34師，也從長征出發時的5000多人，迅速減員至2000余人。

11月29日夜，正在水車防御陣地上指揮戰斗的紅34師代政委朱良才，由於長時期的操勞過度，腰部化了膿的舊傷突然復發，血和膿一起撐破傷口，涌流而出。經簡單包扎后，朱良才仍堅持躺在擔架上指揮戰斗。

紅34師師長陳樹湘立即將此情況直接向軍團長董振堂作了報告。董振堂與政委李卓然、參謀長劉伯承一商量，當即就命令陳樹湘迅速將朱良才送到軍團部來。同時，任命程翠林接任師政委一職。於是，朱良才當晚便被送往軍團部，趕上了12月1日的大部隊第二次過湘江。

過湘江時，形勢簡直是危險萬分。天上，是敵人的飛機在狂轟爛炸﹔江兩岸和浮橋的左右，是敵人的炮彈炸起的十來米高的水柱和四處飛舞的彈片﹔左右側后，是敵人機槍子彈的瘋狂掃射﹔不遠處，是斜插過來的敵人追兵的狂呼亂叫……而江面上，是漂浮了整整一層的紅軍尸體﹔整個的湘江水，已經全被染成了血的河流……護橋的工兵拼命地催促著大家：“走啊！走啊！別掉隊啊！趕緊走啊！”還有很多的人，則是直接下到江裡，撥開漂了滿江的紅軍的尸體，拼命地向前一步一步地移動著、游著……

后來，當地老百姓說：“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魚。”

朱良才剛踏上對岸，敵人就追了過來……浮橋，也被工兵在最后的時刻給炸斷了……過了湘江，朱良才一邊走，一邊回頭眺望，惦念著還在湘江以東頑強戰斗的紅34師的戰友們。

11月30日晨，紅34師接到中革軍委的命令，從水車向西去楓樹腳接替紅6師18團的阻擊陣地，繼續負責掩護紅八軍團和未過江的部隊渡過湘江。此時，師長陳樹湘、政委程翠林知道，再斷后作戰，就意味著可能永遠過不了湘江了。可他們毫不猶豫地將生的希望留給了友鄰部隊，而將危險留給了自己。

敵人圍殲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和主力紅軍於湘江東岸的企圖未能得逞后，惱羞成怒，反扑過來，叫囂要將滯留在湘江以東的紅軍殺一個片甲不留。於是，敵軍10萬余眾，拉網般地對紅34師展開“會剿”。

11月30日深夜，紅34師第100團團長韓偉率部掩護師長陳樹湘、參謀長袁良惠（政委程翠林已戰死）和師部以及第101、第102團共500多指戰員向東突圍。在連續突圍中，隊伍多次被沖散，傷亡人數劇增。

12月9日，紅34師師長陳樹湘、參謀長袁良惠率余部在湘南永明搶渡沱水時，遭到當地保安隊的襲擊，陳樹湘不幸腹部受了重傷。陷入昏迷中的陳樹湘被俘了。敵保安司令立即命令下屬用擔架抬著陳樹湘去請賞。而重傷的陳樹湘從昏迷中醒來后，一看被敵人捉住了，就趁敵人不備，扯開腹部的繃帶，忍著巨痛，將自己的手插進傷口之中，掏出自己的腸子，愣是活生生地用力扯斷，壯烈犧牲。時年29歲，實現了他“為蘇維埃流盡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紅34師余部，在參謀長袁良惠、第101團團長嚴鳳才率領下，轉戰湘南的道縣、永明、江華、藍山、寧遠之間的山區，隊伍最多時發展到300多人，並建立了3支游擊隊。到1935年冬，他們不幸被國民黨軍重兵包圍，戰至彈盡糧絕，大部犧牲。曾經為保衛中央蘇區和為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作出重大貢獻的、主要由閩西子弟組建的紅34師，終於用自己的生命與鮮血，唱完了悲壯的戰歌。

過了湘江后，朱良才被送到軍委總醫院。在醫院，他看到由於接連打大仗、惡仗，傷員急劇增加，有限的醫護人員根本就照顧不過來。再加上由於“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領導，部隊越打越少，紅軍的前途也越來越渺茫，發牢騷的，講怪話的，鬧情緒的，也越來越多。於是，他就主動幫助醫護人員做起傷病員的思想工作來。

