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於歷史使命從事歷史研究

　　呂振羽（1900—1980年），湖南省武岡縣（今屬邵陽縣）人，“馬克思主義史學五大家”之一。他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開拓者之一，習近平總書記評價他是為我國當代哲學社會科學發展進行了開拓性努力的“名家大師”。呂振羽的史學研究，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史學求真與致用辯証統一的根本特質，值得后世繼承發揚。

　　胸懷歷史責任感

　　呂振羽在他生前編定的《呂振羽史論選集》中這樣寫道：“回顧五十年來，我從選題到著述，每每是感於歷史使命。”誠懇地表達了其學術思想的核心要義。

　　呂振羽走上歷史研究、歷史著述之路，源於他深沉的拯救國家民族於水火的歷史責任感。1921年，他懷著“實業救國”的志向考入湖南工業專門學校電機工程專業，但在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年代，這一志向很難實現。在校期間，他認識了革命者夏明翰，聽李達講授唯物史觀、現代社會學等課程，思想出現重大轉變。他開始關注社會現實，專門研究中國外交和社會治理等問題，發表《中國外交問題》《鄉村自治問題》等文章，提出對外爭主權、對內重民生，以及建立鄉村自治等具有改良傾向的主張。大革命失敗后，他東渡日本留學，在經過探索、比較后，最終轉向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經濟史，踏進歷史學領域。

　　呂振羽撰寫的歷史著作，無不浸透著對現實的深切關懷。他認為，歷史學具有“鑒往知來，正確地把握歷史的規律性，認識現社會的客觀動向，指導群團、民族、人類努力的方向，提高人類的創造作用”的功用。他的著作如《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不僅是為廓清中國古史之迷霧，也是為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從歷史上尋找路徑。在抗戰時期所著的《中國社會史諸問題》中，他批判了各種錯誤的中國社會史觀點，特別是對日本軍國主義御用文人秋澤修二等散布的“侵華有理”論予以嚴厲駁斥。他響應周恩來號召，撰寫《簡明中國通史》，激發人們的愛國熱忱和奮起抗戰之勇氣，使青年人認識到今日中國“是通過了中華民族的祖先數千數萬年的斗爭，即民族的群團生存斗爭的歷史過程而來的。這是祖宗遺給全民族共有的遺產，我們不隻要共同來承繼，更須一體堅持我們不侵犯他人一寸土地一分權利，也不讓他人侵犯我們一寸土地一分權利的原則來保障它”。1947年完成的《中國民族簡史》更是預見到抗戰勝利結束：“中國國內民族問題，客觀上已迫切需要解決﹔在我們的主觀上也早已提到行動的日程。”這些歷史著述，無不體現他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他把這種責任感概括為“歷史使命”，反映出他堅持經世致用史學追求的高度自覺。

　　既開拓創新又求實求精

　　開拓創新是呂振羽從事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無論是放眼整個中國近現代史學史，還是從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視角來考察，呂振羽的學術地位都是非常重要的，其根據就是他作出了許多創始性貢獻。在1934年出版的《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中，呂振羽運用神話傳說、文獻資料、考古資料，研究了殷以前的社會，突破了現代實証史學的藩籬，填補了中國原始社會史研究的空白﹔在1936年出版的《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中，他最早提出殷代奴隸社會說，糾正了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關於殷代是處於原始社會的觀點。他首創西周封建說，此說得到翦伯贊、范文瀾等人的贊同和進一步論証，是中國古史分期影響最大的觀點之一﹔最早對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階段性進行劃分，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進行考察。他於1937年出版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是最早用馬克思主義系統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著作，1941年出版的《簡明中國通史》上冊是最早用馬克思主義撰寫的中國通史，1947年出版的《中國民族簡史》是最早運用馬克思主義撰寫的中國民族史專著。這些成果足以說明呂振羽的學術風格——善於開拓、勇於創新。誠如學者評論的，呂振羽的史學始終包含著淋漓的創新元氣。晚年，即使身處逆境，他仍然不忘開拓史學新篇章。他曾詠詩明志，曰：“腦力衰頹羨歲華，倔強猶欲看錐花。近今史事須雕續，往舊哦吟待選拔。民族余編胸有數，哲人補述尚多家。卅年假我殷勤學，夫婦同窗願不賒。”

