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夕立規矩

《新中國從這裡走來》（油畫）

　　“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這是1948年12月20日《中國青年》復刊之際發表的毛澤東同志的題詞。這個題詞，精煉概括了加強紀律性和革命勝利的關系。此前，1948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九月會議”）時就指出，我們的戰略任務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突出強調了加強紀律性的極端重要性。“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口號鮮明響亮、朗朗上口、深入人心，有力地凝聚起全黨共識，很快化為各級黨組織和黨領導下的軍隊的行動。

       大別山裡的電文

　　解放戰爭時期，為了加強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毛澤東於1948年1月7日親自起草了《關於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規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

　　蒼茫的大別山起伏連綿，關山阻隔，封鎖重重。那時，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在大別山區剛站穩腳跟，戰斗環境緊張，又面臨缺衣缺糧的險惡環境。時任中原局書記的鄧小平克服艱苦條件，嚴格聽從中央指示，貫徹執行報告制度。一份份電報成為中央和地方聯系的紐帶，一串串電台的“嘀嗒”聲代表著黨中央的聲音、代表著黨組織貫徹中央指示的行動。從那時起直到1952年調到中央工作，除特殊情況向中央申明原因外，鄧小平堅持約兩個月向中央寫一次書面報告。毛澤東曾表揚說：“書記在前線亦是可以做報告的，鄧小平同志在大別山那樣緊張的環境亦做了幾次很好的報告。”

　　中央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后，毛澤東非常關注各地土改情況，向鄧小平電報詢問新區土改的六個問題，鄧小平立即深入到大別山各縣調查，逐一作答。大別山期間，毛鄧就土改問題往來電報達10次之多，這些報告大部分是鄧小平在行軍途中，倚著馬鞍，點著油燈撰寫的。根據調查研究了解到的情況，鄧小平於1948年1月30日向黨中央提交了《關於大別山的階級情況與幾個政策的問題》的報告，3月8日又作了《關於進入大別山后的幾個策略問題》的綜合報告。

　　報告總結了進入大別山后的工作經驗，並對大別山地區土改中存在的“左”的問題及其危害，進行了分析，提出了建議。

　　3月14日，毛澤東在給鄧小平的復電中說道：“來電悉，非常之好。立即轉發各地仿照辦理。”6月6日，鄧小平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起草了《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土改與整黨工作的指示》。毛澤東將這份報告轉發給其他的中央局，並高度肯定：“有了中原局這個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發文件了。”

　　1948年，鄧小平赴西柏坡參加“九月會議”，還把進軍中原一年來的工作情況和經驗寫了詳細的書面報告呈給中央。會議結束送別時，毛澤東對鄧小平說：“我們明年見面時，全國的形勢一定比今年更好！”鄧小平說：“毛主席、黨中央看得遠。我回去后要和劉伯承同志很好地研究一下，我們應當發揮更大的作用。主席、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我想一定能夠完成。”

       野戰軍不“野”民心即勝利

　　“保護城市人民的生命財產﹔保護工廠、商店，禁止拆毀機件、搬取物資或私自沒收強購……”開封博物館收藏著一份解放戰爭時期的入城紀律守則。現在看來是泛黃發舊的一張紙，紙上的內容卻是當時戰士們嚴格遵守的鐵律。

　　1948年6月，開封戰役前，中央軍委就頒發了入城紀律守則，華東野戰軍政治部也向攻城部隊頒布了政策和紀律，號召大家當執行黨的城市政策和革命紀律的模范。在一次巷戰中，某班同志進入一座漂亮的洋樓，屋子裡一個人也沒有，展現在眼前的是床上的紅綢緞、繡花枕頭皮和精致的被單。部隊前進時，屋裡一切東西都原封不動。野戰軍不“野”，每個同志都做到了秋毫無犯。

　　紀律就是形象，正是鐵一般的紀律，讓解放軍深受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我們黨正是有了人民群眾這個后盾，才無往而不勝。開封戰役開始時，解放軍某部進入離開封十余裡的一個村庄，該村群眾因受國民黨謠言欺騙，大部分離開了。部隊領導號召戰士們為房東看好門，保存好東西，喂好牲畜。解放軍到村外地裡找老鄉宣傳，向他們揭穿國民黨的謠言，說明解放軍的政策，后來群眾慢慢地回來了一些。房東大娘起先還很害怕，但剛一進門，戰士就端開水給她喝，又看到她的牛已被戰士們喂得肚子圓圓的，大娘可樂了。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全村群眾很快都回來了。老鄉們說：“解放軍這樣愛民，古今中外哪裡去找這樣的好隊伍。”於是群眾們紛紛磨面、蒸饃、綁擔架，支援解放軍解放開封……

　　朱德同志曾說，“我們既要會打仗，又要能執行政策，遵守紀律，隻有這樣，才能團結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隻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擁護，我們才能勝利。”無數事實也証明，嚴明的紀律是我們黨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不斷取得事業成功的重要保証。

       始終牢記和堅持“兩個務必”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召開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會上，毛澤東預言，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為此，他提出了加強作風建設的要求，即要求全黨同志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這就是被我們黨始終牢記和堅持的“兩個務必”。

　　“一進城市，大家對居住、生活條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愛從好的方面去布置。”“似乎大家都變了，要能維持簡朴的作風，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誘實在太大。”這是楊尚昆在1949年初寫下的一則日記。楊尚昆時任中央秘書長兼軍委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負責中央機關向北京轉移的具體事宜。這則日記是他從西柏坡出發前往北京記錄下的個別機關紀律鬆弛的現象。

　　楊尚昆所記載的事件並非個例。面對迅速到來的重大勝利和可喜局面，一些黨員干部的精神開始懈怠起來，頭腦中或多或少地產生了享樂思想。這些現象如果任其發展下去，我們難免有重蹈李自成覆轍的危險。

　　“兩個務必”的提出恰如一針清醒劑，警示全黨要防止出現、及時發現和糾正思想行為上的“病灶”。這正是中國共產黨勇於直面問題、常懷憂患意識的鮮明體現。

　　（摘編自《中國紀檢監察》2019年第19期 宋梁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