正忙得焦頭爛額的軍委總衛生部部長、兼總醫院院長的賀誠（開國中將），一見到這個情況，趕緊找到朱德總司令和周恩來總政委，非要求將朱良才留下來當政委。

於是，朱德總司令和周恩來總政委親自跟朱良才談話，讓他一邊養傷，一邊當上了軍委總衛生部的政委。同時，還兼著總醫院政委和干部休養連的黨支部書記。

1935年4、5月間，干部休養連在貴州盤縣與雲南平彝（富源）交界地區的一次行軍中，敵人的飛機來轟炸。為了掩護因無法行走，仍躺在路中央擔架上隻有一條腿的重傷員——紅三軍團第12團政委鐘赤兵，已經隱蔽到路邊樹林中的休養連干部賀子珍，冒著敵機轟炸的彈雨硝煙，奮不顧身地沖了出去，扑在傷員的身上……

敵機飛走了，朱良才立即帶頭沖了上去救護。他發現，賀子珍身上十數處負傷，身上總共嵌進了17塊彈片，血流滿身。

朱良才親自組織人砍樹棍，制作了一副簡易擔架，護送賀子珍上了長征路……

1937年12月，賀子珍路經蘭州去蘇聯治病時，特意和朱良才合影照相，以示留念。這也是賀子珍上世紀三十年代離開中國時，與井岡山戰友的最后一張合影照片。

1937年蘭州：朱良才（左）與賀子珍（右）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朱良才被調到紅四方面軍第31軍擔任了軍政治部主任。

長征結束后，朱良才參加了為打通國際路線而組建的西路軍。西征失敗后，他在馬匪騎兵的圍追堵截中，孤身一人，靠要飯，一直走了36天，行程1000多公裡，終於找回部隊。

返回部隊后，朱良才被中央任命為專職負責營救西路軍失散被俘人員工作的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的“吳秘書長”。這期間，他動員一切力量，想盡一切辦法，建立了地下情報網，開辟了地下交通線，還在敵人的監獄裡成立了地下黨支部，短短半年，就營救了2000多名西路軍失散被俘人員。

1938年2月，完成營救西路軍失散被俘人員的任務后，朱良才奉命回到延安，一面在中央黨校參加了半年的學習，一面向黨中央做了系統的匯報。匯報完畢后，毛澤東夸贊他是：“軍之良才”。

前排左7毛澤東﹔二排左5朱良才，右6韓偉

抗日戰爭期間，朱良才主要在晉察冀軍區工作。先是任三分區政委和軍區政治部副主任。1940年7月，晉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舒同調到延安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秘書長兼宣傳部長，朱良才被任命為政治部代主任、主任。

晉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朱良才

朱良才在負責政治部的工作期間，不僅創造性地提出並主抓了晉察冀軍區“創建模范黨支部”、“創建模范的黨軍——鐵軍”的活動﹔親自組織和領導了晉察冀軍區的三支文化“輕騎兵”：《抗敵三日刊》（后改名為《子弟兵報》）、《晉察冀畫報》和《抗敵劇社》﹔還通過對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柯棣華，戰斗英雄鄧仕均、爆炸英雄李勇、子弟兵的母親戎冠秀、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狼牙山五壯士、回民支隊、雁翎隊、敵后武工隊及地道戰、地雷戰、交通戰、麻雀戰、水上游擊戰等一大批影響了全國的英雄模范個人、集體和戰例典型的發現、培養和宣傳、推廣，極大地激勵和發揮了全體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進而帶動全體軍民更好地投入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業。同時，也為我們的民族和未來，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華北軍事政治大學政治委員朱良才

1949年8月至9月，朱良才先后接到了中央軍委的兩個任命書：一個是任命他為華北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還一個是任命他為華北軍政大學政治委員。