　　求實、求精是呂振羽治學的又一特點。侯外廬評價呂振羽說：“振羽的作風特別求實而不尚空談。”呂振羽主張研究學術要有科學的態度，惟真理是從。他說：“治學要老老實實，實事求是，既不標新立異，同時也反對保守，不為以往的結論所束縛。要通過自己的具體研究，敢於用新結論代替舊結論。”他對自己經過認真探索而得出的結論並不輕易改變。如郭沫若1945年出版的《十批判書》，一定意義上是對馬克思主義史學陣營同道學術分歧的回應，包括針對呂振羽的古史分期觀點。呂振羽在認真研讀后表示：“我把郭先生這部大著細讀了三遍，細心考慮了郭先生的高見后，便更決心要把自己過去的全部見解，深入的去檢討一遍。”“不過又應聲明，在我還沒有得出自我檢討的結論以前，對自己原來的見解，現在還是堅持的。”

　　雖然堅持擇善而固執之，但呂振羽絕不掩蓋自己的失誤，一旦發現錯誤，就勇於承認和改正。他在新中國成立前的某些歷史著述，固然充滿朝氣和學術創造力，但由於他身處動蕩的環境，生活常居無定所，查找資料困難，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錯訛。如柴德賡教授曾指出《簡明中國通史》中的問題。呂振羽一方面說明了客觀原因，即當時寫作下冊時“連二十五史及年表之類的書報也找不到手，僅能憑日文材料和極少數的中文書籍作參考”，另一方面虛心地接受批評意見，盡可能地進行修改。他於1951年、1953年、1955年對《簡明中國通史》連續作了三次修訂，他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也是經過多次修訂，不斷向讀者、學者請教，聽取他們的意見，直到晚年仍希望能彌補這部著作“不夠細致全面的地方”。在1961年增訂的《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中，他根據新的調查資料和地下考古發掘資料，增加了《我國若干少數民族的原始公社制或其殘余》《地下出土的遠古遺存和我國原始公社制時代的歷史過程》，使論証更臻完善。

　　新中國成立后，在肩負繁重行政工作的情況下，他依然把大量精力用在對自己著作的修改和增訂中，充分體現出他對待學術研究和撰述工作一直都是精益求精、追求完美。

　　致力於歷史教學

　　1960年，中央高級黨校正式聘請呂振羽做兼任教授、歷史教研室顧問，他開始在中央高級黨校講授中國歷史、指導研究生、傳授治學經驗，為中央高級黨校的歷史教學和學科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教學期間，呂振羽多次談到自己的治學經驗。在歷史研究的方法論上，呂振羽強調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重要性，主張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史與論的統一。他認為學習和研究歷史，要處理好約、博、精的關系。“約”是指閱讀一些主要的史書，掌握相關的研究成果及其內容。“博”就是要博覽，古今中外的著作，各種原始資料、筆記、札記等都要廣泛涉獵。內容由專史、斷代史再到通史，並進行分類排隊，將它們貫串起來。“精”就是精選一門，或專史或斷代史，把與此相關的資料都找出來，集中閱讀和研究，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進行分析，與各家學說進行比較，真正弄通弄懂。他教導研究生，要“博”中有“約”，由“約”到“精”，由“專”到“通”，才能有所收獲。

　　作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大師，呂振羽特別謙虛，他非常尊重其他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學術成果，對於與自己不同的學術觀點，總是採取探討商榷的態度，從不以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他主張學術民主，倡導百家爭鳴。他平易近人，關心、愛護、幫助青年教師的成長。其德業風范為中央高級黨校的青年教師樹立了良好的榜樣。