這時的朱良才，一個人擔負起了兩個大單位的領導工作，任務十分繁重和艱巨。但是，為了不辜負黨和人民的信任與重托，他不顧自己已經是傷、病纏身，體質虛弱的實際情況，仍然是殫精竭慮，日以繼夜地工作、操勞。時間一長，就終於累病了，近一米七的個子，瘦得還不到90斤，隻好邊工作邊治病。不僅保証了華北軍區和華北軍政大學兩個大單位的工作井井有條，運轉正常，還向黨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毛澤東同志表揚他“對於黨的指示……朱良才是聞風而動，很有政治頭腦。”

20世紀50年代中，毛澤東就開始考慮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並多次在不同場合號召年大體弱的老同志主動讓位給年富力強的同志。

知道這些情況后，已經擔任北京軍區政治委員的朱良才，根據自己傷、病較多、較重的身體情況，決心帶頭響應毛澤東的號召，並3次向當時兼任中央軍委副主席並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周恩來當面陳請。

1958年11月，朱良才關於主動讓位給年富力強的同志的報告，中央正式批准了。

1958年年底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說到朱良才主動讓位的事，大家都很感慨，毛澤東夸獎他“覺悟高”，周恩來稱贊他“思想開明”，鄧小平表揚他“顧全大局”。

就這樣，朱良才成為新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主動讓位的開國將軍。

新中國成立初期朱良才、李開芬夫婦

朱良才、李開芬夫婦與子女：（后排從右至左）老四朱新春、老三朱新民、老大朱新加、老二朱新華、老五朱筱秋

從一線領導崗位退下來后，朱良才並沒有在家裡安享清福，而是開始撰寫文章，宣傳革命傳統。他這一生，公開發表的文章隻有4篇，而這4篇，全寫的是井岡山。

其中，《朱德的扁擔》這篇文章一問世，就轟動了全國。各省市紛紛找上門來，要求他將通俗、易懂，生動、精彩，篇幅不長的《朱德的扁擔》和《一根燈芯》列入中、小學語文課本之中。

朱良才很痛快地答應了。但條件是：一不署作者的姓名，二不談稿費。按他的話是：“講的是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又不是講我，署我的名干嘛！要記，就記住毛澤東和朱德嘛！教育后代，談什麼錢！”

從1959年《朱德的扁擔》被選入小學語文課本到現在，都60多年了。僅僅從1961年到1995年由教育部統管全國中小學教材的這有據可查的35年中，《朱德的扁擔》這篇文章，就先后101次被選作全國小學、初中、特教、成教和教參中的語文課文。在這35年的時間段內，僅僅是小學生的課本，少說也有好幾個億的印量。可是朱良才，沒有收取過一分錢的稿費。

朱良才逝世后，遵照他的遺願，安葬在了井岡山革命烈士陵園。陳雲為他題寫了碑名：“紀念朱良才同志”。

開國中將韓偉

韓偉（1906-1992年），湖北省黃陂縣（今武漢市黃陂區）人。1922年參加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6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北伐戰爭和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歷任排長、副連長、中隊長、大隊長，支隊長、團長、師長、軍區參謀長。

1934年11月的湘江戰役中，紅34師第100團團長韓偉率余部約300人，掩護師部突圍后，在貓兒園附近再遇強敵。在彈盡糧絕之后，為了不當俘虜，韓偉率僅剩的14個人，毅然從山崖上跳了下去……當場犧牲11人，摔昏3人。在尋找紅軍的路上，第3營政委胡文軒和5連通信員李金閃又相繼犧牲，隻剩韓偉一人輾轉突圍。

后來，韓偉在武漢被國民黨逮捕，關進了監獄。

全面抗戰爆發后，國共兩黨再次合作。韓偉被黨組織營救出監獄。出獄后，他先是到延安，后到了晉察冀。先后擔任了晉察冀軍區軍政干部學校軍事教育主任、第2軍分區第4團團長、第9軍分區司令員、雁北支隊司令員等職。

解放戰爭中，韓偉任晉察冀野戰軍（后為華北野戰軍）第2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第67軍軍長，參加了太原戰役。

新中國成立后，韓偉先后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師范學校校長、華北軍區副參謀長、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北京軍區副司令員。

1992年4月8日，韓偉作為湘江戰役的幸存者，走完了人生的旅途。遵照遺囑，其骨灰與長征時紅34師第100團1600來名閩西子弟兵一起，安葬在閩西革命烈士陵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